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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让我们吃得太饱了?

 

  “中国杂交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逝世,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觉得实在有必要写点什么。我可以过几个星期再写,也可以马上就写,我决定马上就写。
 

  我是山西太原人。不过与山西人给一般人留下的刻板印象不同,我并非从小只吃面食,也不是很爱喝醋。事实上,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喜欢米饭胜过喜欢面食。后来我到北京上学,开始接触植物学,于是知道了稻米分成两类:长而细的籼米,短而粗的粳米。粳米主要是北方吃的,籼米主要是南方吃的;我在太原吃的一直都是粳米,到了北京吃的基本也都是粳米。

  2014年,我到重庆工作了半年,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地在一个南方城市生活。一开始我以为重庆作为南方城市,吃的应该是籼米,但我很快发现,无论是大学食堂,还是街头小饭馆,端上来的米饭仍然是粳米。这一年秋,我来到上海工作,并一直定居至今。上海也是南方城市,但主要吃的竟然还是粳米。

  我不确定当时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都怪袁隆平让你们吃得太饱了”这样的句型和表情图片,但当时很多人已经把填饱中国人肚子的功劳归于袁隆平,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我知道,袁隆平的杂交稻都是籼稻品种。如果连重庆、上海这样长江流域的大城市都不太吃籼米的话,那么袁隆平到底让谁吃饱了呢?

  后来我知道了答案,比我一开始想的还令人意外:如果仅以袁隆平及其团队培育的品种而言,直接被他们喂饱的人,比起中国庞大的人口总数来,可以说寥寥无几。袁隆平当年培育的杂交稻“南优2号”,刚推广没多久,就因为大面积爆发矮缩病,而颗粒无收。后来,是另一位农学家谢华安培育的杂交稻“籼优63”挽救了杂交稻的声誉,很快成为播种面积第一的杂交稻品种。谢华安也因此在2007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这个答案,来自曾经在《凤凰周刊》供职的媒体人黄章晋在2018年写的一篇文章《袁隆平神话:杂交水稻之父是怎样升起的?》。当时,袁老不仅健在,而且身体还不错,所以黄章晋这篇文章中不乏尖锐之笔。袁老去世之后,这篇文章又被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提起,其中的尖冷之辞惹恼了很多沉浸在悲痛之中的网民。我在微博上互相关注的一位博物馆从业者,就激动地大骂“黄章晋真是王八蛋”。

  然而,尖刻归尖刻,这篇文章(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文章)中的一些事实并无问题,仅仅在于你怎么评价。

  就杂交稻品种的培育而言,除了谢华安院士之外,还有一位颜龙安院士,甚至比袁隆平团队更早培育出了三系(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杂交稻中的不育系。又有一位张先程,最早培育出了可以应用的恢复系。在袁隆平团队里面,最早在海南鉴定出野生不育植株“野败”的是李必湖,但向李必湖提供信息的则是海南当地的农场技术员冯克珊。1981年,国家政府要给杂交稻颁发特等发明奖时,获奖人按顺序分别是袁隆平、颜龙安、张先程、李必湖,冯克珊被完全排除在外。而在奖状之上,更是只写了“袁隆平等人”,自颜龙安以下,都被“等”掉了,颜龙安因此非常不满。

  此外,还有一位朱英国院士,完全不用“野败”作为材料,而是自行培育了 “红莲型”不育系,时间并不比颜龙安和袁隆平各自培育出“野败型”不育系晚多少,但很可惜,当时全国科研大协作的焦点全集中在“野败型”之上,“红莲型”遭到冷遇,直到21世纪,“红莲型”才终于育出了新优品种,得到大面积推广。又有一位周开达院士,也培育出了自己的不育系,在西南地区应用较多。复有一位石明松,是“两系法”杂交稻的最早育种人,可惜英年早逝。最后还有一位杨守仁,是最早在中国发展“超级稻”育种理论的学者。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把上面提到的人名再默写一遍:谢华安,颜龙安,张先程,李必湖,冯克珊,朱英国,周开达,石明松,杨守仁。我承认,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他们的名字我是默写不下来的,这是我的错。

  青史昭昭,杂交稻作为一项大规模协作的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绝不止一人。不过,把籼型杂交稻的发明荣耀主要归于袁隆平,其他人简称“等人”,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袁隆平在1966年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从理论上奠定了后来三系法杂交配套的基础。虽然袁隆平不是三系法的创始人,他也是通过美国和日本学者的著述了解到这一技术方法,但在中国,他确实是理论上的第一人。

  然而,中国的籼稻并非只有杂交稻,也有很多常规品种,这方面也出了不少育种专家,比如胡培松院士。而且不要忘了,在杂交稻培育之前,20世纪50年代,华南地区的籼稻已经通过矮化育种有过一轮产量增长。首先是华侨甘利南从东南亚带回了矮秆品种“矮脚占”,然后洪春利、洪春英在本土稻种中发现了矮化的“矮脚南特”,它们都为黄耀祥院士的育种提供了重要材料。

  而且,正如我在本文一开始说的,比起籼稻来,中国还有大量的粳稻。与籼稻不同,杂交粳稻栽培面积不算大,以常规品种为主,因此粳稻的育种与袁隆平关系就不是很大了。今天我们都知道,东北的黑土地盛产优质粳米,然而了解历史后,我才惊讶地知道,东北粳稻最早是在清朝末年由朝鲜族移民引入的,此后又陆续引入了大量日本的优质品种,再后来,正是在这些日本品种的基础上培育出了五常大米等本土品种。(不仅如此,中国南方的优质粳稻品种,有些最早也是来自日本,比如“农垦58”。)粳稻育种领域也有自己的专家,比如黑龙江的徐一戎,以及辽宁的陈温福院士。请允许我把上面两段里的人名再默写一遍:胡培松,甘利南,洪春利,洪春英,黄耀祥,徐一戎,陈温福。对了,我还要提一下更早的水稻育种专家丁颖,他是中国水稻育种的奠基人之一。

  水稻之外,玉米、小麦这两种粮食作物,也有辉煌的育种历史,而且在增产方面比水稻的贡献更大。无论玉米还是小麦,又都可以举出一长串金光闪闪的专家名字,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从略了。

  然而,粮食增产,靠的仅仅是育种吗?只要想一想就知道,化肥,农药,土壤改良,水利设施,甚至粮食生产的激励制度,也都非常重要。这里面的每个领域,都又可以举出许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限于篇幅,这里也只能从略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中国有那么多的农业专家,为什么是袁隆平成了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黄章晋那篇文章中争议最大之处也就在这里。他以史学的笔法,分析了袁隆平的个人出身、气质和人际关系对他后来成为“农神”的作用。这样的分析,见仁见智,但我以为,黄章晋忽略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农神只能有一个?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也是见仁见智,但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凡人,记不住那许多名字。试看我上面举的那些育种专家及其贡献,虽然我很感兴趣,但也要复习多遍才能记住,你又如何指望对农学并不真感兴趣的普通人把它们都记住呢?

  然而,每个行业,又确实需要一个代表性人物、一个化身。袁隆平自然就成了中国农学界的这个代表、这个化身。当网民们到处转发那张“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让你们吃得太饱了”的表情图片时,袁隆平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形象,而是中国所有农学家的集合了。我甚至想到了2019年那部惊艳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里面的小白龙,肩负着整个龙族的希望,于是龙们纷纷拔下自己身上最硬的鳞片,给小白龙做成了一件坚不可摧的万龙甲。穿上万龙甲的小白龙,你能说它只是小白龙吗?

  把所有的丰功伟绩,都堆在一个人身上,这种“箭垛式的人物”(胡适语),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神话传说中常见的现象。就像我曾经总结过的:在中国古史传说中,黄帝不仅是帝系始祖,还是众多发明的创造者;连他的妻子嫘祖,都成了蚕桑业的创始人。和黄帝打仗的炎帝,后来也与神农合二为一,承担了教人稼穑、遍尝百草的繁重任务。周公作为西周初年的名人,也成了全套礼乐制度的制定者,还能解梦和教导新婚妇女行床笫之事。到了战国时期,民间又塑造出了好几个作为行业化身的人物形象,比如木工鲁班,大盗柳下跖,大纵横家苏秦,神医扁鹊。更不用说,很多清官断案的故事,在民间传说中最后全都归给包拯;很多大臣对皇帝刁难的机智回答,则不是归给纪晓岚就是归给刘墉。今天袁隆平的“农神”形象,就是这些民间集体记忆的最新创造。你可以说这是在“造神”,但也得承认,这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族群共通的最朴素的想象方式。

  我对袁隆平院士本人,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恰恰相反,他在逆境之下对科学的追求,非常值得后人学习。饶毅先生曾经写过文章,介绍袁老1966年论文的写作经过。当中国的遗传学界和农学界因为压力只能接受苏联传来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时候,袁隆平通过自身实践和向师长请教,否定了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确认了孟德尔-摩尔根理论的正确性,为后来杂交水稻的突破奠定了科学基础。

  只是我总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是不是可以尽量试着跳出这种宣传式的话语体系,去对中国的农学史多做一些了解,多记住别的一些人名?我看到了Ent写的一篇文章,介绍袁隆平不仅是“中国粮食问题的大功臣”,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环保英雄”,文章后面又出现了“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学家”“袁院士和他的所有同行”等语。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写,但是我还是想说,其他那么多农学家,在我们的笔下,能不能不只简化为袁隆平名字后面的“等人”?无论“等国”还是“等人”,都是一种不正常的语言,是对现实的歪曲,对意义的遮蔽。

  我也衷心规劝科普界的同行,如果不了解相关的农业史知识,不要贸然碰这个选题。一般人说“袁隆平让中国人吃饱了”情有可原,科普工作者也说这个,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