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西太原人。不过与山西人给一般人留下的刻板印象不同，我并非从小只吃面食，也不是很爱喝醋。事实上，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喜欢米饭胜过喜欢面食。后来我到北京上学，开始接触植物学，于是知道了稻米分成两类：长而细的籼米，短而粗的粳米。粳米主要是北方吃的，籼米主要是南方吃的；我在太原吃的一直都是粳米，到了北京吃的基本也都是粳米。

　　2014年，我到重庆工作了半年，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地在一个南方城市生活。一开始我以为重庆作为南方城市，吃的应该是籼米，但我很快发现，无论是大学食堂，还是街头小饭馆，端上来的米饭仍然是粳米。这一年秋，我来到上海工作，并一直定居至今。上海也是南方城市，但主要吃的竟然还是粳米。

　　我不确定当时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都怪袁隆平让你们吃得太饱了”这样的句型和表情图片，但当时很多人已经把填饱中国人肚子的功劳归于袁隆平，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我知道，袁隆平的杂交稻都是籼稻品种。如果连重庆、上海这样长江流域的大城市都不太吃籼米的话，那么袁隆平到底让谁吃饱了呢？

　　后来我知道了答案，比我一开始想的还令人意外：如果仅以袁隆平及其团队培育的品种而言，直接被他们喂饱的人，比起中国庞大的人口总数来，可以说寥寥无几。袁隆平当年培育的杂交稻“南优2号”，刚推广没多久，就因为大面积爆发矮缩病，而颗粒无收。后来，是另一位农学家谢华安培育的杂交稻“籼优63”挽救了杂交稻的声誉，很快成为播种面积第一的杂交稻品种。谢华安也因此在2007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这个答案，来自曾经在《凤凰周刊》供职的媒体人黄章晋在2018年写的一篇文章《袁隆平神话：杂交水稻之父是怎样升起的？》。当时，袁老不仅健在，而且身体还不错，所以黄章晋这篇文章中不乏尖锐之笔。袁老去世之后，这篇文章又被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提起，其中的尖冷之辞惹恼了很多沉浸在悲痛之中的网民。我在微博上互相关注的一位博物馆从业者，就激动地大骂“黄章晋真是王八蛋”。

　　然而，尖刻归尖刻，这篇文章（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文章）中的一些事实并无问题，仅仅在于你怎么评价。

　　就杂交稻品种的培育而言，除了谢华安院士之外，还有一位颜龙安院士，甚至比袁隆平团队更早培育出了三系（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杂交稻中的不育系。又有一位张先程，最早培育出了可以应用的恢复系。在袁隆平团队里面，最早在海南鉴定出野生不育植株“野败”的是李必湖，但向李必湖提供信息的则是海南当地的农场技术员冯克珊。1981年，国家政府要给杂交稻颁发特等发明奖时，获奖人按顺序分别是袁隆平、颜龙安、张先程、李必湖，冯克珊被完全排除在外。而在奖状之上，更是只写了“袁隆平等人”，自颜龙安以下，都被“等”掉了，颜龙安因此非常不满。

　　此外，还有一位朱英国院士，完全不用“野败”作为材料，而是自行培育了 “红莲型”不育系，时间并不比颜龙安和袁隆平各自培育出“野败型”不育系晚多少，但很可惜，当时全国科研大协作的焦点全集中在“野败型”之上，“红莲型”遭到冷遇，直到21世纪，“红莲型”才终于育出了新优品种，得到大面积推广。又有一位周开达院士，也培育出了自己的不育系，在西南地区应用较多。复有一位石明松，是“两系法”杂交稻的最早育种人，可惜英年早逝。最后还有一位杨守仁，是最早在中国发展“超级稻”育种理论的学者。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把上面提到的人名再默写一遍：谢华安，颜龙安，张先程，李必湖，冯克珊，朱英国，周开达，石明松，杨守仁。我承认，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他们的名字我是默写不下来的，这是我的错。

　　青史昭昭，杂交稻作为一项大规模协作的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绝不止一人。不过，把籼型杂交稻的发明荣耀主要归于袁隆平，其他人简称“等人”，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袁隆平在1966年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从理论上奠定了后来三系法杂交配套的基础。虽然袁隆平不是三系法的创始人，他也是通过美国和日本学者的著述了解到这一技术方法，但在中国，他确实是理论上的第一人。

　　然而，中国的籼稻并非只有杂交稻，也有很多常规品种，这方面也出了不少育种专家，比如胡培松院士。而且不要忘了，在杂交稻培育之前，20世纪50年代，华南地区的籼稻已经通过矮化育种有过一轮产量增长。首先是华侨甘利南从东南亚带回了矮秆品种“矮脚占”，然后洪春利、洪春英在本土稻种中发现了矮化的“矮脚南特”，它们都为黄耀祥院士的育种提供了重要材料。

　　而且，正如我在本文一开始说的，比起籼稻来，中国还有大量的粳稻。与籼稻不同，杂交粳稻栽培面积不算大，以常规品种为主，因此粳稻的育种与袁隆平关系就不是很大了。今天我们都知道，东北的黑土地盛产优质粳米，然而了解历史后，我才惊讶地知道，东北粳稻最早是在清朝末年由朝鲜族移民引入的，此后又陆续引入了大量日本的优质品种，再后来，正是在这些日本品种的基础上培育出了五常大米等本土品种。（不仅如此，中国南方的优质粳稻品种，有些最早也是来自日本，比如“农垦58”。）粳稻育种领域也有自己的专家，比如黑龙江的徐一戎，以及辽宁的陈温福院士。请允许我把上面两段里的人名再默写一遍：胡培松，甘利南，洪春利，洪春英，黄耀祥，徐一戎，陈温福。对了，我还要提一下更早的水稻育种专家丁颖，他是中国水稻育种的奠基人之一。

　　水稻之外，玉米、小麦这两种粮食作物，也有辉煌的育种历史，而且在增产方面比水稻的贡献更大。无论玉米还是小麦，又都可以举出一长串金光闪闪的专家名字，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从略了。

　　然而，粮食增产，靠的仅仅是育种吗？只要想一想就知道，化肥，农药，土壤改良，水利设施，甚至粮食生产的激励制度，也都非常重要。这里面的每个领域，都又可以举出许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限于篇幅，这里也只能从略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中国有那么多的农业专家，为什么是袁隆平成了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黄章晋那篇文章中争议最大之处也就在这里。他以史学的笔法，分析了袁隆平的个人出身、气质和人际关系对他后来成为“农神”的作用。这样的分析，见仁见智，但我以为，黄章晋忽略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农神只能有一个？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也是见仁见智，但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凡人，记不住那许多名字。试看我上面举的那些育种专家及其贡献，虽然我很感兴趣，但也要复习多遍才能记住，你又如何指望对农学并不真感兴趣的普通人把它们都记住呢？

　　然而，每个行业，又确实需要一个代表性人物、一个化身。袁隆平自然就成了中国农学界的这个代表、这个化身。当网民们到处转发那张“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让你们吃得太饱了”的表情图片时，袁隆平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形象，而是中国所有农学家的集合了。我甚至想到了2019年那部惊艳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里面的小白龙，肩负着整个龙族的希望，于是龙们纷纷拔下自己身上最硬的鳞片，给小白龙做成了一件坚不可摧的万龙甲。穿上万龙甲的小白龙，你能说它只是小白龙吗？

　　把所有的丰功伟绩，都堆在一个人身上，这种“箭垛式的人物”（胡适语），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神话传说中常见的现象。就像我曾经总结过的：在中国古史传说中，黄帝不仅是帝系始祖，还是众多发明的创造者；连他的妻子嫘祖，都成了蚕桑业的创始人。和黄帝打仗的炎帝，后来也与神农合二为一，承担了教人稼穑、遍尝百草的繁重任务。周公作为西周初年的名人，也成了全套礼乐制度的制定者，还能解梦和教导新婚妇女行床笫之事。到了战国时期，民间又塑造出了好几个作为行业化身的人物形象，比如木工鲁班，大盗柳下跖，大纵横家苏秦，神医扁鹊。更不用说，很多清官断案的故事，在民间传说中最后全都归给包拯；很多大臣对皇帝刁难的机智回答，则不是归给纪晓岚就是归给刘墉。今天袁隆平的“农神”形象，就是这些民间集体记忆的最新创造。你可以说这是在“造神”，但也得承认，这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族群共通的最朴素的想象方式。

　　我对袁隆平院士本人，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恰恰相反，他在逆境之下对科学的追求，非常值得后人学习。饶毅先生曾经写过文章，介绍袁老1966年论文的写作经过。当中国的遗传学界和农学界因为压力只能接受苏联传来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时候，袁隆平通过自身实践和向师长请教，否定了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确认了孟德尔－摩尔根理论的正确性，为后来杂交水稻的突破奠定了科学基础。

　　只是我总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是不是可以尽量试着跳出这种宣传式的话语体系，去对中国的农学史多做一些了解，多记住别的一些人名？我看到了Ent写的一篇文章，介绍袁隆平不仅是“中国粮食问题的大功臣”，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环保英雄”，文章后面又出现了“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学家”“袁院士和他的所有同行”等语。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写，但是我还是想说，其他那么多农学家，在我们的笔下，能不能不只简化为袁隆平名字后面的“等人”？无论“等国”还是“等人”，都是一种不正常的语言，是对现实的歪曲，对意义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