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花八门的悔过书：
“悔过书”，作为中国贪腐官员向党组织和办案机关交代内心独白与自我反思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体”，成为普通公众了解“落马”官员的一种公开化的“私人档案”。悔过书是“规定动作”吗？悔过书要写什么？写的好坏与否，对于落马官员的最终量刑有没有影响？
贪官的悔过用语逐渐多元。在此前的报道中，人们也发现，通常讲话索然无味的贪官们，写起悔过书来却都变成了才子。“对不起党”的哭诉，与抱怨交友不慎，感叹“二奶”毁其仕途的悔过逐渐交织在一起。
在已曝光的多名贪官的“悔过书”中，少的如文强悔过书仅一页纸，多的洋洋洒洒上万字；有的官腔套话连篇，还有的甚至吟诗作赋。“悔过书”内容大同小异，一些落马官员甚至会大段照搬照抄其他贪官的“悔过书”。
对于贪官来说，写下“悔过书”有可能会影响法官的量刑。广西桂林某监狱某管教表示，在法庭判决之前，如果写了悔过书，就有可能减轻刑罚。
不过有律师表示，写“悔过书”既不属于自首，也不属于立功，法院是不会根据这一点对一个被告人减轻处罚。
“才华横溢”型：尹春燕
据《广州日报》报道，湖南省株洲市房产局原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因受贿罪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在“双规”期间，尹春燕写下了3300多字的悔过书：“……人年轻时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了一定层次，要学会用减法生活。我现在不仅是心累，而且心里被赎罪、愧疚充满……”
“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这是在悔过书的开头，尹春燕引用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尹春燕的悔过书是我见过的处级干部中文采最好的。”参与调查的一位株洲市纪委工作人员说。
“以退为进”型：文强
重庆市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其悔过书中就写道，十多年里他一直在公安局担任副局长，总觉得自己业务熟、有能力、付出的多、取得的成绩也不少。尤其是看到比自己资历短、业务又不熟悉，甚至还是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人，都提拔到与他同一级的职务，甚至更高的职务后，“思想上不能正确对待，产生不满情绪，升官不成，就乱用权……”
在各种贪官受贿的庭审中，这种“悔过”的论调常常会出现，这其实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即以“悔过”为名，实则进行“辩解”。
“怪组织没提醒”型：李人志
据《检察日报》报道，2010年9月14日，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正厅级）和妻子解亚玲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甘肃省武威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李人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受贿罪判处解亚玲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其在悔过中写道，“我曾经有过美好向上的追求，也想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没想到如今却沦为一名罪孽深重的阶下囚。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我就可能不会犯罪，即使犯了也会有所收敛，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严重程度。”
“出身贫苦”型：许迈永
据《检察日报》报道，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里自述，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
并且还欠了一屁股债，他本人也曾经“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过。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好，收入大大增加，条件极大改善，家里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要。
“迷失方向”型：张绍仓
据《检察日报》报道，张绍仓，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兼任皖能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此前曾任安徽省计划委员会商贸处处长、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
张绍仓的悔过书中说“工作前期，我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想法，走上领导岗位后，我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坐标，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以企业的大功臣自居，处处说一不二，把企业的人事、财务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对重大事项往往是我先拿定主意，集体议事过程仅仅是花架子，常常演变成下属领会和执行我事前已作出的决定的会议。
“腐败害怕”型：袁俊维
袁俊维，四川省乐山市委原副书记，曾任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委书记，乐山市委常委、秘书长。袁俊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数十次收受20余人送的贿赂款物，总额达393．6万元人民币、2.5万美元。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袁俊维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袁俊维在悔过书里自述：“随着收受贿赂次数的增多，数额的增大，自己也曾感到害怕，心理压力与日俱增，经常晚上睡不着觉，做噩梦，每当看到一起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都要紧张好几天”。
“细数功劳”型：余天奇
追忆往日的政绩和风光，是贪官悔过书中的常见题材，借历史功绩来求得谅解。“我在任时为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因贪腐落马的万县市原水电干部周某在悔过书中的话。
“过去30年，我一直引以为自慰的是：清正廉洁，被人们传为美谈”、“我的专家论文在国家级专家论文集上登载”。重庆万州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局长余某的悔过书中，同样用上千字的篇幅讲述自己的“昨日辉煌”。
“不死非信”型：郑筱萸
据人民网报道，侥幸心理是官员受贿犯罪的“障眼墙”。侥幸心理是明知自己的行为错误，并会产生不良甚至严重后果，而寄希望于这些后果不会发生的一种投机心理。侥幸心理的突出表现就是“碰运气”、“碰上就倒霉，碰不上就赚一把”。
郑筱萸在《悔恨的遗书》中写道：“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王怀忠临死前说过：“看来这次中央反腐败是动真的了。我的死刑再一次证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自我表扬”型：王开健
除了自我辩护，甚至还有官员在“悔过书”中进行自我表扬。据《检察日报》报道，2011年5月，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重庆市忠县原副县长王开健受贿案。在法庭上，王开健声泪俱下地进行了“悔过”。
他先是着重强调了自己是个“好官”，30年从政经历中“前20年”能廉洁从政。然后话锋一转，称妻子长期患病花了不少钱，且随着他年龄的增大，家庭对钱的需求的增长，他开始“碍于情面”收下了一些“朋友”送来的钱。
二、雷人的贪腐理由：
“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大凡贪官都是翻云覆雨、势利轻薄的小人，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方的能说成圆的，把臭的能说成香的，把丑的能说成美的，连腐败都能找出“充足理由”，以致闹出许多政治笑话，让人既感滑稽荒诞，又觉可恨可恶。
本文在此列举贪官们N个雷人的腐败理由，供读者鉴赏，看贪官咋给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因买官卖官、收受贿赂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官念”是：“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他看破红尘，对妻子的悄悄话是：“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
他还对办案人员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春节收红包属于礼尚往来。送者是出于情意，收者岂能驳他们的面子；这就像小孩子们收压岁钱一样，正常得很，不违法!”
渝中区环卫二所原所长范方华被称为“史上最倒霉的贪官”。他原本想捞一把，收受贿赂近30万元。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竟然被行贿人“算计”，最终不仅退回贿金，而且还倒贴40万元“封口费”。因而，当他被指控收贿时，“委屈”地说，“我也是受害者啊!”
辽宁省沈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原局长郭久嗣：“我对钱看得很淡。如果我想捞钱，老婆去世，儿子结婚，操办一把，弄个几百万没问题。可我没这么做，如果我真的爱财的话，决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可就是他，受贿300多万元，与5个风尘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花8万元买一夜之欢。
被称为“三玩市长”(玩权、玩钱、玩女人)的湖南省郴州市原“三玩”副市长雷渊利，2008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刑二十年。在一次警示教育大会上，雷渊利忏悔称，自己先后有过好几位情人，被她们弄得头昏脑涨，为了满足她们的金钱欲望才大肆受贿。
原郑州市电业局物资公司经理李明学，利用职务之便，共贪污、受贿及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款项合人民币1006万元。但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李明学锒铛入狱之际的一句感慨：“不能当领导，当领导身不由己。”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原院长刘松涛收受贿赂130余万元，贪财好色。他能言善辩，自诩为“有情人”，在审判席上一语惊人：“有很多女人喜欢我，我也没办法”。可谓巧言如簧、厚颜无耻。其实，他的“女人缘”缘自权力和地位。
“都怨我不懂法、不学法，才落到今天的地步”，成为贪官们最爱说的腐败理由。辽宁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2001年10月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缓。
2002年3月2日慕绥新因癌症去世。他在落网后表示：“我的法律知识太贫乏，基本上不懂法——我是在双规之后才弄清楚受贿的定义的，在之前我认为我的行为不是受贿，因为我收的钱多数是在事后，事前没有谈过。”
湖南省常德市委原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彭晋镛，受贿42.07万元;侵吞公款65618.24元;有110.2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他的逻辑是“看到别人都在弄钱，我不捞钱，感到孤独。”
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被称为“海南第一贪”。2001年8月13日在执行死刑前他忏悔说：“我如果有一个好老婆的话，如果她及时提醒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很多东西受她影响，我讲她不听。”
潼南县委原常委、常务副县长谭新生承认收受“礼金”、“奖金”，但他辩称：“我没有受贿动机，所履行的是正常职务行为，是为了发展经济，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2010年4月7日，据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报道，日前，山西吕梁上水西村村支书王某成了网络红人，这名村支书上任不到一年，工作粗暴，说话霸道，还贪污腐败，对于举报的人实施打击报复。据一位曾向其讨要说法的村民说，这个村支书曾当面对他说：“我不贪污，当官干啥。”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已走近人生末路。他在悔过书中用大段篇幅发牢骚，把自己腐败的原因部分归结为仕途多年原地踏步，没能升官，“升官不成，就乱用权”，升官不成便腐败。
海口市交通局原局长吴淑楷受贿100.9万元，在法庭上提出了辩解，称妻子当时得了癌症，花费巨大，自己收受贿赂是为给妻子治病，是“非常之事，非常之时，非常之机，非常之急”。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微机接口实验室原负责人徐晶贪污公款90余万元，其中30万元则给她在国外读书的女儿支付学费，徐晶表示：“我觉得，这也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
湖南省株洲市房产管理局房地产权属和市场管理处原处长尹春燕被称为“悔过书文采最好的副处级女贪官”。她在悔过书中写到：“我是学法律的，知道受贿是触犯法律并被定罪判刑的，但是当时太不把它当回事，开始随波逐流。一种‘大家都这样’的想法，泯灭了我心中对法律应有的敬畏。”
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共计受贿22.5万元，他认为自己尽管收受钱财，但用于了帮助下属乡镇、企业、学校，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是一种非常规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在“杀富济贫”。
甘肃省庆城县原县委书记张畅钰对受贿辩称:“他在我办公室里谈完事后放下5万元就走，如果我追出去拒收，很有可能伤害了我们县民营企业家的自尊心，万一导致项目夭折，我岂不是成了人民的罪人。”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骄奢淫逸，到外地出差时，经常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落马后他为自己辩解，“皇帝还有三宫六院，我有两三个相好算什么?”
“不收就对不起他们”，堪称世界上最矫情的腐败理由。江苏省睢宁县水利局原局长张新昌对于收受多位下属钱物的辩解颇有“创意”，他在法庭上说：“行贿的人都是含着眼泪让我把钱收下的，我觉得我不收就对不起他们。”
2011年7月15日，重庆市垫江县政府原常务副县长赵应明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剖析自己的堕落原因时，他特别提到：“是枕边风把我带上了犯罪道路。”
2012年5月中旬，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挪用公款1个亿、受贿2510万元，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他竟然说：“其实我并不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