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散人：
早就听说习近平重视传统文化，看来并非虚传。
在外媒的一篇报道（习近平的“七项超越”）中提到：根据维基解密，美国驻北京大使拍到华盛顿的保密电报透露，习近平对气功、佛教等表现出兴趣。（http://news.sohu.com/20140806/n403184508.shtml ）
在外媒的另一篇报道（“正在唤醒中国的习近平”）中提到：他将如何去做目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习非常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与深厚。（ http://news.eastday.com/c/20140819/u1a8290122.html ）
今年教师节他在北师大考察时说：教师职责第一位的就应该是“传道”。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他提出好老师的四条标准是：
有理想信念，能帮助学生筑梦、追梦、圆梦；
有道德情操，做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
扎实学识，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潭水；
仁爱之心，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
今天看到复旦大学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的一篇讲话，也许是受到了中共总书记表态的鼓励，中国思想学术界开始活跃起来，看来高校真正去行政化、打破单一意识形态控制、恢复思想学术功能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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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的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家怀特海德曾经批评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教育，他说大学教育的目的已经卑微到只教学生某些学科的一部分的专业知识，因为你不可能把专业也教完；而不是像古代书院里那样，哲学家们传递给弟子的是一种智慧。其实，当时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以他的切身体验发出呼吁，他说仅仅靠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得人类获得快乐而又有尊严地生活。虽然通过专业教育可以使他成为一部有用的机器，但不能造就和谐的人格。他同时也指出，学生必须对美和良好的道德有深切的感受，否则仅有专业知识的学生，不过更像是一条经过良好训练的狗。此话有点粗，但是爱因斯坦不是一个讲粗话的人。
由于现代职业极度分化、多元化，随之也导致高等教育的过度专业化。各类明确的职业指向使各种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让教育的意义变得越来越窄。教学的内容设定只是为了“就业”这个唯一的目标。这似乎是为了适应和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为社会提供一种及时的服务，但这样的教育其实是在自弃，不是育人。它严重地违背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基本原则，因为人不应仅仅是社会当中的一个部件而已。事实上，现在的大学包括复旦大学的毕业生的职业和所学专业的对口程度已逐年下滑，而且已经降到非常低了。也就是说你学这个专业，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并不一定是跟这个专业有关的。……… 。虽然专业知识是必须学习的，但是来到大学作为学生来讲，更重要的实际上是一个悟道的过程。
何为“道”？“形而上谓之道”，“道”首先是一套价值系统。儒学经典《大学》当中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中国人认为智慧是以善为基础的，因而道自然也就包含了善。不仅如此善还是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是道的终极目标。然而就现实来看，如果一个人对人类的存亡一点都不关注，对未来国家和民族将赋予你们的历史责任和担当一点都没有感觉，对崇高的价值体系没有过执着的追求，他就会缺少一个积极而又严肃的价值系统。这样的人在思想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必定会迷失自我。因此责任和担当应该是对道的一种悟，也是道的一种具体的外在表现。我曾经多次说过，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个人包括对自己、对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有责任感。如果学校的教育只是重视一些专业的知识教育，而不重视德性的培养，那么很可能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
我们每一个人在对积极而严肃的价值的追求当中，都不得不去思考一些十分基本的问题，这也是建立价值系统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这些问题包括人类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类的终极命运到底会怎样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很大，现在甚至于未来没有人能够对这样的问题提供一种完整的答案，但是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思考。因为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才能获得一套崇高的价值。
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人文精神应该总是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并宣示崇高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他对崇高的价值体系的追求远远地高于他在物理上的巨大的成就。
所谓的“道”也是一种智慧。智慧很难定义，在我看来，智慧是一种思考、分析和探求真理的综合能力，是掌握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方法，也包含了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因此，智慧使人能够深刻地理解世上的事物乃至社会和宇宙。与智慧相比，知识只是获取智慧和悟道的一种途径而已。我们常说的升值引以为荣的智力只是“形而下谓之器”当中的“器”而已。就获取知识而言，在今天网络时代，我们有了更多的渠道来获取知识，尤其是诸如慕课等等网络视频课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大学教育获取知识的方式。以至于有人认为，在网络教育时代，大学教师将沦为节目主持人；而更加危言耸听的是，就连我们大学存在的必要性都应该受到质疑了。
其实这种担忧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早在上世纪60年代，哲学家罗素就指出过学习并不是一个传播知识的过程，当然其中某些东西确实需要传播，但教师不是传播中唯一起作用的人，也不是最重要的人。注意，知识传播过程中，教师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可以从图书馆获取信息，现在途径更多了。如果我们把大学只是理解为课堂上的知识传授，也就是传道授业当中的授业，学生也只是去接受授业，那么上述的担忧当然就不无道理。因此当时罗素就提醒我们，说教师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教师应该做的是引导学生自己去领悟知识。如果教师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播者，那么教师可能是要失业了。其实，教书育人自古就是为了使得学生的心智更加成熟、人格更加独立，惟有人格的独立，方可获得智慧。因此，教育更为重要的内涵是传授思维方法，而学习的本质那就是获取隐藏在各种知识背后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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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技术的挑战下，大学应将教育、教学更多的转向传道意义上的智慧教育，即授人以渔，以传授思维方法为主的教育。这种转变与其说是变革，还不如说是高等教育的某种回归，回到古代、古典关于教育的定义，回到更加注重智慧传授的教育，回到中国人说的传道。从而也能够让学生在大学里的学习获得更多的智慧，获得一套崭新的、合适的思维方法。
悟道必须坚持持续的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就是思考和思想。只有经过思考才能达到释惑，也才能解决你心中长久存在的一些迷惑的问题。曾经有人说过，没有经过谨慎慎思的生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也表明思考的重要性。当然“思”还是思想，我们虽然习以为常地说这个世纪是一个知识的时代，这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仅有知识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的是思想。脱离了思想，脱离了对道德的知识，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其它任何什么学科，一定都是一把双刃剑，可能造福于人类，也可能祸害甚至毁灭人类。要让知识真正服务于人类未来的命运，我们更需要的是思想和智慧，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道，以及对道本身的思考，思考人类的大道，思考我们每一个专业学科中的专业之道。人类近一两个世纪的巨大发展，基本上是基于20世纪中叶思想家们和哲学家们的思想而来的。
人类在近一两个世纪以来，由于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也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的巨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法则、社会法则对人类自由的限制。但是我认为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思想极度贫乏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所依据的所有思想，其原初和原形基本上都是在中世纪时候所诞生的。因此我更加希望在新世纪初时，将知识的时代转换成为一个思想的时代，转换成一个一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辈出的时代，转换成一个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思想家辈出的时代，因为科学也需要思想家。我曾经说过，一个国家有再强的经济军事，若没有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它最多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国家而已。同样，如果人类出不了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们就很难解决当今和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而又复杂问题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