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不必拘于格律、不可因辞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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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30年代初，鲁迅偶然看到了毛主席写的一首词，毫不客气地评价道：“颇有山大王气质”。后来毛主席知道了就哈哈大笑，认为他说得没错，自己正是一个“红色山大王”。
一、天生的红色诗人
毛主席1893年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喜欢读古文和诗词歌赋。和历史上所有的天才诗人一样，毛主席8岁就能作诗了。
毛主席13岁时作的《赞井》，从诗中一句“小鱼囿井中，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就可以看出来他远大的志向。鲁迅点评的那一首词，写于1928年前后。
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入井冈山。第二年，二十八、二十九军团向湖南冒进，遭致失败。
毛主席闻讯率军前去支援，这首词就写于那个时候，题为《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这首词是在作战的过程中写成的，全文采用口语，不用典故与修辞。显得非常朴素，因此鲁迅不太看得上。毛主席后来写了很多诗词，大部分都比这一首水准高。
在文学上，毛主席也是一个天生的改革家。他从不拘泥于修辞，只要感情到位，他的作品并不严格追求合仄、押韵。在这个问题上，提出来的不只是鲁迅一人。
因为长期深入了解人民群众，毛主席习惯采用群众能够听懂的通俗的语言进行创作。因此我们如今阅读他的作品，明显要比阅读古代诗词更容易上口。
虽然毛主席的诗词作品，没有严格追求合仄、押韵，但是他也没有就此完全放弃古体诗词的格律，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进行创新。
在取舍之间，毛主席让汉语的音韵美与本身的情志的舒展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他写出来的词作，往往令人觉得气象阔大、豪气干云。
所以有人说，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近70年来，没有人古体诗词的创作水平与受欢迎的程度，能与之比肩。
如今的人总是在纠结，写诗到底要不要遵守格律，总是在说格律限制了他们的发挥。这样的困惑，其实本身就是才气不足造成的。
按照毛主席这种方式去创作古风诗词，就是正确的革新道路。能遵守格律时就严格遵守，假如格律、平仄会影响情感的表达，那么就不要拘泥于这些了。
完全放弃格律、押韵的现代诗，事实上只能在小众范围内传播，并不能被如今的人民群众接受。否则中央电视台那个《中国诗词大会》，也不可能仅仅靠着“比赛背诗”就走红了。
二、鲁迅“毒舌”底气足
前面我们说了毛主席的诗词，现在再来说说鲁迅，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地去点评别人的诗词呢？
鲁迅一直都有写旧体诗的习惯，而且作为一名专业的文人，他早在1912年，就在报纸上发表过《哀范君三章》这样的旧诗。
许多人不知道，鲁迅写过很多名句。除了常见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以外，还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以我血荐轩辕”、“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等等。
鲁迅的这些诗歌，毛主席后来都有研究过，并且还间接帮鲁迅做了大力推广。
尽管“五四运动”以后，鲁迅一直告诫中国的年轻人少读或者不读中国的古书，并且在汉字拉丁化的问题上“跑偏了”，但是他本身从来没有放弃采用半文言文来进行创作。
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如今的小朋友读他的文字，总觉得磕磕巴巴，不顺畅。鲁迅最擅长杂文，用语也脱胎自文言文，所以他一直用“半文言文”写散文。
在写“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样的诗歌，他仍然讲究传统诗词的对仗。他因此被郭沫若骂成“前清余孽”，而他又反过来骂写《女神》的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这两个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一个人的思想进步了，可是语言风格还是在守旧，另外一个人思想与语言都进步了，可惜是步子迈得有点太大了。
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鲁迅写诗，是讲究传统的。而毛主席则不一样，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但是又没有像郭沫若走向“新诗”的极端。
没有读过鲁迅全部的诗，不知道他是否在创作生涯里，始终严格主张遵守诗词格律规范。但是考虑到他专业作家的身份，他在这方面有严格要求，也属正常。
比如写诗一定要用雅言，不能够用过多的白话；要讲究对仗，讲究修辞，要有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等等。
那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毛主席的《西江月·井冈山》，这是一首战场上即兴创作的词，肯定不会符合鲁迅的要求。
不过毛主席创作诗词，本来就不是为了去参加文坛盛会，他是为了给最普通的士兵和老百姓看。半个多世纪后，大浪淘沙，时间已经证明，还是为人民而创作的诗歌，更具有生命力。
诗人是毛主席的副业，不过他的副业做得一点也不比主业逊色。他为人的胸襟和气度，就和他后来创作的《沁园春·雪》一样辽阔、广大。
并且他对鲁迅先生的“毒舌”还颇为欣赏，而且后来鲁迅先生作品中的许多名言，都是经毛主席引用过后，才广为人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