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页

 

写诗:不必拘于格律、不可因辞害意

 

以下内容转录自网络文章

上个世纪30年代初,鲁迅偶然看到了毛主席写的一首词,毫不客气地评价道:“颇有山大王气质”。后来毛主席知道了就哈哈大笑,认为他说得没错,自己正是一个“红色山大王”。
一、天生的红色诗人
毛主席1893年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喜欢读古文和诗词歌赋。和历史上所有的天才诗人一样,毛主席8岁就能作诗了。
毛主席13岁时作的《赞井》,从诗中一句“小鱼囿井中,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就可以看出来他远大的志向。鲁迅点评的那一首词,写于1928年前后。
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入井冈山。第二年,二十八、二十九军团向湖南冒进,遭致失败。

毛主席闻讯率军前去支援,这首词就写于那个时候,题为《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这首词是在作战的过程中写成的,全文采用口语,不用典故与修辞。显得非常朴素,因此鲁迅不太看得上。毛主席后来写了很多诗词,大部分都比这一首水准高。
在文学上,毛主席也是一个天生的改革家。他从不拘泥于修辞,只要感情到位,他的作品并不严格追求合仄、押韵。在这个问题上,提出来的不只是鲁迅一人。
因为长期深入了解人民群众,毛主席习惯采用群众能够听懂的通俗的语言进行创作。因此我们如今阅读他的作品,明显要比阅读古代诗词更容易上口。
虽然毛主席的诗词作品,没有严格追求合仄、押韵,但是他也没有就此完全放弃古体诗词的格律,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进行创新。
在取舍之间,毛主席让汉语的音韵美与本身的情志的舒展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他写出来的词作,往往令人觉得气象阔大、豪气干云。

所以有人说,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近70年来,没有人古体诗词的创作水平与受欢迎的程度,能与之比肩。
如今的人总是在纠结,写诗到底要不要遵守格律,总是在说格律限制了他们的发挥。这样的困惑,其实本身就是才气不足造成的。
按照毛主席这种方式去创作古风诗词,就是正确的革新道路。能遵守格律时就严格遵守,假如格律、平仄会影响情感的表达,那么就不要拘泥于这些了。
完全放弃格律、押韵的现代诗,事实上只能在小众范围内传播,并不能被如今的人民群众接受。否则中央电视台那个《中国诗词大会》,也不可能仅仅靠着“比赛背诗”就走红了。
二、鲁迅“毒舌”底气足
前面我们说了毛主席的诗词,现在再来说说鲁迅,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地去点评别人的诗词呢?

鲁迅一直都有写旧体诗的习惯,而且作为一名专业的文人,他早在1912年,就在报纸上发表过《哀范君三章》这样的旧诗。
许多人不知道,鲁迅写过很多名句。除了常见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以外,还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以我血荐轩辕”、“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等等。
鲁迅的这些诗歌,毛主席后来都有研究过,并且还间接帮鲁迅做了大力推广。
尽管“五四运动”以后,鲁迅一直告诫中国的年轻人少读或者不读中国的古书,并且在汉字拉丁化的问题上“跑偏了”,但是他本身从来没有放弃采用半文言文来进行创作。
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如今的小朋友读他的文字,总觉得磕磕巴巴,不顺畅。鲁迅最擅长杂文,用语也脱胎自文言文,所以他一直用“半文言文”写散文。

在写“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样的诗歌,他仍然讲究传统诗词的对仗。他因此被郭沫若骂成“前清余孽”,而他又反过来骂写《女神》的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这两个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一个人的思想进步了,可是语言风格还是在守旧,另外一个人思想与语言都进步了,可惜是步子迈得有点太大了。
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鲁迅写诗,是讲究传统的。而毛主席则不一样,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但是又没有像郭沫若走向“新诗”的极端。
没有读过鲁迅全部的诗,不知道他是否在创作生涯里,始终严格主张遵守诗词格律规范。但是考虑到他专业作家的身份,他在这方面有严格要求,也属正常。
比如写诗一定要用雅言,不能够用过多的白话;要讲究对仗,讲究修辞,要有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等等。
那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毛主席的《西江月·井冈山》,这是一首战场上即兴创作的词,肯定不会符合鲁迅的要求。

不过毛主席创作诗词,本来就不是为了去参加文坛盛会,他是为了给最普通的士兵和老百姓看。半个多世纪后,大浪淘沙,时间已经证明,还是为人民而创作的诗歌,更具有生命力。
诗人是毛主席的副业,不过他的副业做得一点也不比主业逊色。他为人的胸襟和气度,就和他后来创作的《沁园春·雪》一样辽阔、广大。
并且他对鲁迅先生的“毒舌”还颇为欣赏,而且后来鲁迅先生作品中的许多名言,都是经毛主席引用过后,才广为人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