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摘自：
http://slide.mil.news.sina.com.cn/l/slide_8_62085_39780.html?cre=sinapc&mod=g&loc=35&r=u&rfunc=86#p=1
据纽约时报22日报道，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近日首次披露了一份1956年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制的“核弹目标清单”，其中，北京被排在了第13位，文件还指明了攻击北京市及市郊丰台区，合计23个中心点。本期出鞘，我们以此为切入点，谈谈那些年中国曾遭遇过的核威胁。
1945年8月6日，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8月9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并以“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为标题。毛泽东看到报道后，立即找到社长博古和负责编辑的同志，进行了严肃批评，认为不应过分渲染原子弹的威力。
1946年8月6日，时逢广岛原子弹爆炸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枣园接受了美国记者安娜o路易斯o斯特朗女士的采访，作出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最初翻译译为scarecrow（稻草人），他认为用Paper
Tiger（纸老虎）更准确。从此，纸老虎一词一举成名。
然而，“纸老虎”毕竟也是老虎，它终究要跳出来试试自己能不能吓到人才肯罢休，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就遭遇了第一次核威胁。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从鸭绿江边一直撤至清川江以南，并继续撤向三八线。
11月20日，美国参联会正式建议，应着手研究对朝鲜、中国东北以及内陆实施核打击的目标问题。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抛出“战场指挥官（麦克阿瑟）将负责对核武器的使用。”
虽然在各方压力下，杜鲁门被迫正式声明“不使用原子弹”，但这仍是美国对新中国的首次核威胁。
1951年3月，志愿军在鸭绿江一带集结重兵，准备发动一场春季攻势；斯大林则命令苏军在远东集结大批潜艇和部队。4月，杜鲁门发表讲话警告苏联和中国。然而，朝鲜战场上战斗依然照常进行。杜鲁门下令向关岛地区紧急运送核部件，9架B-29轰炸机飞越太平洋，公开举行核战演习。
1951年4月末，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又一轮地面攻势后，华盛顿授权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可以对来自朝鲜半岛以外的空袭进行核报复。局势最紧张时，B-29轰炸机组已把准备投弹记入飞行日志。6
月，美侦察机超出以往的飞行范围，侵入中国东北和山东上空，收集空袭目标的情报。
1952年，艾森豪威尔赢得美总统大选。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同意用“强硬步骤”结束朝鲜战争。艾森豪威尔公开声称：我们应该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面对威胁，中国没有任何让步，美方最终坐到了谈判桌前。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美国才最终放弃了核打击计划。
不过转眼第二年美国就又祭出了核威胁。1954年，中国支援越盟在奠边府包围法军，为遏制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渗透，美国一度考虑让轰炸机从第7舰队航母上起飞，投掷三颗小型战术原子弹轰炸奠边府周围的越盟，以此来解围法军并威胁中国。不过由于美国高层的分歧，这一计划最终作罢。
1955年1
月，解放军解放浙江一江山岛，美国感到震惊，于是集结了由航母率领的大规模舰队在浙江沿海活动。2月16日，美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当然会使用某些小型战术原子武器”，意在向中国发出威胁，美军也制定了对中国发动核攻击的计划。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称：中国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局势。这给台海局势带来了转机。美国务卿杜勒斯立刻表示将与北京举行会谈，7月25日，中美两国分别发表了将于8月1日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谈判的新闻公报，第一次台海危机与核威胁一同告终。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大小金门等岛屿。当时美国务卿杜勒判断，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共识”。然而，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问题。面对毛泽东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十分恼火。
由于美国空军在1958年7月忙于应付黎巴嫩危机，开战后，帮助蒋介石协防的美军即遭遇战备不足的局面，于是命令关岛的5架B-47轰炸机处于警戒状态，为核攻击厦门做准备。一旦冲突升级，5
架轰炸机将使用1 -1.5万吨当量的战术原子弹（当量与广岛原子弹相近），对厦门进行空袭。
当时中苏间尚未翻脸，9月7日，赫鲁晓夫致函艾森豪威尔：美国在核垄断早已被打破的情况下，仍企图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这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因此，艾森豪威尔如果想用核武器袭击厦门，就不得不考虑苏联的态度。美国的这次核威胁最终在10月与历时64天的金门炮战一同结束。
在这一时期，除了美国曾对中国提出核威胁外，美国的亲密伙伴英国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想法。一份1956年的英军绝密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挑明：一旦东南亚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那么英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同时，因为担心中国会搞突然袭击夺取香港，也计划对中国发起核威胁。
1957年，英国空军部向总参部打报告，称由于航线沿途机场的跑道太短、支援设施有限，可以携载原子弹的英军轰炸机根本无法起降，建议英国在马尔代夫修建一个重型轰炸机机场，作为远程奔袭远东的落脚点，同时扩建新加坡的丁加机场，使其成为英国皇家空军核轰炸机中队的临时基地。
还是1957年，英国空军的原子弹轰炸机中队派出轰炸机，在没有携带原子弹的情况下对上述航线进行熟悉性飞行训练。1958年，英军决定在新加坡的丁加机场修建一个永久性的核武器储存基地。到1960年，英军已经开始制定对远东地区（中国）实施核打击的目标计划。
1960年，英国海军胜利者号和赫尔墨斯号航母抵达新加坡。轮番游弋东南亚地区，并且计划扮演重要的核打击角色。根据作战方案，核弹头与裂变物资平时分开放置，一旦形势需要，游戈在这一地区的英国航母就能把舰上的核武器卸到新加坡的码头上，然后运到丁加空军基地进行组装。
1962年，时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密令一架载有“红胡子”战术原子弹的英军运输机取道利比亚、也门和马尔代夫飞抵新加坡机场，4个原子弹轰炸中队同时进驻丁加机场，其中3个是具有高空投掷原子弹能力的“V”轰炸机中队，1个是可以进行低空原子弹轰炸的“堪培拉”轰炸机中队。
当时，英美两国相关负责人还曾多次在停靠香港的美军航母上就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举行密谈。然而，随着1964年中国原子弹实验成功，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英军存放核武器地人民的反对，中美关系的转暖，1971年，英国海军被迫撤出新加坡，对华和威胁的计划从此束之高阁。
谈到1964年中国原子弹实验成功，就不得不提在这次核试验之前，中国曾遭遇到的核威胁。从1961年起，美国利用从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多次飞临兰州等地侦查，还利用间谍卫星拍摄核设施照片。1961年美军报告称：中国可能在1962年底试爆原子弹，1965年拥有小型原子弹。
1963年1月，肯尼迪强调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4月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其中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不过美国军方认为此事应该与苏联合作，7月美国特使哈里曼赴苏联拜访赫鲁晓夫，但赫鲁晓夫对与美联手打击中国核计划不感兴趣。
美国于是研究了单独破坏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破坏罗布泊试验场等目标，由美或蒋军实施常规空中轰炸，或空投特种兵破坏。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作出答复，强烈建议改用核武器攻击。但在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遭遇刺身亡，该方案停摆，次年中国核武试验成功。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早已决裂的中苏两国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3次大规模武装冲突，苏方损失惨重。不久，苏军《红星报》便以不指名方式称，准备以强大核反击力量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于是同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便提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口号。
鉴于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强调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思想，全国转入战备，在京的主要领导人进行疏散，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处于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移，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这一系列事件对日后的中国影响深远。
于此同时，美国似乎察觉到了远东局势的变化，也有说法称是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曾向美通报苏联的计划，但遭到美国反对，于是苏联放弃了对中国核打击。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1969年中国面临的核危机也随之灰飞烟灭。
不过，国内也有学者认为，1969年美国帮助中国避免苏联核打击是一种演义。1973年基辛格来华时，周恩来就驳斥了这种说法。而苏联解体后，苏共中央对华关系的众多档案中也没有核攻击的记载。但在当时中苏互信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备战似乎是当时中国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
时光荏苒，如今中国的战略核反击力量已经日渐成熟，核大国对中国实施核讹诈的日子已经远去。当我们再度翻阅尘封的史料，会发现当初受威胁的人如今已成长为巨人，而曾经咆哮的“纸老虎”，却早已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失去踪迹。本期的出鞘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