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并非从印度佛教移植过来的宗派，而是中国佛教的产物。
禅宗认为自性是佛，心是万法之根本，所以他们主张修行实践的活动必须自立自主，既不应当依赖外力，也不必遵循外在的规范，而应当自作主宰。这就是禅宗对于修行实践的基本要求，慧能称之为“自悟自修”、“自修自作”、“自性自度”。
具体地说，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运用自己的智慧，改造自己的思想，实现自我超度。他认为觉悟解脱实际上就是自我超度，即依靠自己的内心的觉悟智慧克服自己的邪见烦恼，实现内心世界的自我转化。既然是自我转化，修行实践就只能依靠自心，而不能依赖他人和外在的佛。
一般的佛教信众往往口念阿弥陀佛，希望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西方净土。
慧能认为，作为修行目标的清净佛土并不在自心之外。往生西方净土的关键不在于求得阿弥陀佛愿力的支持，而在于做到内心清净，如果自心不净，任何外力都无济于事。
在他看来，既然自性是成佛的根据，那么修行实践的活动就不应向外追求，而应当向内自省，“佛是自性做，莫向身外求”，向外追求即属于“邪求”。
在他们看来，修行实践的方法就好比治病的药方，病症不同药也不同，修行实践的方法也不应有一定之规，而只能随机设立，灵活多变，这就叫做“法无定法”或“无法之法”。
针对传统禅法的弊端，慧能对坐禅和禅定提出新的界说，并据此认为禅定修习不必拘于任何固定的形式。他把坐禅解释为“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把禅定解释为“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
就是说，只要不对外境生起意念就相当于坐禅，只要心中没有执著、不被任何事相搅乱，就等于禅定。根据这样的理解，他主张禅的修习者既不用执著于心，也不用执著于净，并不用静坐不动，“但行直心”、“一切无碍”。
禅宗认为，如果人们的宗教实践是有意而为，那还不是真正的解脱；如果人们对待佛法也能做到无所用心，把宗教实践变成自然而然的活动，那才是真正的解脱。
无心并不是说没有意识，而是说内心没有分别的意识、没有自觉控制和人为努力的因素，亦即随心所欲、自然而然和自由自在的境界。（子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马祖道一把无心称为“平常心”，平常心就是“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就是对于是非、凡圣等等不存分别之想，抱着顺其自然、不加人为造作的心态。
如果人们能在佛法的实践中也能像吃饭、走路那样不需要自觉控制，那才是真正的“自在人”。
在他看来，当人的内心不再拘泥于佛法的时候，那就回复到平常的状态，而平常状态既是自然的状态，又是理想的状态。
从一般修行者的观点来说，修行实践的结果是“得道”，亦即获得佛法，包括对佛教真理的理解、领悟，以及对菩提、涅槃的理想境界的体验等等。在他们看来，如果人的内心从无佛无法的状态变成有佛有法的状态，那即
是从迷惑转为觉悟，从系缚转为解脱，所以“得道”或有所得才是理想的境界。换句话说，他们以为只要心中克服世俗的迷执、符合佛法的要求，那就是达到了觉悟解脱的境界。
然而在禅宗看来，迷执于世俗的利益固然不是解脱，束缚于佛法同样也不潇洒，真正的解脱是既要克服世俗的迷执，又要超越佛法的束缚，这就叫做“无所得”。
神会指出人有两种妄心，一种是对财色男女、园林屋宅等世俗利益的贪爱，一是对菩提涅槃、空净禅定等佛法的执著。前者是明显易察的“粗妄心”，后者是细微难见的“细妄心”。
对于一般的修行者来说，前一种妄心已经克服，后一种妄心根深蒂固。束缚修行者心灵的恰恰是后一种，它使人心束缚于佛法，所以叫做“法缚”。因此要想获得彻底的解脱，就不仅要克服世俗利益对人心的束缚，而且要克服佛法对人心的束缚。克服了佛法的束缚就叫做无所得，无所得才是根除了人心的病根。
百丈怀海把人们对佛法的贪求称为“佛病”，认为它是修行者最易感染而又最难克服的毛病，所以，只有克服了这种毛病，才是一个真正健全的人。
在禅宗看来，这三种人生境界属于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执迷于世俗利益的层次，它是最底层的；二是摆脱了世俗利益的拘束而又被佛法束缚起来，它虽然高于第一个层次，但还不是彻底的解脱；三是不仅克服了世俗利益的拘束，而且连佛法的拘束也已摆脱，这样才潇洒解脱、自由自在，所以是最高的层次。
可见禅宗所说的解脱成佛，并不是成为神仙上帝，而是成为无拘无束、彻底解脱的自由人。（钱塘散人：这类似于庄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