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学西被”

《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序言

林 鹏

（一）欧洲“近现代文明”源于“中学西被”

“文明”（法语：civilisation）一词来源于中国。17—18世纪时，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部分先进人士对中国文明有了清晰的印象，于是导入了“文明”的概念，掀起反对基督教的“启蒙运动”。与启蒙运动“文明”含义——进步、创造、礼乐和高尚——形成对照，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来说“文明”是个贬义词；它意味着：人脱离上帝，而自作自受——原罪爆炸，充满灾难，走向毁灭。后来，西方实际上所走的“文明”之路则是“中表西里”，实质上是走进了“上帝的怪圈”——“创世→末日”，暂时把原罪和灾难转嫁给了外部世界——新大陆（西印度）、亚洲（东印度）及非洲。

欧洲在与东方世界的早期接触中，受到亘久浩大的中国文明的震撼；以致连续两个世纪，欧洲都把中国作为其“近代转型”的文明样板。有一种说法：法国人自诩为欧洲的“文明传教士”；意思是说，与基督教的传播形成对照，法国所传的是“文明教”，而“文明教”的内容则是中国文化。早在16世纪末的法国学者斯卡利杰说：“中国人在正义的制度下过着太平的生活，……这让基督教统治面对耻辱。”[①]查尔斯·费希尔说：“在1785年之后，人们每每称法国为‘欧洲的中国’。”[②]法国路易十四效法中国宫殿生活，建造凡尔赛宫，并开展模仿华夏的“礼仪运动”；其后百余年间，欧洲各国纷纷跟风，形成了大规模竞相营造宫殿的风潮。此前的欧洲，只有城堡，没有宫殿。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19世纪的概念。而在14—16世纪欧洲，并不存在一场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换句话说，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应该正名为“中学西被”运动，用英国学者孟席斯的话说，叫做“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也说：鉴于中国的科技发明把欧洲人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北京启迪意大利文艺复兴可能不亚于欧洲本身。[③]

伏尔泰说500年前欧洲无人识字。“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俄罗斯，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账簿。”[④]

伏尔泰是十八世纪人，他说的500年前大约为距今700年前，即所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当时的欧洲基本上是文化荒漠。

明朝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到海外去传播中国文化。据东西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不仅到达了印度洋、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而且还曾造访美洲与澳洲，同时还于1434年派遣分队到达意大利佛罗伦萨。当时的佛罗伦萨是教皇的驻地，郑和的副使在那里与教皇尤金四世进行了会面，并向欧洲传播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包括明朝郑和的《星历表》，元朝的《授时历》及科技专著《农书》刻印本等大量信息。[⑤]中国到海外的活动，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与西方“发现”新大陆的殖民灭绝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郑和下西洋传播文化的半个多世纪之后，西方开始了所谓“发现”新大陆及开通东印度航道的“探险”之旅。这种从大西洋出发的探险之旅，无论向西还是向东，始终以寻找中国为目标。当时在欧洲人的地理知识中，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大陆及群岛称为“印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旅所设定的向西航行目的地是“印度的泉州”、“印度的杭州”、“印度的广州”及“印度的日本”；泉州、杭州、广州不用说都是属于中国的地理区域，而日本显然也是属于中国文化影响的区域。

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之后，以为自己到了接近“印度的日本”的地方，前方不远就应该是“印度的杭州”（中国）了，因此将所到达的地方称为印第安（印度）。后来人们才知道，哥伦布所到达的地方并非中国（印度），而是一块新的陆地，因其航路方向由西取道大西洋，因而称之为“西印度”。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达·伽马在探寻“东印度”之旅的目的地也是中国。“东印度”是相对于西班牙之“西印度”（新大陆）而言的，达·伽马在到达了今天的印度半岛南端城市古里时，称印度半岛为“小阿拉伯半岛”，并非“东印度”之旅的目的地。待其夺取马六甲，蛰居澳门后，总算可以远眺“东印度”之旅目的地——中国——的腹地了。早期欧洲称太平洋为“中国海”（或译秦海），称东印度群岛（包括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等）为“大中国海群岛”。在当时欧洲人贫乏的地理概念中，无论“西印度”还是“东印度”，起初都是以对中国的想象为背景的。

在“东印度”航路开通后不久，西方传教士即由澳门而进入中国。这些传教士以耶稣会士们最为著名，他们在致力于中华归主（基督教征服中国）事业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宋明理学、中国儒学经典等传回欧洲，引起了基督教观念支配下的欧洲社会的巨大反响，从而形成了“中学西被”的一个新阶段。

学术界有一个词汇叫做“东学西渐”，我们认为这个概念不能很好描述这一大规模文化传播运动的实际情况。“东学”的“东”是一个以西方中心论为背景的地理概念，偏于“远东”一隅，是个贬义词；“西渐”的“渐”所表示的是小规模、长时间的缓慢渗透，不足以描述中国学术在短时间内大规模覆盖欧洲“文化荒漠”的景象。相比之下，“中学”是一个中国文化的概念，表示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而“西被”则说明中国文化西传欧洲时，好像是铺天盖地而来，势不可挡。因此我们觉得使用“中学西被”这个概念比较贴切。

（二）“中学西被”举隅：西方历史学观念的起源

历史学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在历史长河中，唯有中国有着不间断的纪年记录。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大一统的政治文化，颁行统一的历法是天子的职责；只有通过统一的政令，才能颁行统一的历法。另一方面，因为中国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重视历史记载的文化传统，历代的历史典籍车载斗量，不可胜数。据记载黄帝时“大挠作甲子”，创造了干支法，起初用于记日；周朝的《四分历》开始将其用于纪年，东汉时复用《四分历》，明确采用干支法纪年，黄巾起义“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其用例。干支纪年法的特点是便于计算、记忆，掐指一算就有结果，不会产生年代错乱。这种六十花甲干支纪年法方便、实用，几千年一直沿用至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上欧洲从来没有过政治统一，因而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纪年法存在。欧洲开始有历史纪年，出现在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后，即在17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历史纪年有了初步了解之后。我们今天常听说西方古代有所谓“古希腊奥运纪年”、“雅典执政官纪年”、“斯巴达监察官纪年”、“古罗马建城纪年”等概念，其实这些说法都是出于后世的伪造。就中世纪以前的欧洲而言，只有神话传说，没有历史记录。

西方的“格列历”来源于元代的《授时历》

从历法来说，中国上古文献《尚书·尧典》就已经明确提出一年为366天[⑥]，杜预《长历》曰：“《书》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将1年365又4分之1天说成366天，是因为“举全数而言，故曰六日，其实五日四分之一。”《史记·历书》记载了黄帝制订历法：“黄帝考定星历”；三代的历法：夏正、殷正、周正[⑦]以及汉代的太初历等。经过历代不断修订，元代所测定、颁行的《授时历》则进一步精确化，将一年确定为365.2425日，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日仅差25.92秒，达到了在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实际测量之前所能达到精准度的极限。

在《授时历》颁行后300多年，欧洲才有了“格列历”（格里高利历），现代世界通行的历法就是以“格列历”为基础的。然而，这部“伟大”的“格列历”是从哪里来的呢？据说是16世纪意大利医生、天文学家、哲学家、年代学家阿洛伊修斯·里利乌斯（Aloysius Lilius，约1519-1576）与克拉乌（ChristophorusClavius）等学者对古罗马“儒略历”加以改革制成的一种历法，由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颁行。无巧不成书，剽窃中国纪年将其用于西方历史的“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在第二年（1583年）发表了这方面的专著《时间校正篇》（Opus de emendatione tempore）；他没有提到“格列历”，却“造出”一个“儒略历”。（详见本书第2 章诸玄识先生的考证）

既然不存在所谓古罗马的“儒略历”，那么“格列历”的来历也就成了问题。事实上，“格列历”与早于它300余年的《授时历》如出一辙[⑧]；因此，与其说“格列历”是教皇格里高利对“儒略历”的改革，毋宁说“格列历”就是《授时历》的翻版。不仅“格列历”袭用了《授时历》，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也脱胎于《授时历》。哥白尼“日心说”直接抄袭了雷乔蒙塔纳斯，而雷乔蒙塔纳斯的知识来源就是中国元朝的《授时历》。从1504年起，哥白尼已在波隆那获得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天文学概要》，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概要》抄袭了郑和的《星历表》，而郑和的《星历表》则以郭守敬的《授时历》为基础[⑨]。这就是“西历”的来历。

“西元”纪年出现于耶诞17世纪

说了“西历”，再说“西元”。20世纪为西方霸权扩张的极盛期，整个世界都被迫采用了一种被称为“公元纪年”的耶诞纪年法，以耶稣诞生为公元元年。1949年9月27日中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西元。”然而，这种耶诞纪年法实际上是欧洲人在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一套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纪年后，才导入欧洲“历史学”的。“用耶稣诞辰作为公元纪年基点的方法要晚得多。1627年，裴达提乌斯首次在历史著作中使用了公元纪年，到18世纪被西方各国学者广泛接受。这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公历纪年。”[⑩]

关于耶诞纪年法的出现时间，有人以比德所著《英吉利教会史》为依据，主张早在8世纪时英国的教士比德在基督教修道院中就采取了这种纪年法；实际上这种说法不可靠，因为《英吉利教会史》不仅是孤证，并且确实是一部伪书。[11]而所谓的“公元纪年”为6世纪宗教法规学者小狄奥尼修斯所创立的说法，更是无根游谈，不值一驳。

在“中学西被”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在伦理和政治方面给欧洲带来了广泛的影响；1740年之前欧洲发现中国历史纪年，所造成的影响则尤为震撼。

欧洲的“创世纪”纪年法

18世纪时，欧洲的世界历史纪年依然处于一片蒙昧之中。当时，欧洲人在对照中国历史纪年，清理《圣经》年代时，发现不同语言版本的《圣经》之间，关于创世纪的时间完全牛头不对马嘴。

当佩迪库罗索（Pediculoso）修士——人称贫者——启程去圣地时，拉古萨[12]的嘉布遣修会会长要求他：“请给我带回《圣经》希伯来语原文文本、撒玛丽亚原文文本和由七十子编篡的《圣经·旧约》译本，它们记载的洪水发生的年代分别为创世1,656年、2,309年和2,062年；请将这三个文本统一起来，学习普吕施（Pluche）院长的做法，得出一个准确的年代来。”[13]

嘉布遣修会是当时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的方济各会的分会，其会长提出对于圣经不同版本时间体系进行统一的要求，反映了欧洲天主教应对中国纪年挑战的迫切性。

1769年首次在日内瓦刊印的《阿玛贝德书简》中说：他刚刚读过一本世界通史，“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都从他们那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创世开始计算时代。我的欧洲学者向我出示了他们的宗教历书之一，大家由此可知其现在的同胞们生活于创世之后的5,552年或6,244年，也可能是6,940年，根据大家所希望的情况而定[14]。这种奇怪的做法使我惊奇。我曾问他同一种事件为什么会有三个不同的时代。我对他说：‘你自己不可能同时30岁、40岁和50岁，你们的宇宙怎可能会有三个互相形成鲜明对照的时间呢？’……”

“这同一部书论述了一个叫做亚当的世界第一人，该隐、马太和一名在洪水淹没了整个地球之后栽培了葡萄园的诺亚，最后是我从未听说过和从未在我们的任何书中读到的大量事物……。”

《阿玛贝德书简》继续写道：“我抱怨欧洲的这些不幸之辈，他们最多只是自69,649年以来才被造成，而我们的年代却已经是115,652年。我更抱怨他们缺少胡椒、桂皮、丁香、茶叶、咖啡、丝绸、棉花、油漆、神香、香料和一切能使生活变得较舒适的东西，……还有人声称他们在卡利卡特（Calicut,古里）仅仅为了胡椒就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这样做使印度人的天性感到战栗。印度人的体制无论如何也与他们不同，因为他们胸膛上长满了汗毛。”[15]

从这封书简中的关键概念胡椒、茶叶、咖啡、茶叶、丝绸、香料以及卡利卡特（古里）、印度人等可以看出，当时欧洲人由“发现”东印度而对东方世界感到惊奇。修道士是当时欧洲的主要知识分子，从上面引文中“他们最多只是自69,649年以来才被造成，而我们的年代却已经是115,652年”这句话，可知当时欧洲人对历史纪年的认识完全不靠谱。

在此27年以前，伏尔泰于1741年介绍了一个传奇性故事,借一位在荷兰的中国商人之口讲到东方的历史，说中国与越南（交趾/东京）及日本之间的战争史长达22,552年时间，说蒙古帝国向欧洲天主教会派出使团的时间为上帝创造世界之前的50,000,000,000,007,912,345,000年（五万万亿零七十九亿一千二百三十四万五千年），尽管伏尔泰也许是在讲述一个戏弄天主教的笑话，然而这也反映出欧洲在受到中国历史纪年影响后所产生的思想混乱。

孟德斯鸠的年代观——从“创世纪”到“末世”计6000年

伏尔泰的对手孟德斯鸠也不可能不思考世界的纪年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如此紧迫，孟德斯鸠本人也假装对于希伯来文本和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圣经》之间的不相吻合感到不知所措，我们看一下他是怎样解释这种年代不一致现象的：

“当耶稣—基督降世时以及继此之后很久，有一种传说认为世界只能持续6,000年。当耶稣—基督降世时，大家只会计算到世界已接近末日，也就是说从6,000年又大大地向前移了。这就使圣保罗去讲世界末日之事…….

在3世纪时，由于这一末日未曾出现，任何人都不希望它如此过早地到来，大家只能计算到5500年，这就是非洲人儒勒（Jules）的纪年。

在5世纪时，还必须继续后移，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世界的这一末日，以至于大家只能有5,200年了…….最后，由于已超过了预定的时间，所以还必须再把时间后移，把直到耶稣—基督降世的时代定为4,000年。

到7世纪末，大家在《塔木德》(Talmud）中发现了赫利家族，其中记载说世界应持续6,000年，2,000年的混沌、2,000年的法治、2,000年由救世主治理，这样就使在6,000年之前还有很长的时代。因此，大家看到随着自耶稣—基督降世以来时代的增长，耶稣—基督降之前的时代就应该递减。”[16]

欧洲第一部“世界通史”采用“创世纪”分期纪年法

博绪埃（Jacques Benigne Bossuet，1627-1704）于1681年出版的《论世界史》（Discourssurl’histoireuniverselle)为欧洲第一部“世界通史”。这部著作是法王路易十四做太子时的老师博绪埃为教育王储而写的教材，该著作采用“创世纪纪年法”，从伊甸园一直写到查理曼大帝立国。

博绪埃“世界通史”的第一个日期是亚当的出现，或者是创造世界。其次一个历史断限是诺亚，或称之为洪水时期。接下来是亚伯拉罕的受命，或曰上帝和人们联盟之开始。第四阶段是摩西，或曰成文法典的出现。随后引用一个重大事件——占领特洛伊作为一个阶段，从博绪埃所抱定的圣经传统观点来看，有些出人意料。第六个阶段是所罗门，或由他来创立教堂。第七阶段是罗慕洛的统治或创建罗马城。第八阶段是犹太人从巴比伦的囚禁中解放出来。第九阶段是斯奇庇奥，或曰毁灭迦太基。第十阶段是耶稣基督的诞生。第十一阶段是君士坦丁，或称基督教的胜利。第十二阶段是查理大帝建立新帝国。他把从创造世界直到查理大帝统治结束的时代称作古代史，而把从查理大帝到路易十四世称作现代史。[17]

《大英百科全书》与《大美百科全书》对博绪埃都有高度评价，新近出现的一些西方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博绪埃也被列入到中世纪思想大家的行列。

博绪埃的世界历史年代是以圣经观念为背景的法国中心论的表现，遗憾的是路易十四没有成功，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也失败了，因此，博绪埃的世界历史也就成了笑话。

16世纪德国发明“世纪纪年法”——以每百年为1个世纪

在中世纪后期，欧洲新教徒“发明”了以百年为单位，把神学及其事迹排成时间序列的纪年方法，这是欧洲人在中国历史纪年的影响下，试图创造自己历史纪年的缘起。埃里克·库珀说：皮斯卡托《城区教会记事》（1526年）分为连续的几个百年，这是作者获得了新的历史方法。……首次在历史著述中分为百年，即是《城区教会记事》，但该书是在皮斯卡托死后三十年，被提及于新问世的《马格德堡世纪史》（Magdeburg Centuriators, 1559年）；这个历史方法开始出名，以致英语中的“世纪”（century）一词的诞生，可能是直接受此影响。……中世纪后期，存在着多种尝试来实行百年的计算方法。

佛拉西斯（Matthias Flacius, 1520—1575年）著作《马格德堡世纪史》（教会史）是一部原始社会水平的“历史”。中国古人写编年史都分年月日，叙述详细，前后照应。而《马格德堡世纪史》则分为十三个百年，每个百年中堆积素材，各个事件都是孤立的，全无联系，也没有具体时间……[18]

印刷术普及之前欧洲没有历史记录，亦没有历史观念

亨利·珀金森教授说：（欧洲）中世纪的学者从来不用历史方法。的确，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甚至宣称，在中世纪，人们没有历史感。他们缺少过去和现代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他们没有历史的透视和往昔的意义。当然，他们只知道过去已经过去了，是混沌的，不去注意过去时代和文化有什么不一样。……印刷术带来了历史感，它出现在15世纪的后期。历史感是基于被写的历史的可行性的。……此前，基督教尽可能使书写历史毫无必要。……它的教条被编成神秘文字，……不仅描绘神变成人的整个故事，而且记录“神的话”。如此手稿所包含的信息不是历史，而是无限；不是时间，而是神圣。……印刷术改变了一切。带着大量副本的手稿被制造出来，散布的各地。印刷术使基督教面对抨击。……历史学破坏了经院主义。[19]

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没有历史

休谟是欧洲启蒙时代著名的思想家，著有多卷本的《英国史》，称为欧洲史学名著。按照他的观点，中世纪早期英国盎格鲁—萨克逊时代不过是老鹰与乌鸦之战的时代。而启蒙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则认为研究早期中世纪的历史，就像研究狼与熊的活动，是没有价值的。[20]

在谈到法国中世纪历史时，伏尔泰说：“如果从法国的历史著作，或者不如说，从有关法兰克国王和他们的宫相的历史著作中，要删去的只是这样一些故事，那我们还可以勉强一读；但是这些历史著作中赤裸裸的谎言比比皆是，我们怎能接受？这些历史著作中不断说到围攻城市和堡垒，其实这些城市和堡垒并不存在。当时在莱茵河以东只有一些没有城墙、靠木桩和堑壕来防卫的小镇。我们知道，只是在920年捕鸟者亨利时期，日耳曼才有筑有城墙和设防的城市。总之，有关这些时期的细节都是一些无稽之谈，而且都是令人厌恶的无稽之谈。”[21]

欧洲的这些故事没有年代，好像我们儿时听长辈们讲故事时所说的：从前有个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道吹洋号；吹得是什么呢？还是从前有个山，山里有个庙……，如此反复不断地吹下去，重重无尽。

十八世纪欧洲人如是说：只有中国编年史详实可靠

伏尔泰在1765年出版的《历史哲学》中专门谈到编年史的历史学方法时写道：“无可否认，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中国的这些编年史连续不断，详尽无遗，撰述严谨，没有掺杂任何神奇的成分，而且全都以4152年的天文观察为依据。”[22]

伏尔泰的是从世俗角度撰写欧洲版“世界通史”的第一人，他撰写的《风俗论》是欧洲第一部世界历史，这部著作包括了圣经以外东方各民族的历史，因而伏尔泰对于编年史学最有发言权。

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时间序列，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掀起轩然大波。

“在1640和1770年间，大家曾大量地争论了《书经》中记载的一次天文观察的具体时间，大家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这次天文观察只能是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从事的。……”[23]

“一旦当西方人了解到中国人的这种假定的古老历史时，便一片轰动。……1686年，柏应理神父发表了《自中国的第一位帝王黄帝以来统治中国的前三朝的纪年表》，他们共有过相继执政的86位君主，要上溯到公元前2457年。因此，1686—1743年间，也就是当尼古拉·弗雷烈在金石和美文科学院宣读对于他1733年11月宣读的有关中国纪年的古老性和可靠性的论文所作的澄清时，仅仅就此问题就相继出现了10多部著作。毕诺引证了在1630—1700年间发表的40多部著作，其中有30部是17世纪下半叶的。这就说明了当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24]

欧洲编年历史学的真正始祖——斯卡利杰

法国“文明传教士”中有一人名叫约瑟夫·斯卡利杰（Scaliger, Joseph Justus，1540-1609年），此人在中国知名度很低，然而他却是西方历史纪年的开山祖师，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欧洲“历史学之父”。欧洲版的世界历史最初是由他一手构造出来的，现代通行的关于古代世界和中世纪欧洲的编年史，主要是基于16—17世纪的约瑟夫·斯卡利杰的系列著作，以致西方历史学可被称为“斯卡利杰历史学”（Scaligerian History）。

然而，斯卡利杰是欧洲伪造历史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汇总了杜撰的神学故事，用其充当历史；而且还把许多发生在中古的事以及由拉丁文翻译成希腊文的伪书，都编篡成是古代史。

斯卡利杰袭取了中国的纪年体系，并参考中国的纪年杜撰了“圣经编年”，欧洲的历史纪年就建立在斯卡利杰所设计的“圣经编年”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欧洲的世界历史纪年并无事实根据，欧洲版的世界历史宗本于斯卡利杰所炮制出来的仿制品，其所模仿的内容就是中国的历史纪年。

据诸玄识先生考证，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追随中国影响而转到荷兰之际，斯卡利杰就从法国赶到那里；他参照和模仿中国历史（中国的朝代帝王年表等），建立了“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希腊、罗马、埃及和巴比伦等“时间序列”），用它们来经纬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建立起这个框架之后，斯卡利杰就把他之前的所有伪造品，当做素材，填入其中。在斯卡利杰死后的两百年中，即在17—18世纪，大群西方学者——包括科学家牛顿——都在利用越来越准确的“中国信息”，来校对、修改、批评或补充“斯卡利杰编年史”。中国式的西方历史学，成为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之间最热门的“显学”。整个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就是这样缘起的。

（三）“中学西被”的后果——“文明”之变异

一年前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董并生的著作《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我在为该书所作题为《“文明”的唯一性》的序言中，提出了“文明”概念的三个标准：第一，作为“文明”的核心标准首先必须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项要素；第二，有了文字，还必须要“文以载道”；第三，既称“文明”，必须“照亮历史”。

其中，“照亮历史”的标准有两层含义。首先，顾名思义“历史”由“历”与“史”构成，既云“历史”，必须有“历”有“史”，“历”指“历法”，“史”指“史册”，“史册”即“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各种历史档案及历史著作；其次，“文明”必须要有礼乐典章制度，也就是政治文明制度。有了这两个条件，才能“照亮历史”，才称得上文明社会。

作为《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的姊妹篇，山西人民出版社今年又推出了诸玄识先生所著《真文明只有一个——论中国产生西方文明及其“世界历史”》一书。上面从我们对欧洲历史纪年起源的探讨中可以见到，是中国文化照亮了欧洲的近现代历史，换句话说“西方近现代文明”起源于中国。这也是诸玄识先生著作中的主要观点。

诸玄识著作所揭示的“中学西被”内容概要

诸玄识先生寓居文化异乡，甘于寂寞，长期以来搜集了大量相关的外文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潜心研究，博采许多天良未泯、敢于自曝学术丑闻的西方学者新近研究成果，大致梳理出了“中学西被”的历史脉络，揭露了欧洲版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袭用中国历史作为其造史基础的真相，揭示了“西方近现代文明”形成过程中所受到中国文化广泛、深入影响的概貌。

诸玄识先生得出结论认为，与中国接触之前西方本来是原始社会，它几乎从零开始、百分之百地拥抱源自中国的“文明”。基于中国文明成果的西方“文明元素”可以分为：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国家制度、自由经济和哲学思想等内容。其概略如下：

1.科技：中国的科技发明奠基了西方的科学—工业革命，而中国的有机自然的哲学则引导现代与后现代的科学。

2.民主：儒家的自然哲学、选贤举能和科举考试，分别“启蒙”欧美的天赋人权、民主立宪和文官制度。

3.制度：欧美的民族国家步武战国七雄，兼取中国历朝的行政管理，各种现代制度差不多袭用的都是中国的原创。

4.经济：西方的经济思想、经济体制和财政金融以及全球贸易体系，基本上都是基于中国的成就。宋朝开启了世界的近代化。

5.哲学：中国哲学的“道”（宋明理学的“理”）到西方被“一分为二”：逻各斯和辩证法：分别被用于塑造“希腊哲学”和近代哲学。

应当指出，在西方中心论远未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毋宁说在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还保有非常巨大势力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不畏强权，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提出全面否定西方中心论理论基础的尖锐论点，可以说是需要巨大理论勇气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诸玄识先生的这部著作，可以为全面质疑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持。

传播中国“文明教”者何许人也？

法国的“文明传教士”著名者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杜尔哥、魁奈、孔多塞等，也就是被称为“哲学家”（法语：Philosophes）的那一帮人。

法国是近代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但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则不限于法国，可以说在整个近代欧洲，都曾受到中国文化广泛、深入的影响。这些文明传播的接棒人包括：莱布尼兹、莱辛、赫尔德、歌德、洛克、休谟、波令布鲁克、费格逊、亚当·斯密、普莱斯、普利斯特雷，还有新大陆的杰弗逊、富兰克林等。“这些人不管可以表现出什么样的民族与个人的特色，全都是启蒙运动的真正儿女。哲学家的王国是一片国际领地，法国只不过是它的母国，巴黎则是它的首都。无论你愿意走到哪里——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到处都会遇到他们这些‘哲学家’，说着同样的语言，被同样舆论的气候维系着。他们是属于一切国家的，并不属于某一个国家，他们公开宣称效忠于全人类。”[25]

何以见得上述这些18世纪欧洲的“文明传教士”及其接棒人在欧洲所传的“文明教”是中国文明呢？

首先，欧洲启蒙运动来自中国文化的影响，启蒙运动的四个核心概念，理性、自然、自由、进步都来源于中国。欧洲的“理性”概念来源于宋明理学的“理”，在此之前欧洲存在理性观念一说，出于后世伪托；欧洲的“自然”概念包括自然法与自然神学，其来源为宋明理学中“天理”的概念；“自由”概念则出于“权利”概念，欧洲的“权利”概念来自“自然法”概念，而欧洲“自然法”的鼻祖是荷兰人格劳秀斯，格劳秀斯的老师就是真正的“欧洲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而斯卡利杰的学术来源就是中国历史。“进步”的概念则来自欧洲对中国技术的引进，尤其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引进[26]，在欧洲引起“古今之争”，这是欧洲“进步”概念的缘起。

其次，启蒙运动是针对欧洲传统的基督教而言的，基督教本身不能产生否定自身的世俗文化，需要借助外来力量以破除信仰启示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个外来力量就是中国文明。

还有，被称为“哲学家”的这帮“文明传教士”在欧洲来说属于另类，换句话说，启蒙运动人物的思想并非产生于欧洲自身的传统。不论这帮人是站在推崇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抑或是站在抵制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所关注与讨论的问题，都来自中国对欧洲所产生影响的结果。传播中国“文明教”的人物，原来就是我们百余年来所熟悉的这些“西方神圣”！

在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于1989年5月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中国依然被称为“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与之对应，英国则被称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27]。欧洲列强在其崛起过程中，一方面全面袭用中国文明的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项内容，兼容并包，巨细靡遗，一方面将中国文明成果的真实来历掩盖起来、谎称其为欧洲自身“古典历史”的“文艺复兴”。与此同时，近现代欧洲在袭用中国文化时，将其王道政治的核心要素——道德内核舍弃不顾，导致了中国文明的“西方变异”。

中国疑古思潮的西方背景

西方学者们正是在斯卡利杰虚构的编年史的基础上，塑造欧洲“古典文明”、“东方古老文明”以及欧洲中世纪历史的。萨义德将欧洲人所虚构的东方历史（古埃及—两河—波斯与印度史）的行为取名为欧洲的“东方主义”，后者旨在为欧洲列强及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服务。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西方进行着如火如荼地大规模伪造“世界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了一股来势迅猛的针对中国真实历史的疑古风潮。从顾颉刚提出“大禹是条虫”的口号，到胡适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历史拦腰斩断，对老子之前的历史一概否定，一时间怀疑中国古史的风潮恶浪汹涌。

更为有趣的是，欧洲杜撰古希腊的虚假历史和在中国否定自己的真实历史时，两者所采用的历史学方法却如出一辙，欧洲造假与中国疑古都采用了“古史辨”的方法——所谓“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我在《平旦札》中曾经提出：“疑古派怀疑一切的理论，正是十九世纪兴起的强大的世界思潮。这个思潮在西方产生了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崇拜，在东方则恰恰相反，对西方的崇拜带来了对东方的蔑视。”[28]

中国“古史辨派”对“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的经典表述：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勘探古史时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根据这种方法，顾颉刚提出“大禹是条虫”的说法。这实际上是20世纪初日本学者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29]的翻版。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鼻祖是英国史学家康诺普·瑟尔沃尔。19世纪2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引进德国古典学,康诺普·瑟尔沃尔为这期间的代表人物。他第一次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进行了表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增加，让人们了解的细节也愈加详细。但年代愈是久远，我们能听到的这类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们查阅荷马史诗的话，完全找不到这类故事的踪迹。”[30]这种古史观还反映在19世纪中晚期的英语世界标准古典学的教科书威廉·史密斯爵士的《希腊史》中。

西方的“层累造成古史说”之目的是编造种族主义虚假历史的神话。19世纪时，欧洲发明了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所谓“历史科学”，对于此前所编造的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种种传说不能满意，于是以比较语言学为根据对前此的各种传说进行扫荡，从而形成属于印欧语系的纯种的古希腊—日耳曼种族伪史。

这种本来是服务于虚构古希腊文明的西方古典学方法，经过日本传到中国之后，形成了中国的“疑古派”的方法，用以对中国古史进行否定，结果充当了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文化”工具。从民国时期到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其基本倾向是向西方的意识形态看齐，陷入了否定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之中。

真文明遭无视，伪文明得追捧的怪现象

西方人没有历史，对照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时自惭形秽；于是，花了差不多前后500年时间，伪造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期证明自己的民族更为绵长而深厚，没有历史遗迹就千方百计新造景点以冒充古迹，于是17世纪时“古罗马建筑遗存”遍地开花。然而，谁知这些纵横数千里、上下两千年的“古罗马建筑遗址”千人一面，既无时代特征、也无地域差别，更无建筑材料、设计者个性的不同，都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可偏偏擅长考据的中国人也相信那是真古董，令人难以理解。所谓古希腊第一古建遗址雅典“帕台农神庙”，本来是土耳其的一座无名神庙，历史上经多次战火，早已成为废墟；西方人先设计好图纸，于19世纪时将其重新修建，土耳其的无名神庙就成了“古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将假古董雅典娜神像放进去供人观瞻顶礼。

再如，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人本来是一群难民的后代，觉得这座城市没有圣人、面子上挂不住，828年有两名威尼斯商人打听到使徒圣马可遗骸存放在埃及的亚力山大港，于是连哄带骗将遗骸偷运回威尼斯，获得全城热烈欢迎，随后兴建了兼具陵寝与教堂意义的建筑，称为“飞狮”，成了威尼斯的象征。[31]由此可见，西方人锻造伪历史与假古董不遗余力。

时下常听人说，西方有识之士早已提出，西方文明已呈没落之势，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世界看东方，东方数中国，中华民族复兴重儒学，众望所归在孔子。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推重的是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的文化传统，《论语》所云“斯文”是也。孔子讲学使用“雅言”，雅者“夏”也，雅言就是“夏言”，中国最早的书面语言就是夏言，四千年不间断的古汉语就是在夏言基础之上形成的。中国最早的辞典名曰《尔雅》，“尔”者近也，“雅”者夏也，尔雅的意思指以夏言为标准对当时各种方言进行训诂的意思。“夏言”为尧、舜、禹所使用的语言。

令人振奋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尧帝的古都——陶寺遗址被发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仅有历史纪录，经过中国考古工作者们不辞辛苦的工作，居然将人类历史上唯一文明的最早遗址完整地发掘了出来，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个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镇，距今4300多年前，该遗址不仅面积超大、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具有国家首都的规模，而且出土了文字，还正巧是“文明”的“文”字；这里有观象台，有大型成套礼乐器等大批珍贵文物出土。像这样完整反映礼乐文明制度的早期大型遗址，在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为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证明。[32]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本来我们可以用人类唯一文明的真遗址、真文物，与古希腊的假文明、假遗址进行对照比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现代人看不懂，我们的子孙未必一定也看不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听说这个可以印证人类文明起源的早期大型遗址，不知何故已经被轻率地回填了……

中国人真大方啊！也许因为中华文明是唯一具有连续不断历史的文明，真的古文化遗存随处多有，于是也就不当回事了吧……

西方中心论——“文明”的怪胎

近三百年来，东方民族逐渐受制于欧洲列强及西方帝国主义，而其思想武器则是被称为“西欧中心论”（意、法、英、德）、“欧洲中心论”（包括俄国）及“西方中心论”（包括美国）的意识形态。我们发现“西方中心论”是以古希伯来《圣经》与伪古希腊为内核，虚构的“东方主义”概念为幔帐，直接杜撰的西方近代民族历史为表层的一个三重结构。

西方中心论的实质为“西体中用”：1.“西学为体”的核心内容为《圣经》上帝选民观念及近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观念是西方“文明”的各种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西方民族特殊论及一切“双重标准”的理论基础。2.“中学为用”则是“文明”的怪胎，袭用宋明理学及中国儒学的若干理念，将其核心的道德因素抽空抛弃，滥用“权利”概念，将“天理”的概念偷换成“人欲”的内容。

近现代欧洲是“中学西被”的结果。近现代西方以扭曲了的中国文明成果为基础，打造出冠冕堂皇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反过来凭借这种变异了的“文明怪胎”，打压正版的文明中国及亚非拉各民族。

还是那句话，只有全面认清“西方中心论”的真面目，同时彻底解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才能彰显“中华文明”的光辉。

2016年4月15日于太原东花园

西方的“格列历”来源于元代的《授时历》
从历法来说，中国上古文献《尚书·尧典》就已经明确提出一年为366天[⑥]，杜预《长历》曰：“《书》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将1年365又4分之1天说成366天，是因为“举全数而言，故曰六日，其实五日四分之一。”《史记·历书》记载了黄帝制订历法：“黄帝考定星历”；三代的历法：夏正、殷正、周正[⑦]以及汉代的太初历等。经过历代不断修订，元代所测定、颁行的《授时历》则进一步精确化，将一年确定为365.2425日，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日仅差25.92秒，达到了在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实际测量之前所能达到精准度的极限。
在《授时历》颁行后300多年，欧洲才有了“格列历”（格里高利历），现代世界通行的历法就是以“格列历”为基础的。然而，这部“伟大”的“格列历”是从哪里来的呢？据说是16世纪意大利医生、天文学家、哲学家、年代学家阿洛伊修斯·里利乌斯（Aloysius Lilius，约1519-1576）与克拉乌（ChristophorusClavius）等学者对古罗马“儒略历”加以改革制成的一种历法，由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颁行。无巧不成书，剽窃中国纪年将其用于西方历史的“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在第二年（1583年）发表了这方面的专著《时间校正篇》（Opus de emendatione tempore）；他没有提到“格列历”，却“造出”一个“儒略历”。（详见本书第2 章诸玄识先生的考证）
既然不存在所谓古罗马的“儒略历”，那么“格列历”的来历也就成了问题。事实上，“格列历”与早于它300余年的《授时历》如出一辙[⑧]；因此，与其说“格列历”是教皇格里高利对“儒略历”的改革，毋宁说“格列历”就是《授时历》的翻版。不仅“格列历”袭用了《授时历》，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也脱胎于《授时历》。哥白尼“日心说”直接抄袭了雷乔蒙塔纳斯，而雷乔蒙塔纳斯的知识来源就是中国元朝的《授时历》。从1504年起，哥白尼已在波隆那获得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天文学概要》，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概要》抄袭了郑和的《星历表》，而郑和的《星历表》则以郭守敬的《授时历》为基础[⑨]。这就是“西历”的来历。

看到对此的另一个讨论：

其实，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发现，所谓儒略历的故事，本身就是乱七八糟的童话，完全经不住推敲。
据说，公元前46年，罗马帝国的老大恺撒组织学者编了一部历法，一回归年365.25天。就此，欧洲开始了儒略历时代。据说，俄罗斯一直沿用儒略历，即俄历。
著名的十月革命，并不是发生在公历1917年10月，而是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这就是说，误差已累计至13天。
根据这个儒略历活化石，我们可以不查任何资料，做一个简单的倒推。
儒略历，一年365.25天，每4年闰1天。今日公历为年365.2425天。
那么，实行儒略历，
1、每4年会透支0.03天：
0.2425×4 – 0.25×4﹦ -0.03天
2、每133.33年，会透支1天：
1÷0.03×4=133.333年
3、透支13天历时：
133.333…×13 ﹦ 1733.329年
4、以1917年计算，那么，儒略历的元年应该是：
1917年 －1733.329年﹦ 184年左右，即中国东汉时期。
显然，如果儒略历真的存在过，那么，它的起始年应该在公元184年左右，与什么凯撒大帝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至于耶稣纪元（基督纪元），更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了。诸玄识指出：欧洲“17世纪的著作仍然记载耶稣诞生于11—12世纪”。
更加显而易见的是，1667年，巴黎天文台成立，这是法国 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1675年，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这时，明朝已经灭亡3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