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丧心病狂的疫情

 

武汉已经全城禁闭，由武汉向外扩散的案例越来越多，传播性已经让所有人都想到了2002年的非典。当年是因为果子狸，现在是蝙蝠，只不过这只是寄宿者而已。

 

两种疫情对比一下，不难发现有几个相同点。

 

第一，未知的冠状病毒。

　

第二，都发生在冬季。

　

第三，初始都起源于市场交易的鲜活物。

　

第四，病毒对呼吸道细胞情有独钟。

　

第五，远距离人传人。

 

当年的场面，经历过的人应该心有余悸。真正全面爆发是在2003年，当年我正值高考，进考场都是先测体温，由原来的30人考场变成20人。好在当年举全国之力，平息了这场令人谈虎色变的疫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今天武汉出现的类似冠状病毒，与当年的SARS有异曲同工之妙。2020年1月2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郝沛研究员、军事医学研究院国家应急防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钟武研究员和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李轩研究员合作，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在线发表了题为“Evolut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from the ongoing Wuhan outbreakand modeling of its spike protein for risk of human transmission”的论文。

　

　

 
　

该论文分析阐述了引起近期武汉地区肺炎疫情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进化来源，及与导致2002年广东“非典”疫情的SARS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的遗传进化关系，并通过对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spike-蛋白的结构模拟计算，揭示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spike-与人ACE2蛋白作用并介导传染人的分子作用通路。该成果评估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人间传染力，为尽快确认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制定高效的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

　

 

　

　

这篇论文最重要的结论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虽然换掉了4个关键蛋白， 但是与人ACE2的亲和力还是很强。研究人员在吃惊之余，又仔细的比较了SARS的S-蛋白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S-蛋白结构，结果发现，虽然替换了4个关键氨基酸, 但是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二者RBD结构域的3D结构几乎相同。难怪和SARS那么像。这个研究说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应该是通过S-蛋白与人ACE2相互作用，来感染人的呼吸道上皮细胞。而且, 这个结果也暗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具有很强的对人感染能力。本研究为我国医务人员科学防控武汉新型冠状病毒, 以及开发检测和干预技术手段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

　

　

　

　

如果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一样，也就没必要恐慌了，关键就是换掉了4个关键蛋白！这是与SARS的最大不同！

 

病毒的变异只有两种渠道，第一，自然变异；第二，人工干预。如果是自然变异，这种病毒精确换掉4个蛋白至少要经历1万变才能实现。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人工干预！会是谁呢？

 

针对华人的SARS

 

当年席卷全球的SARS病毒，感染病例是8437例，中国大陆、港澳台总是高达7764例，芬兰1、法国7、德国10、意大利1、科威特1、美国75，泰国9、越南63、印尼2、菲律宾14，新加坡206，这些国家感染病毒的也都是华裔移民。

　

　

　

在出现首例SARS病例的同一月中，BBC报道称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流感病毒正在蔓延，数以千计的人将因此而丧生。2002年11月，病毒学家云集于马耳他讨论即将发生的超流感传染病时，一位Erosmus大学的病毒性教授说，“不管我们开发出什么样的科技，知识和技能，最终决定事情走向的还是那些立法者和政客。”

　

　

　

非典病毒模型图

 
　

谁将这些微生物病原体学家召集到马耳他的？谁预先知道了该次恐怖的传染病的爆发时间？微生物病原体学家早就知道一种变异了的病毒将引起SARS？与其说SARS是一种医学现象，还不如说它是一种世界地缘政治操纵的结果。

 

几乎同一时间发生的另一件怪事是，药业巨人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于2003年2月遭到中国官方指责，因其自称它的Tamiflu产品(中文叫“达菲”)对广东省由鸡传染的流感非常有效。病毒刚刚出来，他们就早已令人难以置信的超级速度制造出了疫苗，并且包治百病(禽流感，SARS，猪流感)，这到底是科技先进还是早有预谋？

　

　

 

　

　

罗氏制药和吉利德科技公司(同属于美国罗氏制药集团)是铁杆的商业利益联盟,吉利德提供原料，罗氏制药生产成品。“达菲”的主要成分是被普遍用于治疗常规感冒的神经氨酸苷酶抗化剂。神经氨酸苷酶抗化剂由美国的纳斯达克挂牌企业吉利德科技公司(Gilead Sciences)研制开发，并于1996年获得专利。该公司的年销售额已超过了16亿美元。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一直都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就是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根据财产申报，截止2001年，拉姆斯菲尔德拥有该公司价值2500万美元的股份，是最大的股东之一。2001年，该公司股价从35美元涨至47美元。

　

SARS在中国的扩展有着太多的谜团。钟南山院士在电视上特别提出，感染SARS的中国大陆病人有96%并无明确的接触史。也就是说，在国内感染SARS的病人，不像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香港、新加坡那样可以找到传染链，而中国大多数的病人就是莫名其妙地得这个病的。患者与患者之间并没有经过密切接触，而且主要来自广东与北京两个地区。

　

　

 

　

　

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好像得到了非典的格外关照，对非典具有特殊的免疫力。奇怪的是，美国版的SARS要比国外的病例轻得多，以致医生们建议称之为MARS，即良性尖锐呼吸道综合病症。这也许是因为美国根本就没有SARS。而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美国人和日本人在华秘密地收集中国人的基因血样。

 

2003年10月，一场抗击肆虐一时的非典的战役暂停之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童增撰写了一本名为《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的书。在书中，他向全体中国人发出这样一个警示：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1998年，我参加过一个‘中国西部老人长寿监测服务’的国际合作项目，发现美国、德国等一些机构偷偷地在中国采集老人的血样，从事基因研究。”

 

亲眼看见血样采集的童增，重述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十分气愤：“美国人给中国老人采样时，一张滤纸，上面有5个圈，每个圈有1分钱硬币那么大，每个老人的血要将这样5个圈滴满才行，因此每个人至少滴11滴血。采样的要求十分严格，例如第一滴血不能要、不用碘酒等等。”

 

也就是从那时起，童增开始关注人类基因问题。他请教了许多遗传学专家、查阅了大量基因资料。

 

“中国的基因流失让我感到中华民族受到的潜在威胁。这是把双刃剑，通过它控制人种是件可怕的事情”。

 

中国的基因流失的事并非空穴来风。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许多美中合作的人体实验项目在中国内地展开。常见的手段是美国的研究机构出钱，通过中国留学生回国做项目，在中国人中进行人体试验，然后把试验获得的血清或DNA样本送回美国本土进行研究。

 

90年代初期，美国在北京、河北等地获取了中国百岁以上老人的血样带回美国进行研究。1995年，美国一个机构在中国北京、成都和杭州3个城市一共采集了300个老人的血样，然后送到美国。美国某机构大为惊喜，随后，由美国联邦政府出资，通过美国健康研究院进行资助，由美国杜克大学具体实施，策划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在中国22个省市进行1万个中国高龄老人的血样采集，进行中国老人的遗传基因研究。

 

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广东的深圳、东莞等地，有一些日本人办的企业，日方老板要求中国打工者定期进行体检，进行抽血。但打工者不是到当地的医院去抽血进行体检，而是在工厂里抽血。每年要抽几次血体检，最后也不告诉你究竟有什么问题。日本工厂让中国打工者在自己厂里一年抽几次血究竟干什么？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答案。

 

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看，截至2003年7月11日，全球非典累计确诊病人为8437人，而非典累积病人集中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加上华人比较集中的新加坡，合计7960例，再加上加拿大华人非典确诊病人，共占全球非典确诊病例的96%以上。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余地区，合计不足400例。全球非典累积死亡人数为813人，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为762人，如果再加上加拿大华人死亡病例，也占全球非典死亡率的96%以上。

 

非典事件中华人的死亡率高达96%！？而非华人的死亡率为4%！？

 

结合自己5年来对基因问题的关注，童增认为怀疑非典是专门针对华人的基因武器，以上事实、数据就是最充分的理由。

 

但是，天佑神州。美国在拥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面前失算了。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要想研制成功有效的抗非典疫苗，至少需要三年时间，而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等待中国人的必然是超级瘟疫所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命运。我们的中医，并不用去分析什么基因图谱，而是根据病患症状进行中医特色的分析，将非典纳入“温疠”范围辨证施治，举重若轻，疗效神奇。用一个老中医的话讲就是：“我们中医看病，不必去搞清敌人是谁，把人体调整到正常状态就行了。谁去杀敌，用什么武器去杀敌，那是人体自组织系统的事情。”这正像毛泽东的战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所以，阴谋被粉碎后，美国视中医药为实施其亡华乱华政策的头号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非典过后，马上就上演了国际势力支持的方舟子对中医药的诋毁和无良教授张功耀全面取缔中医的狂妄叫嚣。

 

要想灭掉一个民族，需要先对其进行观念的欺骗——愚华是亡华乱华的前奏。好在中国人民没有糊涂，我们不但没有听信敌人连环计而取缔中医，反而把中国中医研究院升级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能够武力征服便直接占领，不能武力征服就玩弄阴谋诡计，这是美国统治阶级的高明所在。正是凭借战争与阴谋的软硬两手，美国成功地保持了经济的空前繁荣。

　

一直规避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2011年8月28日，身患癌症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发表了如下讲话：两年多来数位拉美总统先后患上癌症，可能是因为美国掌握了一种传播癌症的技术。查韦斯发表讲话前一天，阿根廷确认总统克里斯蒂娜患上癌症，成为继巴拉圭总统卢戈、查韦斯、巴西现总统罗塞夫、巴西前总统卢拉之后的第五人，查韦斯称“这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用概率法则解释不通”，尤其是患病的都是不顺从美国的左翼领导人。查韦斯还告诫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厄瓜多尔总统科亚“一定小心”。

　

　

　

查韦斯称，邻国领导人纷纷被确诊癌症，事情似乎不可思议，他说多年前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提醒他小心美国：

【“菲德尔常对我说，"查韦斯，要当心。这些人研制出了技术。你又粗心大意。当心自己的饮食……用一个小针头给你注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儿"。”】

 

由于美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在殚精竭虑地策划谋杀卡斯特罗，因此老卡对自己的饮食和DNA信息保护的十分严格。而粗心大意的拉美左翼新兴领袖查韦斯的DNA信息，恐怕早就被美国窃取了。按照美国专家所设计的用DNA病毒进行的“斩首”行动，查韦斯很容易中招。

 

正如原子弹刚刚实验成功，美国便迫不及待地将其用在战场上一样，生物武器也一直被美国使用，不过一直处于秘密状态。1951年10月，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一败涂地，所谓的联合国军有六万人被消灭，此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将军面授了一份机密命令(JCS#1837/29) ，命令要求在朝鲜战争中开展有限生物战。1952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联合国军指挥官开展更大规模的生物战。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至少有36 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美军上校及高级军官助手在朝鲜、中国供认，他们曾经投掷过细菌武器，当然他们回国后，迫于美国军事法庭的压力又都反悔了。

　

美军当时已经在中国境内展开了生物战。加拿大传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幼章)在辽宁省沈阳市附近地区进行调查后，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国际知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场调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科学委员会)，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赶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有的调查都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通常称李约瑟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为了掩盖真相，美国可谓不择手段。

　

1953 年，在德特里克营美军生物战基地服役10年的细菌战专家富兰克·奥森突然惨死在纽约一家小旅馆中，官方宣布他是自杀，他儿子事后却说，父亲只是准备向公众透露朝鲜细菌战的真相才遭到暗杀。直至1993年在公众的要求下美国政府重新检验了奥森冰冻的尸体，结果不出人们所料，奥森确实死于非命，但凶手为谁，FBI当然不会去认真调查。

　

1952年，《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的发表了其编辑约翰·鲍维尔写的一篇揭露细菌战的文章，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1956年，鲍维尔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审问，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对他的关押竟长达6年之久。最后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结案，他们被宣判无罪。这一事件起码证明，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洗白自己。

　

虽然美国一直否认自己在朝鲜战争中和中国东北使用了生物武器，美国空军也将敏感文件销毁，但是由于情报部门为了分析情报，秘密保留了部分文件，这使几十年后重新发掘真相有了可能。1998年11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迪芬·恩迪克特和爱德华·哈格曼花费了20 年的时间，钻研了中国、朝鲜和美国三国的秘密档案，采访了许多细菌战的直接参与者，完成了《美国与生物战：冷战早期与朝鲜战争的秘密》一书，此书运用确凿的证据和材料所进行的严密的分析和推论，彻底揭穿了美国的谎言，其中披露的各种档案，和当年美军俘虏的供认，完全一致。此书还指出，在朝鲜战争中对中国和朝鲜实际使用的生物武器，有很大一批是利用日本“731部队”人体试验结果而研制的“成果”。

　

正当美国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细菌、病毒武器）在六十年代日趋成熟时，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技术取得了巨大突破，基因工程技术日益成熟，通过人工合成新的基因将有可能制造出自然环境中无法出现的新的微生物、植物，而这种微生物或植物对人将有有更强的杀伤力，其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能力也更强。这样，生物武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基因武器”阶段，第二代生物武器开始登场。

早在1962 年，美国国防部在国会证词中就承认：

【“在美国陆军生物研究所内，微生物——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和真菌研究中，遗传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的注意力放在遗传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了解有关机理，引出新的概念和增长一般科学知识。约有40 名科学家，其中有些是国内外负有名望的学者在从事遗传学研究。……对遗传学的研究和更多的了解，将对生物武器系统及其防护做出重要的贡献。”】

至1969 年，美国国防部已向国会指出，新型的生物武器即将问世：

【“在今后5～10 年内，很可能研制出一种新型的致病微生物，这种致病微生物在某些主要方面不同于任何已知的致病微生物。最重要的是，我们用以控制传染病的免疫和治疗措施对于这种致病微生物是无效的。”】

 

基因武器和第一代生物武器最大的不同，便是可以针对特定的种族和人群甚至个人来开发基因武器。可以说，基因技术和生物武器是一种完美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使第二代生物武器的杀伤力更大，使战争发起者更加隐秘，更使传统生物武器的一切缺点不再存在。比如，第一代生物武器对敌我双方都有毒，而基因武器则可以做到仅对特定人群有害。和第一代生物武器相比，基因武器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做到杀人于无形之中，只有在秘密战争形式中，基因武器才能发挥最大潜力。

　

基因武器一出现，便超过了核武器、化学武器、第一代生物武器，成为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王中之王，这种武器不但廉价、便捷，而且具有极度隐秘的特性。从原则上看，假如美国人针对中国人或者俄罗斯人的某些独特基因特性开发出了针对性的基因武器，这种武器一旦在中国或俄罗斯运用，某种新型的难以克服的病毒将对相关种族带来普遍性影响，而且，“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爆发相区别”。除非美国人自己的基因武器专家叛变并提供相关证据，中国人及俄罗斯人很难证明，这种新型病毒来自美国的实验室。

 

1969年11月25日，正当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经逐步成熟，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的研制刚刚开头时，美国对生物武器的公开态度发生了大转变。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进一步生产。尼克松在这段时间里还建议批准了《日内瓦议定书》，并和英国一起推动禁止所有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拥有和存储的条约。1971 年12 月16 日联合国在美国推动下通过《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离奇的是，这个公约竟没有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主要内容是禁止再研发生产生物武器，这显然是针对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1972 年4 月1日美苏等国代表在此公约上签字，1974 年12 月16 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此公约，1975 年1 月22 日美国总统福特在公约上签字。随后，福特总统同意在未来战争中限制使用化学武器，《日内瓦议定书》在50年后终于获得美国批准。

 

美国竭尽全力否认自己在朝鲜战争及其他场合使用过生物武器，并在七十年以后公开宣布放弃生物武器，并加入《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这一切公开行为的本身，便是秘密生物战的一部分。

 

美国宣布放弃生物武器迷惑苏联和中国，其目的是更好地使用基因武器进行生物战。二战中，由于交战双方都有强大的化学武器，大规模化学战并未展开。二战后，美国曾用其核武器威慑苏联和中国，结果最终核战争也没有爆发。历史证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发挥了其威慑性，便无法发挥其实际杀伤性。为了更大地发挥其实际杀伤性，就不能使用其威慑性——恰如老子所言，“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与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完全不同，美国投入巨资研发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生物武器，但却从未用它进行过正式的战略威慑。美国建国以来，这个头号世界商人何曾做过一点亏本的买卖，何曾做过一件只投入没有产出的生意？美国投入巨资研发的生物武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或者说绝密状态，这一定意味着，美国将其产出定位在实际杀伤方面。而这又意味着，秘密的大规模的超乎想象的生物战已经展开或者即将展开。理解这一点，对21世纪的中国人而言，至关重要。

 

美国做出放弃生物武器的承诺，正是在第一代生物武器发展成熟，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假如美国不公开宣布放弃生物武器，也不把苏联拉入《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最终的后果是什么？显而易见，最终结果是，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将和第一代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等一样：美国虽然有了强大的基因武器，而苏联甚至中国等国家也将拥有同样强大的基因武器。美国的基因武器便落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地。实际情况是，苏联至六十年代末，其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经和美国不相上下，但是自从加入《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后，苏联的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便发展缓慢，八十年代以后，则基本进入停滞状态，而美国则一直马不停蹄地发展自己的基因武器。美国成功地利用此公约达到了限制其他国家和组织发展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的目的。到21世纪的今天为止，美国已经成为无可匹敌的基因武器大国，其他国家如中俄等国，已经被远远落在后面。美国的战略何其高明，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苏联又何其愚蠢。

 

基因武器的阴谋

 

2001年10月16日，美国“911”事件爆发一个月后，当全美国都沉浸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中时，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的史蒂芬•霍金，对21世纪的人类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尽管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机撞毁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的事件是可怕的，但毕竟它不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从长远来看，我更担心的是生物武器。核武器的生产需要庞大的设备，而生物武器的制造在一个小小的实验室里就能完成。人们根本就无法控制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也许有意或无意之中，我们就制造了某种可能彻底毁灭人类的病毒。我想，人类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前面临灭绝的危险，除非我们向太空发展生存空间。”】
　

霍金忧心忡忡地指出，生物武器已经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某些人在有益或者无意地制造彻底灭绝人类的病毒，人类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前面临灭绝的危险！

霍金当然知道，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就一直拥有压倒性的生物武器优势，美国的生物战能力，足以消灭盎格鲁撒克逊外的所有其他种族。按照霍金的预言，一旦其他国家和民族发觉了美国的阴谋，也发展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生物武器，人类只有走向灭绝这唯一的结局。

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及新世纪头十年的情况看，作为物理学家的霍金很可能低估了美国通过经济收买和文化渗透来控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能力。美国垄断资本财团很有希望在本世纪完成其战略使命：其他种族被灭绝，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了人类的全部。

史蒂芬•霍金之所以在2001年对人类发出警告，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美国所主导的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已经处于成熟期。美国已经具备了动用很少的一点美元，便可使全人类在不知不觉中灭亡的能力。

2001年，“9·11”事件后的几周，美国接连出现了5起炭疽菌致人死亡事件，受害人接到了含有炭疽菌的不明信件，负责寄送这些信件的邮政局员工也因感染了炭疽菌而瘫痪。美国全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生物战争恐怖之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基地”组织所为，并曾两度深入阿富汗寻找线索，都没有收获。“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宣布，“基地”组织和炭疽菌毫无关联。含有炭疽菌的信件上都标示了“炭疽菌”字样，这也不是恐怖分子的作风。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最终，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得不承认，炭疽菌来自美国自己的生物战实验室：美国国防部设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陆军传染病研究中心。FBI最终于2008年认定，这次袭击的凶手，竟然是美国最优秀的生物武器专家、曾获得国防部最高荣誉奖、为美国政府和陆军工作了33年的62岁的布鲁斯·艾文斯博士，FBI还未将其逮捕，布鲁斯·艾文斯又离奇地自杀身亡了（美国媒体如此公布，事实真相不得而知）。这次和911事件一样引起全美恐怖的生物武器袭击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整个事件，很明显又是美国幕后政府自导自演的阴谋设计。其目的当然很明显：利用自我制造的生物武器恐怖袭击事件，推进美国生物武器的研发进度。

 

由于幕后政府的存在，美国的历史走向，必然会被各种阴谋和离奇的案件所主导，如肯尼迪遇刺、911事件等，包括此次炭疽生物武器袭击事件。

 

不仅仅是幕后政府，美国的墓前政府也是善于制造阴谋的集团。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情局偷袭古巴的“猪湾”计划彻底失败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代号为“北方森林”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袭击，包括在多座城市制造爆炸、炸毁美国军舰、炸毁自己的火箭、炸死自己的宇航员等等，然后栽赃陷害古巴政府，然后发动针对古巴的战争，推翻卡斯特罗集团。

如果理解美国统治集团的一贯思维方式，炭疽生物武器袭击案的真相，就一清二楚了。

2001年美国炭疽生物武器袭击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2002年6月12日，总统小布什签署了农业生物恐怖主义保护法，这就是第一部生物国防法。随后，美国以防御的名义，加大了对基因武器的研发投入。美国联邦政府在生物防御方面的年度预算从2001年的4.14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76亿美元。奥巴马虽然以反布什主义的姿态骗取了公民选票并顺利上台，但是他上台后仍然继续加大了对基因武器的投资。2009，美国公开地生物防御预算高达89.7亿美元。自2001至2009年，美国总共投入570亿美元，呈逐年上升态势——这些都是公开的投入。至于美国秘密生物武器研发经费是多少，则不得而知了。

美国的重要盟友，以色列也是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的研发大国。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于1998年11月披露：为了报复伊拉克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军方正在加紧研制一种专门对付阿拉伯人而对犹太人没有危害的基因武器———“种族炸弹”。《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以色列军方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科学家正尝试识别部分阿拉伯人的独特基因，然后研制一种基因经过改造的细菌或病毒，制造“种族炸弹”。这种致命武器通过在空气及水中传播，可改造被袭目标细胞内的DNA。“种族炸弹”的研制计划由以色列的生物和化学武器秘密研究中负责，这家中心位于特拉维夫以南20公里的尼斯提兹尤纳。对于媒体的披露，以色列政府非常气愤，并加以否认，和美国一样，他们称这种研究是纯防御性质。

美国进行基因战争的计划源远流长。早在1997年春，美国共和党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始建了“美国新世纪计划”，其直接参与的学者还有罗伯特·卡根、布鲁斯·杰克逊等人。“美国新世纪计划”为未来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系统规划。后来小布什政府重要成员如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艾布拉姆斯等一直都是该计划的积极支持者。

2000年8月克里斯托尔等人以“美国新世纪计划”项目的名义发表了题为《重建美国的国防：面向新世纪的战略、力量和资源》的报告，其中指出：

【“目前的国际安全秩序对美国的利益和理想极为有利。未来的挑战就是如何维持和加强这种‘美国式的和平’。如果美国不能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就会失去这个良机”。】

 

为此，美军队必须通过“军事领域的革命”完成军队的改革。报告特别提到了基因战争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武装力量改革势在必行，美国要充分利用其在军事革命领域获得的优势，确保美国在未来非传统战争中的胜利。美国未来可能会同一些敌人在控制空间内进行战争，而同时与另外一些敌人在水下或太空中展开争斗，甚至同个别敌人在自己身体内部(基因方面)进行斗争。

 

随后，克里斯托尔联合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福维茨，向五角大楼提出了基因炸弹的建议。他们认为，基因武器可以歼灭整个种族或者特定人群，让他们神秘消失，政治格局将完全改变。据此报告，基因武器可以消灭某个政党的所有支持者，也可以把一个恐怖王国变成对已有用的政治工具，基因武器将会一劳永逸地改变全世界的政治局势。

 

克里斯托尔领衔的“美国新世纪计划”成员及其支持者，如沃尔福维茨、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艾布拉姆斯等人自1998年后便不断给美国提出重大建议，其中有攻占伊拉克、大量增加国防支出、发展基因武器等。小布什刚上台不久，美国便先后“遭遇”了“911事件”和“炭疽生物炸弹攻击”， “美国新世纪计划”所提出的三大重点政策，都得以彻底实施。

2010年7月2日，美国白宫发布了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优化控制BSAT行动部署”。这是第二次生物国防计划。BSAT，是“Biological Select Agents and Toxins”的英文缩写，其含义是“特定生物制剂和[生物]毒素”。美国此次大规模行动，仍然是以防御有害生物制剂和毒素的名目，抓紧对基因武器的研发。至2010-2011财政年度，美国生物防御方面的预算已经高达600多亿美元，比前9年570亿美元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对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的防御能力越强，其攻击能力也就越强。在奥巴马任期内，布什团队所制造的所谓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威胁的阴霾早已烟消云散，但奥巴马政府在生物安全方面的投入却是史无前例的大增长。如果不是在积极准备基因战争，这一切完全无法解释。

2012年11月，美国国防工业领域的权威杂志《国防》发表了专题文章《今后十年的五个顶级威胁》，把以转基因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生物武器袭击作为第一个威胁、排在核武器袭击威胁之前。那五个顶级威胁是：头号威胁是生物武器攻击，之后是核武器攻击、信息武器攻击、气象武器攻击、跨国行为攻击。该杂志把亚洲列为今后十年五大威胁发作的作战地或发祥地。

2015年12月23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其网站发表了该公司研究员、美国国土安全部科技局前副局长丹尼尔·格斯坦的署名文章，题为《美国应践行〈生物武器公约〉的领导权》，文章承认，由于美国未能在该公约发挥领导作用，将自己的利益置于相当大的风险之中。

各种迹象显示，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比小布什和奥巴马更加重视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的研发，当然这一切都在打着防御生物威胁的幌子下进行。2018年9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于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该战略是美国首个旨在全面解决各种生物威胁的系统性战略，同时指示成立一个新的内阁级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通过监督、协调15个联邦政府机构和情报界工作，来评估和打击针对美国的生物威胁。 特朗普在同日签署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中表示：“这些行动的实施将促进形成一个更有效、协调和负责任的生物防御战线。总的来说，它们代表着国家防御生物威胁的新方向。”

二战以来，出现了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分别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为了约束这些武器的滥用，联合国通过了三个条约《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生物武器公约》。美国竭力推动《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的普及、实施和核查，利用所谓国际法律阻止其他国家研发核武器及化学武器。而对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来说，美国的研发正方兴未艾，而其他国家的研发则大多还未起步，类似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则根本没有对基因武器的投入。对于基地组织等所谓的恐怖势力来说，虽然他们有这个意图，但是却没有相关的科技实力，国际法对他们来说根本又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作用。因此，美国极力阻扰《生物武器公约》的普及、实施和核查。因为《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和核查，仅仅意味着对美国这世界上唯一的基因武器强国的约束。美国显然已经将基因武器，定位成消灭第三世界的主战武器。

 

由于基因武器和第一代生物武器的不同特性，中国应该推动新的《基因武器公约》的制定和实施，阻止美国继续开发针对特定种族和人群的基因武器。毫无疑问，同核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研发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之前，任何关于禁止基因武器的公约都将在美国的阻扰下无法实施。

 

为了应对美国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攻击，中国最起码做三件事：

1、和俄罗斯等其他所有国家一起推动建立《基因武器公约》及相关核查措施，美国必然在其中极力阻扰。

2、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揭露美国发展基因武器的阴谋。

3、如果美国仍然不放弃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中国必须对等地建立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包括犹太人）、日本人的基因库，尤其是需要研发出针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因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