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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www.milnews2.com/2012/1022/72184.html

 所谓的“性学专家”、“社会活动家”李银河,一没有像《海特性学报告》那样的专著,二没有深邃的思想,三没有突出贡献。此人并无真才实学,纯属跳梁小丑,这样的人顶着“专家”的大帽子虎虎人也就罢了,关键是她不懂政治还关心政治,甘做洋奴还盛气凌人,愚昧无知还感觉良好。如她在《少一点戾气,多一点和谐》一文中,把阶级斗争和扫黄打非统统污蔑为社会戾气;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拜金的国家》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拜金归结为无神论;《在学保尔还是学比尔?》一文中,胡说“学保尔将成为恐怖分子”;在《建议设立宪法法庭解决淫秽品问题》一文中,把公民发布淫秽小说当作言论自由,把北京扫黄说成违宪行为等。特别是今天的大作《江鹤淫秽品案为什么值得关注?》,再次为北京市处理的几个涉黄人员鸣冤叫屈,还详细列出了黄色作品名单,颇有替人宣传的深意。还公开叫嚣男女同侧,女人也应该象男人一样站立小便等等。但这样的王八蛋文章却被新浪博客置顶,真是匪夷所思!

中国主流经济学精英,在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

樊纲说:“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

茅于轼说:“消灭高利贷的方法恰好是提倡高利贷,让大家都去放高利贷。”

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美国音乐圈有一句行话:“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意指那些甘心被光照会(Illuminati)收买,为它传播邪魔之音的歌手。上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所说的话,有没有让人听到一种邪魔之音?这些人的灵魂是否也出卖给了魔鬼?

绝不仅仅是感觉而已,而是有确凿的证据。而且,这些与魔鬼的交易一直公开记录在案,并作为这些出卖灵魂者的荣耀!

《一个经济学家的执着与淡泊》:“1985年,当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礽力排众议,把一个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的机会给了当时还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的樊纲。”此后,樊纲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受福特基金会资助。

《茅于轼: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1986年,他(茅于轼)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此后,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邹东涛——从汉阴走进北京的经济学家》:“1993年,邹东涛经我国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参与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美 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厉以宁担任名誉院长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整个学院都是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资助的呢!”(贺卫方语)

福特基金会,何方神圣?

学者王绍光:“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 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情 局。”


中央情报局,又是干什么的呢?

绝不是“民主天使”那么美妙,“它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瓜地马拉 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 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罪恶滔天,堪称魔鬼。一点没错,中情局幕后就 是骷髅会、共济会一类拜撒旦教会。

这就是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间接资助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让这些人来设计和主导中国的经济改革。顺着樊纲的说法,“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则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就是为中央情报局背后的魔鬼服务的!贯彻的就是它们的战略意图。这就是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间接设计和主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美国基金会绝非只是零星地资助几个中国经济学家,而是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界进行全面的诱导和训练。福特基金会1988年就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建立 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它以 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它还在美国为中国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

1980年代,福特基金会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英到美国着名大学学习、研修。同时,联合中国教育部共同资助,建立了两个经济学研究 生培养中心――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至1995年),复旦大学(1988年至1993年),通过这些项目培养出了一大批经济学博士。这些人日后成为中 国经济界的骨干力量,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周某某,经济学家易纲等都曾得到福特基金的项目资助。

1994年8月,由吴敬琏、荣敬本、周某某、楼继伟牵头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 设计”课题组联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因该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以现代微观经济学 为基础的,有学者将其与开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称之为“京伦会议”。

2008年3月20日,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 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 一位参加者感叹:“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让人震撼的是,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 来20年,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


卡耐基基金会也不甘落后,2005年底它与中国改革论坛签订一项协议,计划共同研究全球化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这便于收集中国国内的观点和 信息,使华盛顿的决策者易于掌握它们。与中国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种族研究、能源、防扩散、气候变化和贸易政策,这些课题都是美国决策者非常感兴趣 的。

该基金会还与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合作,加强对中美危机管理,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研究。最令人吃惊的是,作为这样一个外国机构,卡耐基基金会已经涉足位于北京 的权力中心。它已经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计划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国国内议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关 社会紧张程度的信息。它甚至获得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

金融大额索罗斯也曾不失时机地“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1986年,他成立了一个“改革开放基金会”,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 研究活动。1986年5月中旬,在其资助下,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带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考察团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团的主力军是青年。 中匈两国经济学家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交流。考察团回国后写了10份报告,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非常重视并听取了汇报。到1988 年,基金会每年接到的申请案增加到2000件以上,当年获准补助的个案有209件。

其中包括赞助国内专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补助重点放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科。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两年多时间里, 共计赞助了中国将近300多个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资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学者以及接待美国来华人员、进口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书刊、建立讨论性质的 沙龙,以及资助体改所以及其他文化事业。

后因嫌疑涉入“ba jiu”风波,索罗斯退出中国。但后来又重返中国。2005年,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为一家名叫“国际公平桥梁”的机构提供了45万美元的资助,支持它 在中国开展刑事辩护方面的培训。开放社会基金会还联合福特基金会,共同资助了分析报道中外NGO动态和发展的《中国发展简报》,并赞助了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领导)。

好了,这就是魔鬼以它的金绳索牵引着中国。以这样的背景来观察中国改革开放获得的“巨大成果”,及其发展方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目前这怪异现实和其中奥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