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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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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立生命与疾病的新说之外，潘先生的另一杰出贡献在于现代医学批判。先生人如其名，是天下苍生久为现代医学所苦之后“盼得的福气”，是祖国医学式微一百年后触底反弹、绝地反击的先锋。看到只有西医批评中医、没有中医批评西医的状况，先生终于忍无可忍，冲冠一怒，以笔作刀，奋起剖析西医之疾、人心之病。先生自述早年当过开山工，依我看，在民间中医反击现代医学这一领域，他确是有着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之功。
先生批判现代医学，不愿意遵从肯定成绩、指出缺点的老格式，而是把它连根拔起、连锅端掉。他笔下的现代医学，表象上哗众取宠、身无长物，本质上犹如空中楼阁、无根之水，因为它的理论根基，如“内脏下垂论”、“自身中毒论”、“病灶感染论”、“病灶病因论”，全都是站不住脚的假说。由此派生出来的实践是像泡沫一样浮于浅表、一捅就破的，是机械僵化的，方向更是南辕北辙的。举例来说，现代医学的整体免疫理论已经宣告破产失败，免疫而生病的人要比不免疫而生病的人多得多，疫苗已给我国儿童带来了很多人为的灾难，造成青少年体制整体下降。基因图谱治病更是一个大骗局，因为基因所带的生命信息具有模糊性和可塑性，会根据环境做出调适，决定人生病的是后天环境而非先天基因，基因检测纯是为了扩大疾病范畴，鼓动终生服药。君不见，好莱坞明星安吉莉娜·茱莉已经吓得切了乳房，再造以假体，接下来还要切卵巢吗？幸亏她没被查出有脑癌基因，不然，岂不是要打开头颅，用浆糊替换脑浆！现代医学的宠儿抗生素，按字面含义说起来，对抗的是细菌、病毒等微生物，但正如先生所指出的，细菌、病毒不是人类的敌人，反而是人类的祖先，因而，抗生素抗拒的恰恰是生命本身。由此扩展开来，整个现代医学都是推崇对抗疗法的，它看似对抗的是疾病，其实对抗的是生命，已经啸聚成生命之河的一股逆流。这就难怪，现代医学不但不治病，反而会致病了。
不得不说，西方人摆弄尸体是一把好手，德国人哈根斯多年前就搞了个人体标本工厂，专门用尸体制作标本，展示人体各个系统，造型各异，形象直观，可谓独步天下。但把这本事运用到医学领域，可就为害世间了。现代医学的理论家们仿佛都是法医转行的，以肉体当生命，靠解剖尸体来倒推活人，用南怀瑾先生的话说就是“死理学”。对于生命和生理学，现代医学却无从谈起，只有盲区和空档。未知生，焉知死？没弄明白生命是怎么回事，怎知死亡何时到来，对人妄判死刑、妄言死期，岂非笑话！这样的医学只会摆弄死后的形骸，对于生死本身的过程，却不得其门而入。因为不知生，所以会伤害生命，现代医学的检查方法和药物莫不在伤害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正像潘先生所说，“医院90%是可以关掉的！”值得留下的，无非是外科创伤急救和身体缺陷修补这个窄小领域吧。因为不知生，所以只能治治身体的伤，治不了生命的病。
潘先生捅破了现代医学的皇帝新装，露出它不会看病的丑陋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医疗没有腐败，求医也有着一定的危险性，更何况医疗腐败的大环境当前呢。现代医学一旦跟权力和市场勾搭成奸，结成唯利是图的三角关系，就无所不用其极、无孔不入、无恶不作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医学的历史，就是一段杀人而不是救人的历史。以白血病为例，白血病根本不是癌症，而是杀人的口号，白血病之所以死人，不是医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推而广之，如今的一切绝症之所以死人，除却病人年高体弱的因素，都不是医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退一步讲，就算是医术致死，根源也在社会，是社会纵容助长了不良的医术。
现代医学的一大特色是巧立名目、文过饰非。病名和药名无限多，病名层出不穷，据说达几十万之多，药物花样翻新，频繁换代。人的身体除了心脏和眼睛之外，凡是能长肿块的地方，通通可以冠以癌症，甚至没有肿块，只有癌细胞，也可以定成癌症。全身凡是有血管通过的地方，通通搞起了工程建设，开山挖洞，修路搭桥。为了证明自己是严谨的、系统的，还给癌症进行各种分类，划分早中晚期，听起来莫测高深，简直吓死人，但细究起来，分类、分期都是商业行为，其实于病无关，于人无益。病名是发明的，药品是研发的。如果说全民皆商、各行各业都成了市场，医疗行业就是最没有弹性的市场，先付钱后服务，价格只升不降，只闻病人募捐，不见医院打折。发明病名是为了研发药物，建立现代医院是为了帮助把药卖出去，一些药械的暴利比贩毒还高出好几倍。明明是药物中毒，却说成“副作用”、“并发症”，不提治愈率、治死率，代之以存活率、缓解率，透着侥幸和心虚。明明只能治标，还把人切割残了，却说成是“除根术”。总是宣称手术非常成功，从来不管人能活多久。这背后都是利益在驱使，资本的利益。娱乐明星、养生保健名人也纷纷跳出来，给药品或营养保健品做广告，先生书中对此评论道，
“有一点名气，就拿出来卖，自己得蝇头小利，干下害人一辈子的坏事，实在不值得！”凡是投市场所好、中饱私囊的作法，一言以蔽之，无非就是“巧言令色，鲜矣仁！”
现代医学是疾病发明者，先生便是疾病化解者、为疾病正名者。现代医学的病名不计其数，先生则把疾病九九归一，指出百病就是一病，即经气阻滞，疏通经气，疾病就可以痊愈。现代医学能够无中生有，先生便可以化有为无，告诉人们“天下无癌”、“天下无病”，是市场医学这个怪物肆意横行，才弄得满地都是病。他从生命的角度为疾病正名说，“疾病的症状都是生命的抗病现象，都是我们的客人和朋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若是本着交友待客的心态，很多疾病便不足为虑了。先生又说，疾病是生命在战斗，是生命的正当防卫，越是高级的机体，战斗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就越强大。照此推论，症状是生命发出的敌情警报，是生命吹响的防守反攻号角。像肿块这样的病灶，就是生命所取得的阶段性战斗成果，是生命之河在主动清淤后、用淤泥巧妙筑成的长城堤坝，去除病灶其实是在自毁长城，缴械投降。只有从根子上化解矛盾，驱除敌人的进攻之矛，作为生命之盾的病灶没有了防御目标，就会自行化解。先生曾在讲座时谈到这个问题，当时的用词十分口语化，生动直观，妙趣横生，只听他说道，“我们被医学玩了，病是被玩出来的，是被医院治出来的，人是被说病的、吓病的。去医院治癌杀死自己，不如上吊跳河更方便！”记得讲座至此，听众席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不管什么样的病名，在先生看来都算不了什么。听听先生如何将各种病名逐一化于无形吧。首先，很多常见病都不是病，而是生命发起的抵抗和反击，预示着良好的免疫反应，是生理而不是病理：发热是生命自我防卫、清除有害物质的信号，它可以帮助孩子长大，咳嗽是肺功能清除气管有害物质的好方法，头晕是人体各方面不平衡的信号，发炎圈住了微生物的扩散，过敏是人体对毒素的敏感反应，疼痛是生命预设的自卫报警装置，感冒是生命感到微生物的冒犯，拉肚子是人体自我排毒的表现，小孩子患麻疹在排除胎毒，是成长的烦恼，不得麻疹未见得是好事，发疱疹是生命为了疏通经络，利用病毒来发出信号。其次，各种大型传染病都是制药公司编织的谎言，因为自然疾病必有地域局限，无地域局限的病都是为了利益造出来的：非典是不存在的，广州的非典不会跑到北京来，两地的气候温度都不一样。禽流感也是谎言，家禽何辜，任何流感都不可能成为全球性疾病。艾滋病只是不节生活导致身体极端衰弱而引起死亡，把它定义成可怕的病毒性传染病，完全是捕风捉影的假说，是胡诌出来的漫天大谎。第三，有的病不过是正常的衰老退化：前列腺肥大、骨质疏松不是病，是衰老的体现，是自然现象，腰椎间盘突出也是正常的生理退化。癌症就是多年积聚的肿毒，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老人寿终正寝后，身上都有肿块，却不会致命。肺癌不过是肺上有阴影，人的肺呼吸了几十年，一定会有阴影的，只要不去医，肺癌都不会死！第四，有的病只是身体功能的正常变化：高血压不是病，血压是人的正常运行功能，血压升高是生命的一种自我防卫，运动和紧张时需要让血压高起来，生命自会把它控制在一定幅度。同理，高血糖也不是病。如果服降压药、降糖药，必会损害生命的控压、控糖能力，治病就变成了致病。第五，很多病是医院治出来的：白血病都是事后白血病，是打针挂水、血管进了化学物质造出来的。心脏病、肾病是吃降压药吃出来的。糖尿病本来没有，大部分是吃降糖药吃出来的，靠运动就能解决，不用打胰岛素。况且，糖尿病应测尿糖，怎可用血糖来替代？就这样，现代医学处处制造疾病恐怖，潘先生就处处宣传无病，传递无畏。
现代医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先生所说的“四化”，即病因病理单一化、治疗用药划一化、个体责任集体化、组织政医一体化。单一化和划一化使得西医治病笨拙又幼稚，把病人当机器，把医生变成操作流水线的熟练工，物化的环境泯灭了人性和个性，鲜活的生命分解成了枯燥的数据指标。发烧就用退热药，疼痛就用止痛药，输液治脱水，输血治失血，剩下的就是“三素一汤慢性下毒，支架移植剖腹挖心，手术放化疗三刀夺命”了。责任集体化等于稀释和消除了医疗责任，令患者投诉无门，低头认命。好处都是医院和医生的，责任都是病人和家属的。我本人十分向往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精神，但也赞赏潘先生所说的，唯有治病救人的事是不能集体化的，医疗责任是不能集体化的，生命的个体性决定了医疗实践的个体性，治病应是医患双方一对一的个体行为。我至今仍记得，先生在给我初诊时说道，“我是你的医生，就会对你负责。”
政医一体化推动普及医保，但却是单向而非双向普及，即只对病人普及，不对医方普及，不把民间中医、非主流疗法纳入报销范畴。可见，医保的实质是“保医”，保得住医院的福利和医生的饭碗，保不住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对于病人并不是福，也许是祸。有了医保，医院就得到行政的保驾护航，摩天大楼一幢幢拔地而起，但楼高不等于水平高。我听过潘先生在天地生人的讲座，场地简朴，房屋低矮，一屋子人济济一堂，各抒己见，热情洋溢。旁边就是一家现代化的医院，大楼气派得很，设施设备新极了，但人的脸上都透着冷漠世故。这是个体与集体、民间与主流的典型对比写照。古时的中医大家有很多做过太医，但在权力的制约和集体的绑架下，太医群体面对皇家淫威，不敢承担个体责任，致使太医院成了疗效最差的地方，皇子皇孙大都短命得很。很多太医反而向往走出樊笼，回归走方郎中生涯。此外，政医一体化还导致行医资格限制，民间中医难获资格认证，六十五岁以上阅历丰富、如日中天的老中医不许再开诊所，被迫陷入“非法行医”困境，形成亘古未见的奇观。可记得，《西游记》里还有“孙猴巧行医”一节呢，也没见谁质问悟空有没有资格。
这样的特色叠加起来，不禁让人感叹，现代医学从理论到诊断到治疗，始终与一连串的错误相生相伴，究竟是在治病，还是在致病，究竟是要救人，还是要捞钱？先是花样繁多的创伤性检查方式，让病人还不知有没有病、得了什么病，就已经伤痕累累。我的一位同学曾被疑为肾癌，主治医生刚从美国回来，据说掌握了业界最新疗法，她幸运地成了第一个练手对象。于是开刀了，肿块取出却发现是良性的。刀口拆线时，我去看了，后背从上到下，好长的一道口子啊，不禁想起了相声里说的“拉链”。好端端的身体被拉开一回，多么悲摧！这还算是幸运的，毕竟医生没给扣个恶性帽子。若是确诊为恶性时，病人都还活生生的，医生就会给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说他还能活多久云云。先前医生们还懂得避开病人跟家属说病，如今却越来越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常常当面把病情告诉病人，全不顾病人的心理承受力。就这样，病还没治，病人已吓个半死。
随即，潘先生所称的“伪治疗”、“瞎治疗”启动了。先生说，“凡是明知愈治愈糟，为获取经济利益而故意制造理由强加治疗的，皆可称为伪治疗。”他又说，现代医学通常不知病因，这种情况下的所谓治疗就是“瞎治疗”。西医治癌无异于“贼喊捉贼”，因为最易致癌的，第一就是化学药品，也就是西药！治癌手段是残酷的，三把刀当中，手术是凌迟，化疗是下毒，放疗是火烧，肢体缺损了不说，这个过程中所用的麻醉药、消炎药、止痛药，会给神经、微生态、心肝肾等关键功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让人的天年大打折扣。结果是，又把病人给治得半死。两个半死加起来，病人恐怕在劫难逃，医生的预言又灵验了。与其说癌肿是实体占位，不如说是现代医学在垄断和占位，它牢牢把持着医疗领域，阻断了病人的求生之门。白血病的治疗也是三把刀，骨骼移植、脐血配对和干细胞移植，说白了就是敲骨抽髓吸血。主导思想是外求，认为病人自身原装的不行，就移植别人的来用，重建新的造血系统。至于能不能建得起来，好不好使，都只是一厢情愿。其实，婚姻是原配的好，身体也是原装的好，重组的更容易散架撂挑子，移植害死的人远远多于救活的人。先生还发现了一个“不能揭的黑幕”，即骨髓移植已经因失败而废止，代之以干细胞移植了。但是，失败了不说失败，而是要讲发展得更先进了。这真叫人无语，找不到可以形容的词了。
美国医生特鲁多这样描述过医学和医生的职责，“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可是现在，现代医学跟这背道而驰，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面孔，“有时会治死，常常会治重，总是会吓唬。”看来，“生病要送医院”这句话可以倒过来说，“送医院要生病！”先生书中暗表，被现代医学治死的人远超战争、瘟疫、饥荒三者之和，多么深重的医疗灾难！他又打比喻说，“现代医学的医疗像个淤泥潭，踩一脚就深一脚，直到没顶！”当然，现代医学的根本意图也不是治人于死地，它最想要的是，把人维持在半死不活状态，终生治疗和服药，这样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现代医学所把持的医院为了彰显自己完全是从病情出发，并不为了赚钱，有时也会对所谓的晚期病人弃疗，说他病重得没必要再治了。欲擒故纵，放小取大，放弃了极少数所谓的重病人，就能让自己看上去很科学、很不爱钱，就能拉来大多数病人，获取更广泛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近闻京城一位高校教授、行业精英，被数家大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只有三个月好活。诊断单寄到美国的癌症治疗中心，说法相同，也说是不必来了，治不了。就这样，此君何其幸运，竟然被中外医院双双弃疗了。绝望之下，转投云南一位民间中医，不知用的何种疗法，如今多半年过去了，仍是活得好好的，开朗乐观得很！看来，走进医院何其危险，躲到被医院遗忘的角落，反而可能平安无事呢。
先生对现代医学的批判深入骨髓，直指其社会根源，称它是“资本主义带来的恶魔”。马克思那句名言人人皆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现代医学的垄断背后，是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做支撑的。当今世界深受西方之害，西方对外输出的是战争、核子、化工制药这样的黑色工业，输出的是污染和垃圾，金庸笔下的“西毒”诚非虚言。现代医学宣扬的是肿瘤会扩散、转移，但真正转移、扩散的是资本，资本侵蚀着社会肌体，毒害着人的身心，它才是这世上真正的毒瘤和绝症。对此，先生发出泣血的呐喊，“新帝国主义在行动，新殖医主义在撒网！”
随着现代医学的日渐疯狂，先生对它的战斗也趋于白热化，口诛笔伐不断升级，指出它已从“精怪化”发展到“魔怪化”，由精成魔，并为其预言了终将灭亡的前景和命运，“多行不义必自毙，我相信不久的将来，现代医学必将成体系地垮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