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年—约公元前370年)，被广泛誉为“西方医学之父”，他对今天被称为现代医学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希波克拉底之前，医学更像是传统、迷信和魔法的大杂烩。很多人错误地认为，疾病是上天的一种惩罚，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祈祷，并且期待会好。饮食、运动、卫生和生活习惯等要素，在健康方面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更少人用实际的药物来治疗疾病。

直到希波克拉底的出现，改变了健康荒野上的一切。希波克拉底对现代医学的其它贡献在于，极大地促进了医学实践中的结构化和标准化。但是很快你会看到，这个故事并非如童话那样以永远幸福结尾。外界的影响最终腐化了希波克拉底的意图，将医学转变为聚焦于疾病管理而非治疗的利润永动机。

希波克拉底坚持认为，人的整体健康仰赖于，本质上相互关联的各部分的和谐平衡，一部分离开其他部分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如今，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之为“整体”医学，一种治疗整个患者而非他的孤立症状的哲学。

他那永恒的道德誓言，也让希波克拉底不可思议的成就被人铭记，如今“希波克拉底誓言”，在现代医学中仍被高度重视。它宣称医生的工作，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治疗疾病，保护患者的隐私，并将医学知识传递给下一代，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到任何他所治疗的人。

然而，希波克拉底致病哲学的基本信条，最终消退并被新的理论所取代，包括细菌和微生物致病的想法。著名的“微生物理论”，这一致病哲学的理念特点是，认为“得”疾病是特定病原体进入了身体并开始繁殖：例如，当你感染了“冷虫”，你的身体会发展出冷系统并逐渐堵塞，最终得病。

这是今天很多人仍旧持有的思想认知，直到希波克拉底死后很久，在1850至1920年间，它才传遍欧洲和北美。微生物理论与希波克拉底及其门徒通俗易懂的体液致病哲学大为不同，它最终成为20世纪及之后的医学实践的黄金标准。
　

微生物理论为何如此流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有效地打败了所有体液学说和其他早期致病理论相关的细节复杂性。如此，医生不再考虑让宿主得特定疾病的复杂因素，也不会对希波克拉底理论中固有的超自然元素有一丁点好奇；不管一个人是否有“感染”，你只要处理细菌，就这么简单！

“微生物理论促使疾病被简化为微生物和宿主间的相互作用，无需再费神考虑环境影响、饮食、气候、通风等，这些早期被认为与健康和疾病极为相关的因素，”一篇名为《哈佛大学传染病：疾病和流行病的历史观点》的历史论文如此解释。

“在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集中聚集在大规模生产、消费、标准化和效能时，微生物理论才得以发展，所有这些，都与微生物理论科学和普及相匹配，”哈佛论文如此解释，道出了其关键点。

当所有疾病的根本病因，被简化为致病病原体进入身体，构成微生物理论的基本信条，推动了最前沿的全新的医学范式，通过症状管理，使用有专利权的、基于石油化工的药物，很快成了医生治疗其患者的标准。

“大型制药公司”，就是我们常说的制药行业，是从微生物理论起家的，还有疫苗接种学，这种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疫苗接种的形式，暴露于致病病原体，从而获得免疫对抗疾病。这两个概念都是源于微生物理论对抗传染性“病菌”的思想；因此他们专注于用药物和化学注射剂摧毁这些“病菌”。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化学家、科学家、发明家，你可能有所耳闻，一位微生物理论的死硬卫道者，他发展出“杀死”食物和饮料的独特工艺，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相信，这可以让人们的饮食消费更加安全。

这种杀菌方法被称为巴氏杀菌，它通过将东西加热到非常高的温度，来杀死任何可能潜伏在其中的活物，包括细菌和酶。巴斯德里程碑式的发现是，显微镜下的细菌几乎存在于，暴露在空气中的一切东西上，而这些细菌可以被高温杀死，这永久改变了人们看待细菌和公众健康的方式。

巴斯德的工作成果，带来一项最为显著的改变，你可能非常熟悉：巴氏灭菌牛奶。尽管需要时间才能普及，通过加热牛奶来杀死细菌，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受到追捧。在后巴斯德时期，尤其是在工业化之后，所浮现出的食品安全议题，让它最终成为食品加工标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关键时期，全世界从历史角度看到，疾病大量减少了。第一次，全社会开始认为微生物、细菌通常是有害的，尽管使用有益菌发酵和培养食物已经被使用了好几个世纪，却未加考量。

正如你所知，细菌广泛存在于我们的周围，甚至我们体内，自19世纪起，科学进步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我们现在知道有“好”、“坏”两类微生物存在，这是巴斯德及其追随者们不甚了解的东西。这些人只从有害的角度来看待微生物，因此他们花了无数的时间在实验室里研究消灭细菌的方法。

巴斯德的出名，巴氏灭菌和疫苗接种学，都仰赖于将细菌视为威胁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至今仍然非常盛行；我相信你的朋友、家人或邻居，肯定有人非常害怕“感染”疾病，如果他们暴露在致病细菌或病毒的环境下。但是，这种害怕有道理吗？

或许和你在学校里被告知的相反，并非所有的细菌和病毒都是坏的。与巴斯德同时代的其他科学家，强烈反对他的疾病理论，他们宣称科学在自己这一边。相较于细菌导致人类疾病的说法，他们声称是细菌所立足的环境，决定一个人是否得病。

法国教授皮埃尔·雅克·安托万·贝尚（Pierre Jacques Antoine Béchamp），在其担任蒙彼利埃大学医药化学和配药学教授期间，对细菌在发酵过程中是如何工作的，有更纯粹的理解。他意识到，让微生物增生的并非微生物本身，而是微生物存在的环境。贝尚还认识到，微生物和细菌必须从某些地方产生，并非如巴斯德错误的信以为是自发出现的。

贝尚对微生物的理解，太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最终被认为比巴斯德的理解更为准确。贝尚发现微生物是多形态的，意思是说它们会根据所处的环境条件而改变大小和形状，而巴斯德认为微生物始终是一样的，还是那样，前者关注于环境，后者聚焦微生物。

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公认是实验医学之父，他创造了一句名言：“环境至关重要，微生物无关紧要。”这句信条出现在所有巴斯德对微生物的总结里，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正确地引领着现代医学更加进步。伯纳德认识到，微生物只在环境允许它们导致有害时，才变得有害。他意识到，如果环境不允许微生物肆虐，人们根本不用担心自己暴露在其中。

鲁道夫·斐尔科（Rudolph Virchow），另一位实验医学之父，花了多年时间，研究新兴的细胞病理学领域。那时候，他一开始就带着“微生物是坏的”及其他诸多的思维定势，直到后来才醒悟，斐尔科在他事业的晚期曾忏悔到：

“如果我可以重新活过，我将投身于证明微生物在寻求自然的栖息地——病变组织，而非证明微生物是病变组织的病因；例如，蚊子寻找积水，却不是导致水池一潭死水的原因。”

因此，斐尔科、伯纳德和贝尚达成的共识是，当微生物遇到合适的有机体，能管控它们的环境，或“地势”时，微生物实际上是无危害的。这里我们指的不仅仅是免疫系统，它只是健康地势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谈论的是身体内在的生态环境，其全体的完整性，由诸如化学毒性和营养状态决定。维持一个健康的内部地势是你的首要任务，增强免疫系统是第二位的。对微生物小题大做不应该放在首位，而这却成了我们当今社会的现状。

巴斯德错误的假设：微生物导致疾病，仍然是现代医学治疗疾病的样板。从预防和治疗癌症的角度看，上述意义非常巨大，很快你会看到，因为如今的患者并未被告知，维持一个健康地势，从而发挥最佳免疫功能的重要性。相反，更多的是，患者被告知患上癌症是一场赌博，那些患癌的人别无选择，只能进行强烈疗法的治疗，就如同巴斯德对治微生物那样，试图用有毒物质杀死癌细胞，而非修复被其渗透损坏的地势。

巴斯德的微生物理论，存在的另一个潜在错误是，它无法区分有害和有益的细菌。

迈克尔·拉姆（Michael Lam）博士，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美国抗老化/再生医学委员会认证医师，非常精通生物地势领域，他声称益生菌，对维持他称之为“数十亿有益（好）细菌和致病（坏）细菌相互作用的微观平衡”，必不可少。

在大多数情况下，西医仍然执着在对微生物的错误理解上，反对生态地势是健康的要素，从而损害了大众健康。数百万人根本不必要，因为错误地针对微生物，以及使用化工制造的药物，带来的失败治疗而遭罪受死。

医学已经从代表着科学与艺术的微妙平衡，从对改变保持开放作为进步指标，从以众多独特形式表达，降格为教条化的、无可辩驳的、公司法令轨制的单一系统。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

更重要的是，医学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有了戏剧化的改变，从使用植物和草药帮助身体自然地疗愈自己，转变为仅仅针对疾病症状，使用人工的、基于石油化工合成的化合物，如制药品？

为了找到这些重要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回到一份，1910年出版的名为《弗莱克斯纳报告》（The Flexner Report）的论文上，无论从哪点来看，它戏剧性的永久地改变了西医的进程。大企业和美国医药协会，雇佣了一位名叫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人，组织了一场对全北美155家医学院校的评估。弗莱克斯纳评估了每所院校的各种教学方法，以此汇编和建立了一套，他的老板所希望实现的、标准的医学系统。

在《弗莱克斯纳报告》出版前，现在很多人提到的“另类/非常规”医学，实则为朴实的旧医学。执业医生通过搭配使用，诸如顺势疗法等有益于健康的做法，而获益，这些疗法在全国的医学院校都有教授。草药学在高等教育学府内也备受推崇，在医学教育巨大的哲学联盟中，体现了自己独特的作用。

如你所见，在美国，1910年之前的医学教育，其多样性的教育内容，取决于其院校类型。与当时大多数高校一样，通过科学探索追求真理有很多独特的形式，这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正常的。当时有无数的思想流派和各种医学方法，各自都有其名副其实的效果。那是一个医学教育的自由市场模型，以开放和接纳新想法为中心，而非被集权的少数派自上而下地掌控。

那些最成功的，经受住了最严格考察的想法，被推到前列，成为广泛接受的坚实的医疗科学。若没有过度的官僚障碍，任何探寻性的头脑和方法，都可以成功地实现医学上最大的进步。

罗伯特·斯科特·贝尔（Robert Scott Bell）博士在一次采访中讲述了一些在《弗莱克斯纳报告》之前医学本来的东西：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医学院校教授完全不同的东西。当时有顺势疗法医学院校，有自然疗法学校，有兼收并蓄的综合学校，有草药学校……不只有一种途径。后来发生的是，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有兴趣建立单一的途径。

这个“单一”议程迅速摧毁了医学教育的权力下放模型。医学在整体上被肃清，归于唯一的中央集权医学寡头的保护伞下，不论是其建立者或是外部的观察者，无论从任何角度上看，都带有心照不宣的轻蔑。真正的科学探究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独裁医学模型，《弗莱克斯纳报告》是其催化剂。

此刻，你或许会想，这个并不出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里到底有什么，能如此强有力地削弱旧医学。答案是，它没有包含的部分更重要——更具体地说，通过遗漏删节的方式，有效地操纵公众舆论，将美国旧的医学教育形式，丑化为破碎的、需要修补的，从而抛弃之。

认识到美国大众已经完全适应了医学自由市场的想法，报告的赞助商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知道，他们不能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想将医学统一到一个标准的系统里，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他们不得不想办法说服大众，医学教育需要改革，为此，他们宣称医学院校剥削大众以获得私人利益。

在很多大学里，医学院校是作为盈利教学部门运营的。他们接收任何愿意学习并且有能力付钱的人，课程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教的学校，以及谁在教。要做出一些重大改变，就得使大众相信，这种开源的医学教育模型，某种程度上来说对社会是有害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废除旧系统，并引进一套被自上而下掌控的、通用的医疗体系，可以很容易地在所有医学院校中，被广泛地复制和教授。

用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话说，如果洛克菲勒版的，一个有着“相同难度和学费”的医学教育系统，被大规模实现的话，前面提到的三种院校就必须消失。

诚然，当时的某些医学教育形式，确实是放空炮。但是，在这样一个秘密计划消除许多合法医学形式的背景下，和新系统一竞争，轻易地将医学转变成，将分配处方药作为建立医学诊断分类的规范化治疗。在《弗莱克斯纳报告》之前，并没有真正的制药业，也没有一个管理机构规定医学课程。当石油工业看到其想法背后潜在的利益后，这一切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洛克菲勒）从有机化学起步，他们发现可以将油分子改变成各种东西，于是他们研发出专利药物，或药物分子，”贝尔博士解释说。“现在这些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但是为了让大众能够接受它们——如若非常诚实地说，它们是毒药——他们必须掌管教育系统。”

由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以及他的兄弟西蒙），领导一群被精心挑选的人，负责在北美发展一套新的医学架构。通过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的刺激，以及联合美国医学协会，这些聪明的同伙、灵活的头脑，只手遮天地改变了北美的医学教育课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医学协会的极力游说，促成了洛克菲勒和其他人在《弗莱克斯纳报告》提出的展望：“严格商标系统化的经验医学教育”。弗莱克斯纳及其精英团队只不过是完成这个局的棋子而已。

这群同伙，绰号“霍普金斯圈（Hopkins Circle）”，在二十世纪早期会合，研发了一整套全新的医学教育知识结构，有效地达成了美国医学协会、洛克菲勒及卡内基的目标：大亨们大获全胜，美国人损失无可估量，更别说那些形形色色停业的医学院校了。美国医学协会期刊（JAMA）的编辑，在1901年对他们所关心的医学教育目标宣称如下：“我们希望，随着更高标准的普遍应用，将大规模缩减传统医学院校，毕竟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这些整合者，将自身努力导致医学教育市场的大面积萎缩，视为好事。事实上，消除多元医学哲学，是一直来的目标，这让后来，诸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这种大机构的，如今被很多人认为是医学教育学科的黄金标准，取代了整个医学。

“（这些既得利益者）通过从根本上消除所有的竞争对手，专利化石油化工医学教育，最终掌控医学教育，”贝尔博士说。“1910年的《弗莱克斯纳报告》，如我们所知，是亚伯拉罕及西蒙·弗莱克斯纳受雇做的；它实则是一份被预先委托的报告。”

弗莱克斯纳帮助完成的，实际上是，将科学和医学统一到受德国启发的教育范式中，它们被卡内基、洛克菲勒、美国医学协会和当时其他有影响力的政治掮客，所拥护和推动。最终，医学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

这个计划中最低资金门槛设置，为接管创造了一个便利的后门，确保捐赠者和特殊兴趣资金，能够控制所有“认证”的医学院校的教育方向。这一辉煌的计划，伪装在让全美医学教育更加“专业化”的目标之下。

贝尔博士在我们的采访中完美地总结道：“毫不奇怪，报告基本上在说，开办一所医学院校太容易了，而绝大多数学校并没有在教医学。让我把这句话翻译给你听——这些自然健康学院没有推销足够多的化学药物，由谁生产的呢？卡内基和洛克菲勒。”

非常讽刺的是，这个新系统的承办商声称，旧系统服务于个人而非大众，有趣吧。他们抨击旧的医学院校据称是商业性质的，这些让普通人很好理解，同时对更新的系统、更精良的学校的慈善性质表示赞赏。

如果你曾经面对过自命不凡的，以“要么听我的，要么快滚蛋”的方式治疗患者的医生，你就得怪弗莱克斯纳和他的改革同僚们。他们将谦卑的患者护理，助长为寡头统治的精英医学，任何在这一系统之外的东西，都必须经由科学的审视，且被轻蔑对待。他们也是将其他与之竞争的医学形式诬为“庸医的骗术”而解散的根源，尽管其中很多，在那个时代之前，是标准的医疗形式。

这并不是说，如今所有受过常规训练的医生都是破坏大于修复，或所有的“常规”医学形式都是逐利和控制性的。很多医生，实践综合的或实用的医学，将“常规”医学范围内最好的与“另类/非常规”医学里最好的相结合，终究，对双方都有益。还有很多学院派和临床派医生，在发现真相之后，从这个系统的局限中走出来，对完全不同的医学和健康的思维方式，保持开放。很多好心的医生只是被误导了，他们中的有些人最终挣脱了束缚，做出了很伟大的事，包括尽他们所能地改变着这个系统。

同时，制药优势理所当然地，被绝大多数最负盛名的医学院校，视为是普遍的思想形式，这才是真正医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接受这一思想体系的人，往往对“另类/非常规”医学抱有敌意，因为它与他们在医学院校被教授的相抵触。并非是这些与之竞争的另类疗法没有效，其中很多都有效！但是它们威胁到了，医学寡头精心编织的利润和权力利益，自《弗莱克斯纳报告》出版之日起，他们就掠夺了对医学的垄断权。

“美国医学协会，作为众多医学院校的评估者，他们的工作是瞄准并关闭那些广受尊重的顺势疗法学校，”达雷尔·乌尔夫（Darrell Wolfe）博士，在采访中解释政府在这个议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开始抛洒上亿美元，在那些教授强化药物医学的医学院校。”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学校有了资助之后，就有了更好的医生——或者，我可以说嘛，更有名望的医生。作为资助的回报，学校被要求继续教授那些强调合成药物的医学课程，根本不提自然医学。

几乎每一所教授不同于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课程的学校，都因为低入学率、资金匮乏两个原因中的一个或两个而倒闭。资助或许是最大的因素，因为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花了大量不曾透露过数目的钱，资助那些支持他们议程的学校，并牺牲掉所有其他学校。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弗莱克斯纳报告》的出版，让顺势疗法、整脊疗法和许多其他的医疗形式完全销声匿迹，而非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属于非主流。所谓的“另类/非常规”医学直到二十世纪初，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之后很快被变革所取代。

“至1925年，超过10000位草药医生失业，”乌尔夫博士在被采访时说。“至1940年，超过1500位整脊医师被检举为在实行‘庸医的医术’。1900年前后热门的顺势疗法医学院校有22家，至1923年减少到只剩2家……到1950年，所有教授顺势疗法的学校都倒闭了。最终，如果一名医生，不是毕业于弗莱克斯纳所支持的医学院校，拿到医学博士学位，那么，他或她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医学博士们，如此偏向于合成药物的疗法，他们对天然药食物营养学知之甚少，即使有的话。”

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在给医学院校提供大量现金的同时，他们不仅推行自身特殊利益的商标医学课程，还将从事研究的医生，和与患者互动的医生分离。史上第一次，医学院校为研究专科提供全职职位，并给全北美医学实践的课程创建者发工资。这一模型的拥护者争辩说：最好的科学知识，来自于那些有能力奉献自己的一生，投入到研究和教学中的人，他们不会被治疗患者“分心”。

但是反对者，包括一位名叫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的人和他的同事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预见到这一模型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正如这些人预见的那样完全表现出来了。将研究医生和临床医生分离，会创造出“一代临床伪君子”，他们“从患者生活中的凌乱细节和现实中脱离。”那些在大学里只主导研究和教学，持续追寻高深知识的医生，对于患者来说是灾难性的，他们被基于这种教育模型所教授的临床医生诊治，这些医生的优先考虑，从谦卑的来往和对患者细致的照料，转变为试图拥有一个公共机构所设置的最高级别的医学知识上。

更糟糕的是，这种转变造成了两种完全脱节的医生类别：高薪、终身致力于完成医学寡头批准的医学院校竞标的医生；以及那些给患者分配这些学校所教授东西的医生，而这些学校如今几乎完全以高利润的制药品为中心。

垄断的医学，很快成为新的“黄金”标准，完全不顾任何人对它的说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实践的旧模型变得朦胧，让众多历史写手，有机会掩盖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美国医学协会的奸计，如果后人仔细审察的话。

要牢牢控制医疗体系，摆布哪些疗法是“可以接受的”，“骗子”只有在人们处于信息接受方的时候才能得逞，即那些有治疗需求的人才愿意接受它。你如何说服如此众多的习惯用旧的方式做事的人，在他们的健康方面，去接受一个全新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呢？

答案是，上演一套假情报攻势，影响一代人，自愿地从草药医生，转向分配药物的医学博士们；从以天然食物为中心的健康理想，转向盲目地依赖药物和手术。一次一个精于算计的广告；一次一个虚假的研究；一次一个骗人的背书，将大医疗推过底线，完成了它的垄断计划。这仰赖于大众习惯性信任的信息来源，例如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医生。

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你和我从出生的时候，就习惯于去相信任何我们被告知的东西，通过大众媒体及其他“信任的”信息来源，无论是流行杂志、科学期刊，或电视或报纸上引人注目的广告。如果普罗大众能被引导去相信那些权威所赞同的，例如膳食脂肪对身体健康有害，那么，任何与之相反的证据都会被轻易驳回。

新的医学教育体系，也对沉浸于其新课程内容中的一批批学生有调整影响。教导那些“受教育”的去接受舆论观点，最终会导致，那些“未受教育”的普罗大众也接受同样的观点。

《弗莱克斯纳报告》的作者，框定表达方式建议说，医学已经破碎，需要修复，一切都是为了达成推行他们自己品牌的医学治疗吗？同样的“抛出问题-积累反馈-解决方案（problem-reaction-solution）”策略，也被用于软化人们对药品和手术的想法，以癌症为例，化疗毒药是治疗癌症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我们的健康世界观，都是基于我们从主流新闻看到和听到的，以及我们从学校教科书上读到的。或许你也有共鸣，我们所留下的印象是，生病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概率因素，如果我得病了，我需要去看医生，他就会给我开处方药物（一种或几种）作为补救方法。它就是这样简单，我们也并不关心吃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从未被告知它的重要性。

如果你看到自己的父母，身边的亲朋好友罹患癌症，在接受化疗和放疗等常规治疗后相续去世后，你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对医疗系统的看法。你可能会意识到我们都被兜售了一份商品清单。

“现代医疗系统实际上在试图治愈疾病，让人们保持健康”的想法，只不过是假象。大多数假象都与，一百年前，公关之父爱德华·L·伯奈斯（Edward L. Bernays）聪明的营销策略有关。公认他有一个新发现：人们很容易动摇去接受一个想法或概念，在没有心理操纵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会拒绝。通过折磨人们的情绪，你可以有效地卖给他们几乎所有的东西。这就是伯奈斯新发现的营销方法的症结所在，后来被用于向大众兜售“现代”医学的想法。不需要任何不法商品，在这个例子中是医学模式，只需要将真实的信息作为一种手段，告知他们的潜在客户。这个新模式涉及利用潜在客户的恐惧、欲望和贪婪来欺骗他们。

伯奈斯技巧在阻挠民意方面如此高效，以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首席宣传官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 ），在二战期间借用了其中的一些，用以争取对纳粹党的支持。战后在美国新兴的消费主义，应用伯奈斯技巧去说服，给公司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去营销他们的产品。

或许毫不奇怪，伯奈斯从他的舅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那里搜集了大量想法，用于有效地在美国大众中宣传，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概念，被用于隐蔽的社会群体工程。心理操纵，被证明是开启奴役人类，而非绽放人类的关键。

这些通俗神话进入了我们称之为“常识”的范畴：思想，不管它们真假与否，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公众认可，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知名度，便被绝大多数人视为“真理”。

“常识胜过事实”的想法完全是不合逻辑的，真理就是真理，不管有多少人相信它。群体思维是那些社会工程师的工作成果，他们利用伯奈斯的方法宣传说服，将批判性思维替换为时尚接受度——或者，用他的话说是“设计好的一致赞同。”

反过来看，肯定存在反对“设计好的一致赞同”的人，或，更确切的说是，那些公然反抗群体思维叙事的思想。它们都是迷局的一部分，被小心谨慎地安排在制药革命中的恰当位置，很快社会接受了新部队——被灌输后的医生对药品的教唆，他们相信并教导患者去相信，这些药品会帮助到国人治好身体的疾病。

不肯就范的医生，很快就被冠以“江湖郎中”，这要归功于美国医学协会内部宣传部门，它成立于1913年，以帮助实现这场战役的目标。其成员医生和公众被教导说，要废止所有的“庸医医术”形式——所有的医学形式，凡是没有通过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盖章批准的。

同样，为制药铺路的信息，不仅用于劫持医学院校，还活跃地实施在电视、广播、杂志、医学期刊，甚至通过政府卫生机构发起的宣传运动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新医疗系统显得很科学很权威。

如此全面而包罗万象的计划，让医生和患者都毫无戒心地，欣然接受新药物治疗方法，并相信它是医学的黄金标准，反映着社会进步。对优越性的呼吁，有利于说服大众：药品是一种先进的医疗形式，远远优于所有那些“原始”的旧医学，这些都是基于伯奈斯的概念营销方法。

突然之间，在很多圈子，甚至连考虑使用草药和自然疗法，都被认为是低级思维；制药成了医学的未来。其本质就是“弃旧迎新”，这一战术对所有社会阶层都非常凑效。联邦政府对这一弥天大骗也有所贡献，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签署了《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The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为此成了一个部门，用来管理那些被认为“安全和有效”的医疗。

在此之前，生物制药已经在源源不断地输出着。当时，罗斯福的新法案，让新兴的制药业蔚然成风，赋予它巨大的新力量，致使基于药品的治疗仍然独占鳌头。“大制药公司”的诞生与新设置的FDA遥相呼应，他们互相配合支持着彼此的存在。

药品产业继续生产它的药品，有了医学院校和刊登其产品广告的媒体的祝福，再加上FDA准许了这些药品的审批，都有助于创造一个有信誉的假象。还记得伯奈斯成立委员会，将他客户那些不受欢迎的思想，赋予权威影响力的战术吗？FDA和罗斯福的立法，为制药业有效地实现了这一点。

当时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药品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他们取代了更自然的传统疗法，或制药业的课程体系如何进驻到所有的医学院校。他们所知道的是，药品已经来了，由于他们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宣传攻势，他们相信药品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其他一切。

事情的真相是：患病的人体并不缺乏化学物质，尽管大制药公司都让我们相信这一点——人体缺乏营养。然而，随着制药产业继续垄断整个美国医疗的远征，这一真相逐渐淡化而朦胧，数亿美元砸入到欺诈广告、虚假科学研究，骗人的研发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宣传运动中。

公众被兜售了一份商品清单，也许最不幸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药品行业崛起而后衰落的历史，正是药品行业研发很多如今在售药品的历史。实际上，很多制药，是由两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化学武器研发而来的，有些甚至用纳粹集中营中的犯人测试过。

很有可能你在标准的历史教科书上，找不到这些内容，许多最早的药品，是由德国的研究实验室孵化出来的，包括流行的镇痛药如非那西汀（乙酰对氨苯乙醚）、安替比林（二甲基苯基吡唑酮）和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许多德国最大的药品公司，在1925年合并入I.G.法尔本（I.G. Farben）集团，除了垄断德国的药品行业外，还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奴工研发和测试新药。

化学疗法中的化学药品，对所有的细胞和人体组织都是有毒的，而不只是对癌细胞。对身体来说，它们实际上就是毒药，对那些已经患上某种疾病，免疫系统已经衰弱的患者来说，毒药的破坏性尤其大。

但是推行化学疗法的战役一直在进行，“它是癌症的新疗法”，这是他们向医学界推销化疗教条前的主张，最后成功了。在你了解它之前，化学疗法和入侵式手术和放疗，已经成为癌症的标准治疗方式，它是另一种毒性介入，会损害人类的DNA且实际导致更多癌症。

希望你在接下来这一点上非常清晰：维持“以化学为基础的医疗优于自然医疗”的错觉，需要一个复杂的欺骗网络，不仅在教育课程、科学期刊，还包括公共关系。它还需要一个监管系统，用以保护制药医学的“知识产权”。

制药公司受到政府的保护，将化学分子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并声称它们是属于他们的，通过专利过程，我喜欢称之为“生物剽窃”，或为私人利益而盗窃大自然界。毕竟，很多药物化合物起源于自然界，通过某些方式模仿自然，尽管通常让人体健康付出巨大代价。

“专利药物不适合人体，”医学博士乔纳森·V·赖特（Jonathan V. Wright）说，他是华盛顿州塔荷马诊所的创始人兼医疗主管，在《癌症的真相：全球的探寻》的访谈中他说：“所有巨型制药公司都是分子的分子的分子的专利持有者，那些分子看似适合人体，好像可以对身体做些什么，其实对身体有巨大的伤害。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现在的身体保持健康，我们只能用适合身体的物质和能量，使用专利药物是没有道理的。”

这不是偶然的，换句话说，他们提取的许多制药品，故意被设计成类似天然化合物，但是足够异质到可以被大型跨国公司“拥有”。它们从整个植物和有机体，以及各种各样的化学和石油化学复合物中独立出来，让绝大多数制药品都有副作用的噩梦，和一些固有的毒性。

“我们不能专利持有自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多的钱来研究植物医学，”纳丽尼·奇科威（Nalini Chilkov）博士说，她是一名作者，临床医师和细胞生物学家，她在加州圣莫妮卡执业东方医学和针灸，也是《癌症的真相：全球的探寻》的采访嘉宾。“但是他们会制造出和自然分子看起来一样的分子，然后制药公司可以持有它。但是那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金钱和权力支持了这些制药品假象的战役，却没有金钱和权力用于大自然。大自然本质上是完全免费的，因为没有人或实体可以合法地宣称对它的所有权，除了上帝，而上帝慷慨地给予了没有任何伤害的恩惠。另一方面，专利医药是人类试图扮演上帝，来控制健康的工具和人类的命运。除了那些金字塔顶端的人，没有人乐意这样，然而它就是如今统治的模型。

为了让一种制药品上市，不管是针对癌症或其他疾病，药物生产公司必须给FDA递交一份新药物的申请。不管这家公司是否提供了临床试验或其应用的其他补充资料，根据最新的数据，其相关使用费超过200万美元。

再加上研究、开发和测试费用，我们谈论的是，超过55亿美元的花费，仅就一种新药物的上市。这真是一大笔现金，只有巨头才能支付得起。现代社会唯一被认为是“合法”的医疗，都是那些走过这种昂贵和复杂过程的。就FDA而言，它对食品和药品有管理权，管理着联邦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如果没有花这么多钱，任何能帮助提升健康和预防疾病的草药、或其他物质，都无法合法上市或销售，而只有专利药物的所有者才能付得起这么多钱。

这是一个喜欢囤积“重磅炸弹”药品的系统，可以为它们各自的生产商，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利润。反过来，卑微的草药和植物，永远不可能实现这一点，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大自然根本不会收费，至少不会花那么多钱，去补偿FDA的新药使用费，更别说研发、测试和营销费用。

FDA这个系统被设计成，适合私人利益团体持有专利权的制药品，而非在此之前就存在的草药或其他自然医学形式。即使一种自然草药获得了FDA的批准，它也将自动失去它作为草药的状态，并且很快成为一种“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