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人行善多小心
周 文 建
古人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同情心是人性本善的一个表现，一般的宗教也是劝人积德行善。但是，如果你自己以为是在行善，实际上却是当“大头”被人骗；如果你自己以为是在施舍，却不知受施舍者比你的收入还要高几倍十几倍，不知道你会作何感想？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还可以自我解嘲一番，如果两次、三次地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以后还敢行善施舍吗？
高中毕业那年，曾报考公安。因为，自己天性刚直正义，认为公安是扶正祛邪的职业。
定居杭州以后，又自考新闻。因为，媒体是社会的良心，社会需要阳光权力需要监督。
一心向善永不言悔，但是现实中发现，我这样的人最容易成为“大头”被假象所欺骗。
自考浙大新闻本科以来，自觉养成了一个习惯：出差在外，经常会从新闻的角度注意观察身边的社会现象，好像自己已经是一个“编外记者”。
杭州人可能都知道，延安路是一个热闹的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去处，这里好比社会万花筒的一个缩影，形形色色的现象都可以看见。所以，每次去西湖边英语角路过延安路，总是会留意街边的人和事。下面记录的就是不久前在杭州延安路的亲身经历。
（一）、行乞竟用中英文
有一天，在延安路建行附近的街边，看见一个男青年跪在地上讨钱，面前的地上用英汉对照写着“行乞文”，还摆放着好几本“证书”。
一个乞丐的“行乞文”居然用英汉对照，好奇心使得我驻足阅读起来，内容大意是：父亲交通事故死于杭州，赔偿给他的几千元钱又被偷了，没钱回家，望好心人给几百元钱作回家的路费。好人还真不少，他的面前堆了好多钱，五元、十元的纸币都有，过一段时间小伙子就把面前五元、十元的纸币放进身上的背包。
我正想掏钱，但是“专业的”敏感让我停下了掏钱的手，弯腰拿起小伙子面前的证书看了起来，是学生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还有一个受伤的中年男子在医院的照片。证书看上去做工粗糙，也没有证据能说明照片上受伤的人是他的父亲。
我打消了掏钱的念头，因为还有其他事情要办，也就没有深究下去。
过了一些日子，我到浙二医院附近的老百姓大药房买药，刚下公交车，又看见这个小伙子跪在公交车站旁边的地上讨钱，还是那套行头，地上也仍然是英汉对照的“行乞文”。这次正好有点空闲的时间，我就走过去问他，为什么不通过你的学校和当地政府来解决困难？你能否告诉我你们学校的电话？他显然没有料到还会有这么一个多管闲事的路人，哑口无言。我再问了其他一些问题，答复显然也是漏洞百出。我心里已经有了很大的疑惑，但是我也不敢随便冤枉好人。
于是，我对他说：我记得电视台有个小强热线，我帮你给电视台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采访一下，如果确实有困难，也许他们能帮你的忙。说着用手机打通了
114 查号台查询小强热线，对方让我稍等，她给我直接转接过去。
跪在地上的那小伙子看起来有点不自在了，显得“跪立不安”，他大概没料到我真的会给电视台打电话。我看见他开始收拾地上的东西，很显然，他想收摊溜了，这就证明了他确实是个
“丐帮的李鬼”。
他已经收拾好东西站起来准备走人，这时我有点生气了，拉住他说：我已经给电视台打了电话，你为什么要走？呆会他们过来了采访谁啊？他还是一个劲地往前走，我也被迫跟着往前走，但是拉住他的手还是没松开。他一看摆脱不了我，急得大叫：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我说，我只是想叫电视台过来帮你啊？你为什么要走呢？你走了呆会我怎么向电视台的人交代呢？他突然用力一甩手，撒腿就跑。我始料不及，手机被他打到地上了，我很生气，捡起手机追上去抓住了他。旁边一个小店主告诉我说派出所就在附近，要不他带我过去？于是我在那个小店主带路下，把这个“丐帮的李鬼”拖到了派出所。窗口民警例行公事地问了几句，叫我带往里面办公室。进去后，我简要描述了一下经过，希望他们核实一下这个小伙子的身份，其中一个便衣警察（或者协警）拿起那个小伙子的那些证件看了看，在手中扬了扬：假的，都是假的。
因为还有事情要办，我就先走了，反正后事如何与我关系也不大，相信警察自有道理。
（二）、“孕妇”骗你没商量
前不久，路过延安路到龙翔桥乘车，在龙翔桥旁边的明珠小百货市场前面，看见街边围着一群人，我也上去看热闹，原来又是一个讨钱的，也是跪着的。
不过，这次是个女的，二十七八岁的模样，戴着眼镜，还挺着个大肚子。面前的地上摆着一张白纸，上面用水笔写着“行乞文”，纸堆着很多硬币，还经常有人扔五元、十元的纸币上去，那女的把五元、十元的纸币随时收起来放入身上的包中。看来杭州人还是挺有善心的。
一个孕妇在大热天跪在街边讨钱，确实让人同情啊！我凑上前去看了看地上的“行乞文”，大意是说她本人是贵州的教师，老公在杭州的某个医院里治病，钱花完了她又怀孕了云云。
有了上次的教训，我不敢随便掏钱了，而是想用另一种方式帮她，于是问她：你能告诉我你老公住在杭州那个医院吗？我买点东西过去看看他？她大概没料到我会如此“过分好心”，没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答不上来，过了好一会儿才狠狠地说“不用你去看”。
这倒是让我有点意外，好心好意地说去看看她老公，反而这么恶狠狠地拒绝，这是为何？这个女的长得有点凶相，我注意看了看她的眼睛，发现她的眼镜明显的是平光镜。我有点疑惑：为什么戴个平光镜呢？是个假冒的老师？那个大肚子总不会是假的吧？
心里这么想着，留意地望她的大肚子观察起来，这一看还真的看出猫腻来了：她的肚子明显是假的！一个区域像个篮球一样鼓出来，而且胸部呼吸起伏的时候肚子并不随着动。当然我还不敢直接说出这种怀疑，只是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下：她的眼镜好像是平光的。那女的一听，立刻对我骂骂咧咧。我有点生气，回敬了她一句：教师一般是温文尔雅的，不会像你这么凶。
这时候，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子也说：你和我的想法一样，接受别人捐助一点都不感恩，还这么凶。地上那女的一听，大概感觉到自己有点露馅了，默不作声了。
我想诳她一下，故意说，我看见报纸上报道过假孕妇讨钱的新闻（其实没看过）。站在旁边的这个女孩子也说：上次在翠苑新区有个假孕妇讨钱，报纸上曾经报道过。
于是我说出了我的怀疑：我看她呼吸的时候胸部起伏，但是肚子一直都不动。旁边另外一个中年妇女也开始附和我的说法。
她一听我戳破了她的把戏，更加暴跳如雷地对我破口大骂起来。我心里有些恼火，但是又不能与她一般见识，只好又搬出电视台来吓唬她：我打个电话给
1818 黄金眼，叫他们过来采访一下。一边说一边真的拿起手机打
114 查号台查询。
那女的一听我真的给电视台打电话，立刻心虚了，开始收拾地上的东西。电视台的人问我还在不在？我说当然在的，但是刚才我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她就收拾东西准备走了。电视台的人说“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只好说“那就算了”。
那女的已经走了很远的一段路，站在那边偷偷地看我，大概是在想：怎么遇上这么一个家伙，搅黄了我大好的生意，等他走了以后再回去重新开张吧！
我也在想：电视台不肯过来，还是我自己写篇稿子发到博客上去算了。于是往那个女的方向走了过去，想看她下一步的行动。她看见我往那那边走，赶紧继续往前走。我就远远地跟在她后面走，走过一个路口，我拿出数码相机对着她后背拍了张照片。当她回过头来看我的时候，我又对着她拍了一张正面照。想不到这女人非常凶，冲过来就要抢夺我的相机，还用手抓扯我！我赶紧用一只手高高举着保护相机，另一只手拿出手机来打
110 报警。接警还算及时，警察问明了方位，叫我在那里等，他们马上过来。我说：她在继续往前走，我只能跟在她后面，她是女的我又不能抓她。警察问我刚才报警的手机是否能联系上我，我说可以。
这个女的很狡猾，绕了一圈又回到延安路的另一边，准备上公交车（她想甩掉我）。我也跟着想上，她一看又不上了，还问我为什么跟着她上车？我只好说：这是公交车啊，大家都可以上的。老实说，她如果真的拦下一个出租车，我倒是犯难了：出租车可不能随便跟上去啊！但是看起来她的智商还没有这么高，也许她不知道打出租车或者根本就不舍得花钱打出租车。总之，她上了另外一个公交车，我也赶紧跟了上去。这个车是开往火车站的
151 路公交车。一直到了火车站下车，警察再也没有与我联系！
我只好再次打
110，查询刚才我的报警，并说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和情况。因为已经从湖滨派出所辖区转到了站前派出所辖区，所以那边接警员颇费了一番周折才联系上站前派出所。这时，以前只有在电影电视中看见过的事被我给遇上了：在火车站售票处旁边公厕，那女的故意进了女厕所！我只好等在入口处，我想这里是唯一的出入口，她总会从这里出来的。正好这时站前派出所来电话了，问清我的地点，叫我在这里等。
过了一会，站前派出所的来了两个人，一个民警一个协警。这个民警有点
“牛”气，远远地站在那边叫“报警员在哪里”？他叫我先说一下情况，我就摘要地从头说起，他很不耐烦。我一边说一边眼睛朝公厕出口看，他问我看什么？我说刚才那个女的走进女厕所了啊。他不屑地说，你尽管说，我会看牢的。我说：可是你不认识那个女的啊？这民警一听，意外地看了我一眼，大概心里在想：看这家伙拎着电脑包，穿这啄木鸟，好像脑子还比较清楚，也不怕警察，不太好蒙混嘛！
于是，这民警只好按程序来了，先看看我的身份证，叫我描述一下那个假孕妇的相貌衣着，然后叫门口的一个女清洁工进女厕所看看里面有没有我说得这个女人。过一会女清洁工出来说“没有”。我说，不可能的呀！我看着她进去的，而且我一直站在这个门口没有离开，也没有看见她出来，难道她有隐身术或者易容术？从我的眼皮底下走出去？民警又叫另一个清洁工进去看看，出来还是说没有。清洁工多半只是看了一眼里面的空间，如果那个女的关着门蹲在里面，当然看不见了。但是又不能说我自己进去看，我知道这多半是要成为无头案不了了之了，好在也不是什么大事。
天气太热，这民警大概想早早地结束这桩任务，看我又不是个好糊弄的主儿，只好两手一摊问我：里面也看过了，没有人，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简直受宠若惊了，只好“公事公办”地说：你是执法者，我是当事人，处理事情是你们的权力，我哪里有权处理啊？
他一听：想不到这家伙还挺咬文嚼字的呢！不过也对啊！是该由他来处理啊！于是转向我说：那么这事就到此了结，你看怎么样？我说，那就到此了结吧！我自己回去写篇稿子如实地记录一下好了。
他一听我要写稿子，又警觉起来：你把身份证给我，到所里来取。我把身份证取出来交给他，对他说：身份证你拿去有什么用呢？
他反问道：你不是要写什么吗？到所里去写。听他那口气，到了所里就是他的天下了。我说，做笔录要双方当事人一起去啊？我一个人去有什么用呢？我只是说写稿子，又不是做笔录，干吗要到所里去呢？
他看看我的身份证是杭州的，知道吓唬不倒我，身份证拿去了也没什么用，反而给自己多找点工作和麻烦。但是又不放心地追问我：你要怎么写？我说，我只是如实地记录一下整个事情的过程。于是，他叫那个协警抄下我的身份证号码，然后把身份证还给我。一边又自言自语地说：写稿子是你的自由。
这事就算结束了。
也许有读者会问我：为何多管闲事断了人家的财路？
我们应该知道“狼来了”故事。利用人们的同情心来骗取钱财，这实际上是亵渎捐助者的善心，当人们发现受骗上当，以后也许就不敢行善了。这样，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每人敢伸手帮忙了。
这个周六，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去武林广场。路过杭州大厦旁边的小天桥，看见一对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跪在天桥上乞讨，面前的纸上写着乞讨书，两人自称“兄妹”。我停下脚步站在旁边观察了一会，路过的行人都视若不见地从他们面前走过，没有人停下来搭理他们，地上的乞讨书上面也只有零星的几个硬币。这与那次延安路上的假孕妇攥着大把的五元十元的纸币相比，收入就差远了，可能公众也都像我一样接受了经验教训，学乖了，不愿再作这种行善而受骗的傻瓜。周日到龙翔桥去办公交卡，在延安路天桥上又看见这对“兄妹”，境况也是与周六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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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了一下数码照片中的日期，上述的这个假孕妇事件是发生在 8 月 5 日。
11 月 11 日，正好星期天，我准备到西湖边六公园英语角去练口语。路过延安路立交桥的时候，又看见一个年轻的“孕妇”跪在桥上乞讨，也是很多人围观，这“孕妇”也是“收入不菲”——五元、十元的票子攥了一大把。我的脑海中条件反射般地出现 8 月 5 日那个假孕妇的情景，于是也驻足仔细观看，她化了妆，我无法确定与上次是否同一个人。但是，摆在地上的行乞资料内容如出一辙，也是说贵州的一个女教师，也是说丈夫在杭州受伤住院了，也是说她自己怀孕五六个月了，等等。
我之所以会关注一下这个事情，这是因为：
第一、本人向来疾恶如仇啊！
第二、本人浙江大学新闻本科的所有课程都考完了，再过两个月就可以拿毕业证了，下意识地以“记者自居”，开始关注身边的社会事件。
第三、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显然这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单个的事件。
于是，我走到边上去，想给杭州电视台 1818 黄金眼或者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的小强热线打电话，114 查号台说直接给我转接到小强热线。我把事情大概地对接线小姐说了一下，但是这边的假孕妇大概听到了我给电视台打电话，悄悄地收拾起地上的道具，起身往武林方向走了。我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不想再无谓地浪费自己的时间，就对接线小姐说：她看见我给你们打电话，就收拾道具走了，那就算了吧！接线小姐倒是很认真，她说，她还是会把我说的情况向上反映一下的。
我站在天桥上往武林门方向发呆了好一会，正准备转身去六公园，这是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女孩子急促的声音。对方说她是电视台的，问我现在在哪里？我说在延安路浙江饭店门口。她说，对于我刚才反映的情况，想过来采访我一下，问我一点钟是否方便？并问我拍摄的照片是否还在？我说，一点钟接受采访倒是没问题，但是照片在家里的电脑中，需要叫人给我送过来。她问我一点钟是否来得及？我看了一下时间，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就答应她“来得及”。于是约定一点钟在浙江饭店门口等她们。
放下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妻子，把事情大概经过说了一下，叫她帮我把笔记本电脑送到延安路浙江饭店门口来。今天是星期天，她正打算去超市呢！还好没有出门。这样，我就走进浙江饭店，在大堂的沙发上坐下来等妻子给我送来电脑，同时也等电视台的记者。
我是叫妻子直接打出租车过来的，一点差五分的时候，妻子准时到了。我把电脑打开，翻出上次拍摄的假孕妇照片，又通过 GPRS 无线上网，打开自己网站中记录假孕妇事件的这篇文章，在脑子中整理了一下思路，然后就坐在大堂的沙发上闭目养神。
一点一刻左右，电视台的记者到了，来的是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小伙子扛摄像机，姑娘拿着采访话筒。在不开机的情况下，姑娘先大概地问了我整个情况，大概是为了决定是否作正式采访。稍后，她让小伙子对着我电脑中的假孕妇图片拍摄了一番。这时候，大堂的保安发话了，说这里不方便摄像采访，记者姑娘只好对我和摄像的小伙子说：那我们到门口去拍吧。
我们走到门口，以天桥为背景，我接受了他们的采访。
采访结束，姑娘对我说：“那就这样吧，我们自己去找那个假孕妇”。
于是妻子回家，我自己也继续往六公园走。还没有走到西湖边，妻子打来的电话，问我“你说的那个假孕妇是否穿着黑色套裙、带着眼睛，身边的地上还摆着教师证明和户口本”？我说是的。妻子说她现在在延安路新建的广发银行旁边看见了这个假孕妇，就跪在广发银行前面的空地上讨钱，妻子说她怕惊跑假孕妇，所以远远地走到边上去给我打的电话。我先夸奖了妻子一番，然后马上从手机的呼入电话中翻查出之前打给我的记者电话打了过去，打了很多次都没有人接听，我想大概天意如此，放弃算了。最后一次，终于打通了，我告诉他们现在那个假孕妇正在广发行旁边的事情，并且重复了一遍，她说“听懂了”。
一段时间之后，我发了个短信给该记者，我说我很好奇，想知道结果如何？问她后来有没有找到那个假孕妇？但是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回来路过武林广场地下通道的自动扶梯边，看见三个城管人员正在训斥一个乞讨者，语言相当的刻薄，我只听到两句，反正是骂这个乞讨者“不要脸，靠小孩子吃饭，是社会的垃圾”。这个乞讨者我也在同一个位置看见过好几次了，是个白化病患者，用唢呐吹着噪杂变调的曲子乞讨，旁边地上有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继续往前走，杭州大厦和浙江展览馆之间的人行道上，有几个老外站在那里，旁边有个翻译模样的中国小伙子。这时，边上另外一个中国小伙子走上前去，从怀中掏出一些小卡片，分给每个老外一人一张。我正好从他们身边走过，侧头看了一下，上面印着一个漂亮姑娘的彩照，我明白了：原来小伙子向老外分发的是拉客的色情名片。
武林门和延安路可谓是“社会的缩影，杭州的窗口”啊！什么事情都会在这里上演、看见。
晚上，我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了外甥女，让她晚上可以看一下杭州台的小强热线，因为她也是新闻专业（人民大学的自考生），现在在金华日报实习。不过，我也告诉她：节目是否播出我就不知道了。
到了晚上，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小强热线的节目预告，才知道这档节目不是杭州电视台的，而是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的。于是，特意又给外甥女发短信纠正了一下。我自己也坐到电视机前，到了八点四十分，准时打开小强热线，想看看自己初次上电视的“尊容”。看了两个节目以后，开始插播广告，并没有看到关于假孕妇的节目，没有耐心再看下去，回到卧室上床上网去了。
这就是我这个浙大新闻本科自考毕业生、隐居大都市的“钱塘散人”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的经历。哈哈！有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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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0 日，这是一个大雨天！我从龙翔桥到武林门，路过延安路的人行天桥时，看见一个小姑娘跪在天桥上淋雨。
这段路上经常看见跪着乞讨的年轻女孩，都是骗钱的，我已经有免疫力了，甚至对这些骗子非常反感了，所以也没有过问就走过去了。
走下人行天桥以后，路过一个公共走廊，我忽然又动了恻隐之心：这么年轻轻的女孩，淋坏了身体以后可要吃苦头的，何不叫她到这个走廊里来先躲躲雨呢？我转身回到天桥上，告诉她桥下有个走廊可以先躲雨。看她没有起身的意思，我就站在她身边帮她撑着伞，一边耐心地劝说她下桥躲雨。
我劝了很长时间，她始终不肯起来。我就留意看了一下铺在她面前地上的“行乞文”，又问了她一些情况。据她自述，她 16 岁，父亲多年前去世，母亲又得了肾病无钱医治。我问她如果给她找个工作愿不愿意？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想起前夕日子曾听老婆提起，她们组里的临时工走了，想重新找个临时工，一直没有找到。我当时就打电话给老婆，说我想把这个小姑娘先带回家，让她到老婆组里当临时工。老婆一听马上就反对！虽然我们早想领养一个小孩，但是带一个年轻姑娘回家，老婆无论如何是不会答应的。
我没有办法，又打电话给我弟弟，说了眼下的情况，问他厂里需不需要工人？我想让这个小姑娘到他厂里去上班。弟弟的态度很爽快也很明确：你问一问她有没有身份证？如果有身份证那可以，如果没有身份证那不行，现在查得很严，雇佣童工被查到的话，一个罚款五千元。我没有挂断电话，立刻俯身问那个女孩有没有身份证？她说没有。我还是不放弃希望，问弟弟：能不能通过公安局的熟人帮她开个证明？或者向劳动监察大队如实说明情况？弟弟的口气有点不满了：你以为公安局有熟人就什么事都能办啊？那口气显然是笑我太天真了。
我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劝说那女孩先下桥去躲，我说：你这样淋坏了身子，你还怎么凑钱给妈妈治病呢？桥上路过的人看一个小姑娘跪在雨中，旁边还有个大男人帮忙撑伞，都好奇地驻足观看，有的还问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大概他们以为我与小姑娘是在演双簧行骗吧？不过，一个过路的姑娘显然是被我的诚心感动了，她也帮着我劝说那小姑娘：这个叔叔说得没错，你还是先下去躲躲雨吧！说着还拿出五元钱准备给这个小姑娘。看的出来这姑娘自己也只是个打工者，五元钱对她来说可能也是半天的伙食费呢，所以她拿着钱明显犹豫了一下。这时，我也无意中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小姑娘，这一看我忽然发现了一个情况：原来这小姑娘的身后放着一把没有打开的雨伞！
我意识到自己又上当了，忽然有一种被愚弄了的感觉，拿起小姑娘身后的雨伞打开，把雨伞手柄递到小姑娘手中，然后很生气地丢下一句：小小年纪就学会骗人！说完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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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不但有可能受骗，也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行善也需要勇气和智谋，这里我举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
有一次我在杭州火车站售票处排队买票，我的前面还有五六个人。这时候，看见队伍旁边走来一个小青年，与排在我前面的一个中年男人攀谈了一会，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百元钞票交给队伍中的这个男子。从他们谈话的内容来看，他们是贵州老乡，那个小青年让队伍里的这个中年男人帮忙代买几张车票。这时候，队伍旁边又来了一个年龄稍大的青年，让那个小青年到队伍后面去等。我不知道这个年龄稍大的青年与那个中年男子是否串通好的同伙？这个中年男人回头往后看了几次，看到那个小青年老老实实地站在队伍后面的空地上等，把拿在手里的一千元钱塞进裤袋，然后迅速地穿过我们右边的一排排队伍，往大厅东南角落的那个门口快步走去。我知道那个小伙子上当了，我自己九二年在广州火车站也上过这样的当，我损失了五十元钱（那时候金华到广州的硬座火车票价只需四十五元）。我忽然生了恻隐之心：这一千元钱说不定是这小伙子好几个月的积蓄呢！我快步走到队伍后面，指着东南角的那个门，对着那个小伙子说：那人拿了你的钱跑了，你快追。那小伙子似乎醒悟过来，拔腿追了过去。我不知道那小伙子能否追上那个中年男人，即使追上了，那中年男人也不一定认账。
我说做好事有风险，需要勇气和智谋，就拿这件事来说吧。风险在哪里？万一那后来走上来的那个年龄稍大的青年与那个中年男人是同伙，而且他看见是我坏了他们的好事，那么他们有可能找我行凶报复。我与那个小青年素昧平生，无缘无故惹上一身麻烦事。智谋在哪里？如果那个中年男人刚一离开队伍我马上去叫那个小青年，虽然那小青年更容易抓住那个中年男人，但是那个中年男人可能迅速回到队伍中，反咬一口说我诬陷好人。我必须等那个中年男人走出这个大厅，他捐款而跑这个行为成了事实，我才能做这个好事。至于那个小青年能否追上那个骗子，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