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听讲座

浙江在改革开放中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私营经济的起步较早，经济上的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也随之提高，所以几年前政府又适时地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应该说这是比较有战略眼光的。

我也算是半个文化人吧，当初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政府提出这个目标时，心里颇为欣喜：看来我可以多一些精神文化方面的享受了。但是，不久我发现这种欣喜还是落空的，电视里娱乐搞笑的节目倒是越来越多，真正有品位的健康的精神文化食粮却不见增加，选遍所有的频道居然找不到一个能看的节目，倒是在几个香港频道中（前一个时期数字电视公司免费赠看一年），看到了一些关于东方和中国文化方面的节目。

有一次路过某地，看到街边贴着一张海报，说是杭州有个“浙江人文大讲堂”，不定期地请全国一些人文领域的专家、学者、名人来杭州做公益讲座，时间一般是周末，地点一般是公共场馆（比如浙江图书馆）。我心里似乎又动了一下，但是也没有真的把它放心上。

前段时间，妻子听同事说钱江新城那边环境建设得很好，是杭州未来的市中心，所以特意找了个周末去转了一圈。我们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城市阳台”，倒是碰巧看到在那边的公共图书馆有个公益讲座（属于浙江人文大讲堂系列），所以就进去听了。主讲人好像是浙江城市学院的一个中年女教授，题目好像是“新杭州人和老杭州人”。

我勉强地听了一半，实在没有多少可听的东西，忍不住提前离场了，甚至让我对“浙江人文大讲堂”产生了失望。不过，有一点倒是值得赞赏的，讲座过程中有个互动，就是由听众提问，主讲人现场作答。

上星期，妻子不知从哪里找来六月份“浙江人文大讲堂”的节目预告，问我有没有兴趣？从题目看，我对其中两个讲座有点兴趣，一个是6月6号的“孔子：大成至圣的先师”，另一个是6月27号的“老子：永远的东方智慧”。

这个周六上午，牺牲了睡懒觉的时间，与妻子一起到浙江图书馆听讲座。

上二楼进了报告厅，差不多到了开讲时间，听众来得倒是不少，讲台上已经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背景幕布上写着主讲者名字、身份和主办单位的抬头。主讲者是鲍鹏山，这个名字好像最近在网上看到过，从名字看应该就是台上那个男的。坐在旁边的那个女的应该是代表主办单位，她先对本次讲座做了个简要说明，主要是介绍主讲者的背景和简历，并特意说明讲座时间是两个小时（9:00—11:00），接着有半个小时（11:00—11:30）的互动时间。

呵呵！原来主讲者就是最近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新说水浒》的那个人，这倒是有点意外，听刚才介绍他的著述还不少，看来今天也许能有些收获呢！我的古文功底还算可以，诸子百家的书也读过一些，其中对儒道两家还挺有兴趣，也许正好可以趁此次互动的机会，向专家请教一些悬疑未解的问题呢！

鲍教授开始先讲到了孔子和他的儒学在整个封建时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讲了几分钟以后，我忽然想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的书稿《太极宇宙论》中也有所涉及，但是很想听听专家的观点。所以我特意向坐在身边的妻子借了纸笔，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想等到互动时间里提问。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记下来另一个想请教的问题。接下去的时间里，我又记下来好几个小问题。到10:30的时候，我已经记下了大大小小十来个问题，把一张纸都写满了。我开始不停地从手机里看时间，并在脑子里整理思路，想着到时候该怎么发问比较简洁省时间。

时间一分一分地接近11:00，台上的教授还远远没有结束的意思，可能是他平时给学生上课拖堂习惯了，看来他时间观念不太强。

我就在这种倒计时中不停地压缩着我的提问计划，到了11:20的时候，我已经把问题压缩得只剩下一个了！

到11:25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问答的奢望，而是希望剩下的五分钟内有机会站起来拿到话筒，允许我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快速陈述一番。

结果，到11:30的时候，旁边的女主持人宣布本次讲座结束，至始至终没有把话筒传向观众席。听众开始起身离场，有许多听众则开始涌向讲台，我估计是向主讲者索求签名的。

我忽然醒悟过来：看来主讲者是故意压挤掉互动时间，他根本没打算给听众互动的机会，这其中是颇有些玄机的。

想到这两年央视的百家讲坛颇为热闹，有些主讲者其实水平泛泛而已，但是因为他们有权力关系因而有话语权，却经常搬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论误导民众、无视民众意见和观点甚至肆意轻贱民众，让人颇有点郁闷。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说百家讲坛《康熙大帝》的主讲人阎崇年在无锡签名售书时，被一个持不同学术观点的愤怒青年打了一记耳光。

我在谷歌上输入“阎崇年为什么被打耳光”？搜到了以下几篇相关的文章，仔细阅读了以后，我觉得这个阎崇年还真是该打。

搜索的时候，偶然看到了另一篇资料，有个网民对鲍鹏山贬低林冲形象强烈不满，并声称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也想扇鲍鹏山一个耳光。

看来鲍鹏山接受了阎崇年的前车之鉴，学乖了，所以讲座中故意挤掉公众互动的时间，以免遭遇类似挨耳光的尴尬。另外，他可能担心台下有一些这个领域的真正高手，给他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让他下不了台。所以，他这种做法是颇为聪明油滑的。

但是这样一来，也就把一个讲座变成了单向灌输，类似于作报告。另外，他这种做法把主办方置于尴尬的处境，那个女主持人则成了替罪羊，因为刚才她明明说有半个小时的互动时间，但是鲍鹏山却很不给她面子，未经协商就砍掉了互动时间，而且大刀阔斧地砍掉了半个小时！一分钟的面子都不留！

我和妻子也起身走向讲台。我对妻子说：看来我只能过去当面请教一下了。

讲台旁边已经围满了听众，果然都是来索求签名的，有青年也有老人，有的拿着自己的笔记本，有的拿着主讲者的著作（门口有售），有一个居然捧来七八本书求签名。

看到有这么多人捧场，鲍教授今天自我感觉大概相当不错，龙飞凤舞地给粉丝们赐予签名。我和妻子站在旁边耐心地等待着，想等他把这些求签名的人都满足后，我再请教一下我的问题。这时候，我注意到旁边有个小学生模样的小女孩，拿着一本翻开的书怯怯地走到鲍教授的身边，指着书中的某句话向鲍教授请教。我没有听清她请教的是什么问题，但是看到鲍教授好像有点不耐烦地说了两句话，看他的表情好像是教授不屑于回答小学生的这个问题，那个小女孩只好失望地走了。

在讲座中，鲍教授把人分为四种：没有文化的人、看上去有文化的人、有文化的人、文化人。并说明：最后一种是最高境界，这种人他的言行举止本身就是文化。

这样对照着来看，鲍教授应该属于有文化的人，而不是文化人，因为从他的行动中，看不到文化的意味，更多的是商业的意味。

你想想：这么多大人都拿着书来索求签名，唯独一个小女孩来请教问题，这样的小女孩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可爱！多么的有希望（对照那些追星族来看）！

签名能交流学问吗？能传播文化吗？我认为不能！它无非是两个作用：一是满足鲍先生的虚荣心，二是给了那些粉丝一点炫耀的资本。

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肯定请大人们原谅，停下签名先认真地回答小女孩的问题，我想大人们也应该能够理解的。

三月底，我应科技部朋友之邀，赴京与这个朋友圈子中的一些人探讨我的书稿（易经和科学角度）和中医，这些人当中有处长、司长、院长、院士、博导、教授、研究员、风水师、上司公司老总等等。有一天我与中国中医研究院（现称中医科学院）某副院长见面谈中医，我的朋友和那位风水师也在场，风水师一定要拉上我和那个院长一起拍照。我本来就不喜欢拍照，这次是来探讨学问的，大家时间紧张，所以有点反感，忍不住冲着那个风水师说：你拍照有什么用？还不是拿回去在老百姓面前作为炫耀的资本，说你和某某院长一起吃过饭。

五月中旬，妻子到北京出差，顺便去听李一道长的一个讲座。据妻子后来说，来听讲座的有三百多人（每人交200元钱），讲座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围拢上去请教问题，没有一个人是索求签名的。李一道长的名声和头衔可能不会低于现在的一些文化名人，愿意花200元钱赶到北京去听他讲座的也应该都是他的粉丝吧？却没有人索求签名。为什么？因为听众不同嘛！去北京听这个讲座的人都是真正想去求学问的，而到浙江人文大讲堂来听讲座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退休闲着无事的老头老太（反正是免费的），还有一些赶时髦的青年学生，象我和那个小女孩这样真正想来求学问的人反而不多。

等到签名活动结束，鲍教授立刻站起来走人，可能急着去赶下一场的讲座吧。明星们赶场很积极是因为有很高的出场费，鲍教授急着赶场应该是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在讲座现场，我始终没有找到开口的机会。回到家里，拿出写得满满的纸张，我有点失落，不舍得把它扔进废纸篓，所以把其中的问题整理了一下，写成这篇短文。

鲍教授在讲座开始就提到，孔子在生前就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名声，这在诸子百家中是唯一的；在其身后的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他所创立的儒学更是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官方认可和推崇的学问。鲍教授并且说，孔子和儒家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从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中得到确立的。

这里我首先想补充一点：孔子在生前也许名气已经比较大，但是他的学说并没有被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和认可。所以，孔子生前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也没有当过大官，政治上其实是非常失意的，他的学说也只是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之一，并没有特别的地位。他的学说（儒学）是他死后经过很长一个时期、经过封建统治者的反复筛选才确立为官方的学问。比如，汉朝之前的秦朝，秦始皇还进行了“焚书坑儒”运动，儒学和儒生的地位和命运可想而知。

那么为什么秦始皇要“焚书坑儒”呢？因为他刚刚建立秦帝国，政权很稳固，而且他实行的是法家（韩非的学生李斯为宰相）学说，采取严刑峻法的暴政，不担心民众能翻天，不担心民众不听话。而且，秦始皇想万世永传，自己也想长生不老，所以他自己在养生方面信奉的是道家术士（徐福）。直到汉朝董仲舒为宰相时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才被确立为国学的地位。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写历史的时候，虽然主观上想做到客观公正，但是客观上却难免加入个人的一些价值观念，而个人的价值观念肯定会有那个时代的局限和烙印，我想司马迁也是这样的。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如群星璀璨，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各家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和学说，而且，法家更具有民主和法制的雏形，道家更多科学技术的内容，墨家是工程技术的鼻祖……

那么，我想问：为什么独独儒家被封建统治阶级选中，作为官方认可和推崇的学说呢？答案是：儒家学说最有利于麻痹民众，最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稳定和统治、最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孔子其实是个政治投机者，很有政治眼光和头脑。为什么呢？这还要从孔子所处的时代和儒学的主要内容说起。

春秋时期，由于分封诸侯，导致诸侯势力壮大，周皇室势力衰落，周天子甚至成了木偶和摆设。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其实是有它的历史进步性和必然性的，但是在孔子眼里，这种现象是犯上作乱、不合礼教的。他就是生活在一个诸侯纷争、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孔子想要“克己复礼”，恢复周朝的礼教制度（周礼），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他的行为本来就是反动的，是想开历史的倒车。所以，孔子的学说在诸侯纷争初期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这个时期诸侯们争权夺利，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破坏周朝制度，不符合礼教的。

但是，一旦诸侯们把地盘和势力瓜分完毕，封建制度稳定下来的时候，他们作为统治阶级当然希望民众乖乖地听话服从他们统治，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了孔子儒学的作用，所以儒学从诸子百家的学说中被选为官方的学问。为什么呢？看一看儒学的主要内容就知道了：儒学最讲究的是什么？它的最大内容是礼教，礼教最讲究的是等级和秩序，三纲五常到了宋儒的时候发展到极端，甚至要“存天理，灭人欲”！

所以，可以说儒学是被封建统治者选中和利用来统治民众的，它有利于封建统治，但是压制天性、人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体系，本是源于自然，充满自然科学的精神。但是后来竟然彻底偏离了科学的轨道，这有它深刻复杂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春秋战国五百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这一个时期一般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前700——前200年），比欧洲的文艺复兴（14—16世纪）大约早2000年！比欧洲进入封建社会也要早1000年！西欧是在4世纪末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才逐步进入封建社会的。

西欧进入封建社会后，文化低落，教会垄断教育，要求人们在现实中禁欲忍耐，去追求死后的天堂。这种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长期统治者人们的思想，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产生了根本的冲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文艺复兴。

欧洲的文艺复兴，把人们从封建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走向科学。中国的文艺复兴，本来比西方的内容更博大深刻，而且纯粹是自然科学为主的无神论。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被封建统治阶级用单一的儒家思想取代了，把人们从科学的萌芽状态引向人文思想的框架。这是导致东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巨大差异的历史原因，从此两家分道扬镳：东方从自然转向人文，西方从人文转向自然。我们发现，这里的历史背景和契机根本不同，也许正是两仪的转动吧。

中国的文艺复兴，是在奴隶社会后封建社会初。封建势力在形成之初自然是强大的，因而百家争鸣的各家思想流派被封建统治阶级按照他的价值标准加以取舍。所以既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有董仲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后，以讲究人伦秩序为主的儒家思想被当选，成了几千年统治中国意识形态的主角。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反封建斗争，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接受。也就是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从奴隶社会出来，被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选择的；西欧的文艺复兴，是从封建社会出来，被新兴的资产阶级选择的。一句话：中国的文艺复兴来得太早了，不是时机。就像一只出壳太早的小鸡，夭折了。农村里称这样的小鸡是“壳里老”，就是太老气了。

1、鲍教授在讲座中提到：百家争鸣的局面，是由孔子创立的，因为孔子有“三千弟子”。

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常识的。诸子百家基本上应该是同时期人吧？有的可能比孔子早，有的可能比孔子晚。据史料记载，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回来后感叹老子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这样看来，老子就比孔子年长，至少是同时代的人，那么，我想老子的道家学说也应该比孔子的儒家学说要早吧？

孔门虽然有三千弟子，但是他们所传播的肯定都是儒家学说，其实也就是一家学说中有不同的分支而已，怎么可能创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呢？

2、鲍教授借用孔子“三十而立”这句话，要求现在的青年也要三十而立，否则就是惭愧的，看来在下也是属于惭愧青年之列的。这样给青年的压力太大了吧？孔子不是希望人们快乐生活吗？快乐生活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需要有举重若轻、轻轻松松做大事的气度。

实际上，我觉得三十未立的青年也没有什么好惭愧的。古人的平均寿命比现在人短得多，假设古人平均寿命是六十岁，那么三十而立相当于生命一半的进程，假如现代人平均寿命是八十岁，那么生命一半的进程应该是四十岁，这是从生理的方面来说。另一方面，从知识和技能的角度来说，孔子那个时代，人类总的科学文化知识不多，假如从八岁开始上学，也许到十五岁就可以把全人类知识都学完了，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初中毕业的年龄。但是，现代人如果想获得立足于社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恐怕得大学毕业吧？现在大学毕业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立足）呢！这样至少需要再花七年时间，如果再读个研究生，那还得三年，也就是说还需要十年时间。古人所谓的三十而立，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四十而立差不多。

3、鲍教授说，孔子和儒家最可贵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以古希腊的悲剧作为论据。

我想，这句话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前提的，那就是：将要所为的是一件符合人类社会法律、道德以及天理良心的、正义的事情。也就是说，要做到“有知而无畏”，不能“无知而无畏”，否则的话，那些犯罪分子就会更加猖狂了。

4、孔子反对“言必行，行必果”。这是很对的。这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鲍教授可以举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论据：民国政府成立的时候，孙中山不承认西方列强与满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样，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也不承认国民党向美国的借款。

5、大学生毕业后，把读过的书拿来廉价出售。鲍教授对此持批评态度，我倒是对此持赞同态度。因为，1）、学过的东西最好装在脑子里；2）、这是废旧资源的循环和充分利用；3）、现在政府提倡无纸化办公和学习，这样更加绿色环保；4）、专门有一间书房、专门有一个书柜来放书，这对鲍教授来说可能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我相信，对百分之九十九的大学生来说，这都是一种奢侈的愿望。

6、鲍教授说辟谷三天饿得头昏眼花。可能是鲍教授的演讲能力太好，所以行动和实践能力不好。东方的学问，是一种实践的学问，道家的气功、辟谷是这样，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或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这样，都是需要在行动中去做的。

今年四月底，我也进行了六天的辟谷，这是我第一次辟谷尝试，感觉不但身体更好、功力提高，思维也大大改善。我把其中的缘起、方案、过程日记、感悟和思考整理成一篇短文放在自己网站的“我的中医—养生”这个版块，鲍教授有兴趣可做参考：

因为讲座现场没有机会开口向鲍教授请教，也没有向他索求联系信息。

写完上述这篇短文以后，特意上网搜索了一下，还真搜到了他的博客。

而且，博客上留有电子信箱。所以，我特意把这篇短文发给了鲍教授。

本意是想向他书面请教，其实也有些牢骚和抱怨，并未指望他的回信。

邮件发出后也就忘了，想不到次日上午，还真的收到了鲍教授的回信。

从鲍教授事后的应对态度来看，还算是比较谦虚诚恳，因而作此补注。

6 月 6 日有缘在浙江图书馆二楼“浙江人文大讲堂”听了你的讲座。

我感觉你是有文化的人，但不是文化人，为此我写了一篇短文做说明：

不过，有一点值得赞赏：你的博客开放了留言功能，而且有电子信箱。

我把上午发给你的短文放在自己的私人网站上，希望你不要介意。

谢谢你的批评，那天我确实是拖延时间了，那是准备的内容太多了，不是故意的，我在上海图书馆连续讲了18次讲座，时间把握不到的时候也有，但是，我非常喜欢后面的交流环节，我此前也在浙江人文大讲堂做过讲演，那一次就交流了很长时间。就在你听的这次讲座的前一天，我在别处讲演，还留下足够的时间，和听众做了交流。后一天，在南京，我也和听众进行了交流。

至于能否回答问题，这要看当时的情景，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还有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以及我接下来的事务。

但是，我还是谢谢你的批评，并且在以后，尽量做得好一些。

09年6月27日（周六）上午，按计划前往浙江图书馆，听浙江人文大讲堂的讲座。

这次演讲者仍然是鲍鹏山，题目是“老子：永远的东方智慧”。这个题目可不小啊！

6月6日，同样是在这个大讲堂，我听过他的另外一个讲座，题目是“孔子：大成至圣的先师”。那次讲座虽然没有多少新的思想和创见，主要是平叙孔子的生平，内容倒也马马虎虎，遗憾的是先前说的互动时间给压挤掉了，我本来想请教一些问题也未能如愿。所以，回家后整理出一篇六、七千字的短文，然后从网上搜索出鲍鹏山的博客，其中有他的电子信箱，就把那篇短文发给了他当作书面请教。我8号发出的邮件，9号上午就收到了他的回复，信中的态度看起来还比较诚恳，当时我还表扬了他几句：

今天一开讲，鲍先生先是说主办方非常“厉害”，非要把他请过来不可，让人听了直起鸡皮疙瘩。这话表面听起来是赞扬主办方“厉害”，实际上是颇为得意地自夸了一番，其潜台词就是：我很吃香啊，没了我就不行。

中国的文化名人往往有个通病：稍微有了一点名气就找不到北了。比如“文化大师”余秋雨居然敢借汶川地震的机会来作秀，拿灾民们的感情来炒作自己，演出诺而不捐的把戏。

接着，鲍先生提到了我给他发邮件的事情，他说上次在这里讲孔子以后，收到了一个听众的邮件骂他（他可能不知道今天我也在听众席上），说他只是有文化的人，而不是文化人。

首先我需要说明，我并没有骂人，只是书面请教一些问题，至于说他是“有文化的人”而不是“文化人”，那是用他的价值评判标准对照他那天的行动来说的。

可能鲍先生是中文专业的，说话文学意味比较浓一些，但是把正常的学术探讨说成骂人，这就有点“用词偏激”了，明显不符合儒家中庸思想，研究诸子的学者应该知道，中庸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和最高境界。

从这次的讲座来看，说他是“有文化的人”有点抬高他了，需要打个折扣，恐怕只能把他归入“看起来有文化的人”这一类。

这次的讲座，从内行和专业的角度来说，简直可以用“难以忍受”来形容！就像港台的生活剧，粗制滥造。

鲍先生可能学过太极拳，而且功夫不错，讲了一个多小时还在老子的名字和出生上绕圈子！可以说，他两个多小时讲下来，最终连老子的脚趾都没有够着！连《道德经》的皮毛都没有摸到。

老子的《道德经》两千多年来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哲学中的哲学，东晋的葛洪甚至说读老子的《道德经》需要一字一拜！

但是在鲍先生的讲座里，老子这个绝代大智者，简直成了一个阴险狡诈的大坏蛋！这可能跟他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有关，所谓有佛心者满眼所见皆为佛，有魔心者满眼所见皆为魔。如果让道家的弟子们来听这个讲座，我估计他们会集体抗议的。

不过，鲍先生可能从老子的“愚民思想”中得到了启发，学会了怎么“愚弄听众”。

上次讲孔子的时候，虽然没有多少创见，至少他的语速确实很快，内容讲得也不少。这次却明显是在故意拖时间，可能他实在说不出什么实质性的见解和内容。你看他：语速很慢，低头看一下提示然后抬头说一句，说一句就停顿一会，还时不时地插入“啊—，啊—”的语气词（象以前的官员作报告似的），当他一下子找不出下文的时候，就先呷两口茶，在肠子里搜索下面该说的话，实在没话说的时候，则自以为俏皮地插科打诨、或者蹦出几句调侃时政的话来逗观众乐一下，博取一些掌声，我想，这应该是赵本山、小沈阳他们饭碗吧？

经过这样慢节奏的拖延和消磨，还是很难凑够两个小时的讲座。所以，到了十一点钟的时候，他看了一下时间，为了完成任务，他学做兰州拉面了，开始罗列和讲解一些毫不相干的词语，有时候则是说文解字甚至在咬文嚼字，就好像中文老师给学生上文言文的语法课，这拉面功夫还真不错。

我真想不通，《道德经》词约义丰，作为一个专长诸子百家的学者，随便抽出哪一章来，应该都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哪里需要靠兰州拉面的功夫来拖延时间呢？想要在两个小时之内讲这么博大的经典，应该把老子的思想精华和要点尽量系统地、全面地、概括地、简明扼要地、深入浅出地梳理出来，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哪里还有功夫来咬文嚼字？

也许鲍先生对孔子和儒家的了解比较多一些，而对老子和道家的了解很少，几乎就停留在一些肤浅、片面的理解上，这也可以原谅。但是，作为一个在公众面前传播文化的学者，你就讲讲你专长的部分，不擅长的部分就不要去讲，以免误导听众，贻害后学。孔子所谓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点都做不到吗？非要滥竽充数，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全能？

旁边的妻子早就听不下去了，想拉我提前离场。妻子是中科院博士毕业，智商还不错，前个时期开始也对道家的养生观念产生了兴趣，平时还开始练功，所以特意过来听一听，也许会有些启发和收获。

我没有提前离场，而是在耐着心等互动的时间，到时候想抢个话筒争取一点话语权，结果这次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上次讲孔子的时候，由于内容多时间紧因而没有互动尚，也许还可以原谅，这次明显是为了赚取出场费，故意拖延时间胡乱地应付听众。

记得那次由于偶然的机会，在杭州图书馆听了浙江人文大讲堂的讲座，那是我第一次在杭州听这类公益讲座，虽然对《新杭州人和老杭州人》这个题目不感兴趣，但是人家好歹有比较多的互动，而且是真正的互动——把话筒交给听众当场提问和对话。

距离十一点半大概还有五分钟的时候，鲍先生大发慈悲，把这五分钟留作了互动时间，让我见识了他的互动方式：允许听众提三个问题，方法是递条子！

鲍先生真够幽默的：观众写下问题一分钟，工作人员走下台拿纸条再返身走上台一分钟，主持人宣读问题一分钟，比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还紧张啊！我不知道递上去的三个问题是不是台下的托儿事先写好、并经过鲍先生本人严格审查筛选的？

不过，给了五分钟限制性的互动，比起上次来也算是有所进步了。另外有一个小小的进步就是：散场的时候，主持人特意宣布鲍先生今天不给人签名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上次我的邮件起了那么一点点劝诫作用？

这次还是没有争取到话语权，散场后看见主办方的人还在台上，我忍不住走上去用比较激烈的言词发了几句牢骚，并提了一点批评性的建议。主持人说可以给他们写邮件发表意见，我就顺便要了他们的邮箱地址。

于丹讲《论语》的时候，据说开了个低级的玩笑，说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时，把“小人”解释为小孩子！于丹女士大概是想考考听众们的古文功底如何？据我所知，小孩子在古文中好像不是叫“小人”的吧？“小人”是与“君子”相对的概念。

可能鲍先生也想学于丹女士考一考听众的历史知识到底如何？讲到老子归宿的时候，说老子看到周朝气数已尽，骑牛西去，路过函谷关，函谷关的守关长“尹喜”头晚梦见紫气东来，知有异人路过，次日果然见老子骑牛而来，遂以手中权力相要挟，要求老子写下他的思想著作。

看来鲍先生做学问有点人云亦云、不求甚解，司马迁的的《史记》中并没有说到有“尹喜”这个人，《史记》中的原文是：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鲍先生大概把“关令尹喜曰”理解为“关令（守关长）—尹喜（人名）—曰”，翻译成白话就是：函谷关守关长尹喜说。

鲍先生可能以为古代把县长叫做县令，关长就叫做“关令”，我好像没有听说过 “关令”这样的官职。再说，如果解释为“函谷关守关长尹喜说”， “守关长”和“尹喜”指的是同一个人，这样一来句子就显得重复了。而我们知道，古文用字是非常非常的精简的，一字都不会多，一字都不可少。吕不韦写完《吕氏春秋》以后，甚至把它挂到城门上，并发布告说“能增删一字者，奖千金”，最后居然没人能领走这个奖金。

实际上这句话应该读作：（函谷）关—令尹（守关长）—喜曰，翻译成白话就是：函谷关的令尹（守关长）高兴地说。

其实，在《庄子》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个人，《庄子》的外篇《达生》一文中，开头第一句就是“子列子问关尹曰”，说的是列子先生向关尹发问，关尹就是关令尹，世称关尹子，其中关指函谷关，尹是令尹，子是尊称先生。而《庄子》比《史记》更早、更接近甚至与老子同一时代，因而更可信一些。

解释“道德”含义的时候，鲍先生说，道是隐藏在事物背后的规律，这个解释也不能说全错，我自己十几年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只是“道”的一小部分含义，这个解释相对于道德经的整体思想来说就显得单薄和苍白了，最重要的是，“道”还有实体性的含义，它是生化万物的母体，所谓“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鲍先生怎么解释“德”的含义，我当时没有听清，大概是解释为“人伦品德”之类。其实，德也有更广的含义，而不仅仅是指我们人类的品德，《道德经》是针对整个宇宙来说的，人伦社会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万事万物都有德，德是道的一种体现。

我们知道，《道德经》还是道家养生和修炼的指南，俗语所谓的修道、证道、长生、成仙等等，都以《道德经》为圭臬。所以，它决不仅仅是人文内涵、也不仅仅是用来愚弄老百姓的，道家的高人很多都是实践家、气功师，老子本人当然更是气功大师了，在极其深入的气功状态下，就像佛家非常深入的禅定状态下，观察和体悟到的世界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能臆测的。

孔子和儒家的《论语》记载更多的可能是人伦社会方面的思想，但是，老子和道家的《道德经》有更多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我感觉鲍先生对《道德经》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内涵几乎没有什么领会，而把它的人伦社会方面的一些思想进行偏向地放大。

《道德经》的内涵实在很博大，其它的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深入展开了。

最后，拜托主办方，下次千万不要再让鲍先生来讲诸子中的其它几个了，否则把诸子百家给糟蹋完了，我看他还是适合去讲讲《水浒》之类的文学作品，那样比较容易发挥他的中文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