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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引  论·太极与社会人生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题目，足可写另一部专著，决非区区几页纸所能写得明白。但是既然本文的题目是“太极宇宙论”，宇宙当然是应该包容一切的。“宇”者，空间也；“宙”者，时间也。宇宙者，乃“时空”之意，实际上就是包括了一切的。

我们原来的观念中，人生观是与自然科学不沾边的，总是分开来讲。人生与自然，本来就是宇宙间事物密不可分的两方面。以前所谓的人生观，是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灌输以一套人为取舍的观念模式，而且仅仅局限于社会道德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这种人生观是非常被动的、不稳固的，因为，这是人家给我的东西，不是自己真实感受到而且自愿在行动中去实践和维持的、经得起现实考验的那一种。另一方面，人生观首先应该是有正确合理的自然人生观，然后才是社会人生观。试问，哪个人不是先从娘肚皮里生出来的？这正是一种最基本的自然现象，而我们以前所受的教育中甚至连这一点都有意回避。

补写这一节的另一个原因，是最近的许多社会现象，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观念的迷茫和混乱，比科学技术的落后更令人担心。如同鲁迅先生说的，精神的麻木，比起肉体的疾病来更为可怕。

我自己读中学时曾经是个“多情的种子”，除了课堂上那些死板的知识（不是思想），每次周末或放假路过金华城里时，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大街上各式各样的漂亮女子。有时候看见一个风度极好的女子，禁不住会呆在那里羡慕、激动老半天。我年轻时的所有理想、抱负和动力，几乎都来自于此，而不是学校里空洞的观念教育。当你感到世界和人生是如此多采和美丽的时候，自然会产生努力上进的理想和抱负，美丽的东西谁都希望得到并维护，何需别人来督促和教导！因为要得到美丽的东西，正是需要努力做出成绩来作为条件的。由于社会存在的形式不同，观念和标准会有所变化，但是男人们对美丽女人的追求和向往总是最自觉的、最永久的内容。

这是从向上的动力源泉来说的，是比较狭隘的。因为，老人和小孩对于社会人生也有他们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暂时不在这里讨论。另一方面，美丽与否不仅仅在外表，内在的美丽和涵养更加丰富和长久。

宇宙的现象，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人类社会的现象并不能独立于自然现象，甚至是受前者的绝对约束的，这一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明显起来。比如，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如果人类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个关系，肯定要受自然的惩罚。因为“造物主”在创造自然并设定程序时，已经确定了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古人认为，世界上只有天、地、人，俗称“三才之道”。天地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实际上只有人与自然环境，而且人也是来自于自然，世界上只有自然。用现代的话说，天地万物，无非是（正反）“质能时空”四者，也就是“两仪、四象、万物”。有人或许会问：人也是物吗？事也是物吗？当然是的，否则为什么叫“人物、事物”呢？假如你认为自己不是“物”，把你身上的水分子（基本的物质之一）都取出来试试，你还能“人之为人”吗？ 

社会现象和规律，也都来自于自然的规律，并以此为基础，是对自然规律的反映。太极阴阳理论既适合自然的规律，也适合社会人生的规律，它是唯一联系和结合这两者的一种思想体系。

读了十几年的书，接受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教育，没有机会接触其他的学说。离开学校后，才发觉学校里所学的那点东西，相对于人类甚至中国的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实在是沧海一粟。除了自然科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学校里所学的其他东西其实与自然、人性和真理相去甚远，因此在现实中一旦遇到新事物，不得不重新苦苦思考。

社会在极短时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生存成了首要的、现实的也是残酷的事，必须在观念上去适应它。至于人生的理想和真意，倒来不及细细去思考。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完整的、成熟的自然思想体系、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观念，无异于行尸走肉。现代科学给人的感觉是始终有学不完的知识和技术，而找不到终极、完整、简洁、有效而相对稳固的思想体系和观念模式，因此人生总是太多的思考和迷茫。

读汪洋博大的中国古文化方面的书籍，倒让我似乎看见了一些希望，而且也有较多的领悟。特别是这段时间研玩《易经》，虽然比《时间简史》之类的书读起来要花更多的心思，但收获远非后者可比。后者虽然也想从宇宙的起源这一根本问题上着手，解决自然的难题，但它纯粹是从数理技术的角度来研究，哲学内涵太简单，自然科学的基本课题毫无疑问是应该与哲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希腊哲学家说；医学治疗身体的疾病，哲学解除灵魂的烦恼。

政治和实事的东西，那是不容易弄出系统的模式来的，它天天在变化，没等你研究清楚，现实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但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和自然人生观的依据，却可以做到。一条法令政策，有可能几天几个月就废止了，但是一个相对论框架或公式，却可以开创一个物理学的时代，而且可能延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以爱因斯坦说他自己“总是徘徊于政治和方程式之间时”，最终还是选择了方程式。

人生是需要有一些理由和精神的。假如一个人每天早上醒来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干完了这件以后不知道接下去要干哪一件，或者根本无事可干——这是一种最可怕的精神状态。我曾经有很多时候深陷在这种状态里苦苦挣扎，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所以心理充实和平衡非常重要，除了要找一些有兴趣又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事来做，不让自己有闲心胡思乱想，有时还要找出一些理由让自己感觉快活，做一回阿Q也无妨。想快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和爱好，“追星”也是一种，但恐怕是最无聊和无用的一种。无益于社会的进步，无益于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短暂的狂热后留下来的是更长久的空洞。我读中学的时候，也非常喜欢流行歌曲，常常被电影电视中的情节感动，被流行歌曲感动，有几回还情不自禁地上台去教歌。流行歌曲中也有确实不错的，有一些现在还爱听。但实际上我爱听的那些流行歌曲，早已失去它流行的实质，变成经典歌曲了。尽管流行歌曲层出不穷，但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这就叫流行。而我十几年来还是爱听那几首老的“流行歌”。做任何事总需要有个结果，留下一些什么。什么都去追，什么也没追到，什么也没留下，没有自己的特色和属于自己的稳定的东西，未免有些可悲。万事都与要变革和更新，万事也要有个常规和保留，这是自然事物的一般道理。

我不是单身主义者或苦行僧，更不是禁欲主义者或清教徒。世俗的许多乐趣，确实是让人留恋这个世界和人生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城市里那些美丽的女人，常常给人很多的灵感和动力，让人觉得这个世界还有美好的东西值得追求和为之努力。

金钱、物质和权力除了对付温饱，最终还是要找机会变成实在的东西。在人类的现阶段，美丽的女人恐怕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内容。我自己虽然未曾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美好的女人滋味，但我明白自己性格中的最大缺点可能就在这里。如果以后真要“坏事”或“犯事”，可能就坏在色字上面。我自己也非常清楚，这样的女人观是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每个女人都有她自己独特的风情和可爱之处，并不是只有外表上美丽的女人才有风情的。

真正的家庭生活和幸福与女人的美丽与否并无直接的关系。因为生活和理想是两回事，所以应该留一个永远未知的美好的梦想和追求。

如果一切都那么容易和顺利地得到了，人生也就失去了理想和目标。在女人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未曾品尝女人的滋味，女人永远是最神秘最令人向往的、最动人最美妙的、最能给人灵感和动力的一个因素，但真正能符合这种内涵的女人天下有几个？岂是那么容易遇到和得到的？如果找个差劲的女人来充数甚至纵欲，那么灵感和美感就会丧失殆尽，还不如留下一个永远的向往和动力来源，这可能是一些专注于事业（特别是学术）的高尚的人独身的原因。因为女人真正的魅力和源泉不在身体，而在于作为女性的性情、气质和内容。

天下的身体是相同的，身价却天差地别；身体是必定有答案的，而且是唯一确定的答案。性是必定有答案的，而且是唯一的答案，而情是丰富多彩的。所以一般人有情有性，有的人多情淡性，有的人滥性薄情。多情是为风流，滥性是为下流。在这一点上，对于真正高尚的人来说，科学研究对人的吸引力要比天下任何事物都大且永久，因为那是永远没有确定的答案的，也没有最终的答案的。科学家能够几十年潜心于学问，普通人会觉得枯燥厌倦；反过来说，普通人日复一日的重复那一种答案的事情，不是更无聊乏味吗？

有时候感觉成长带给人快乐，但更多的时候，成长是一种烦恼和悲哀。一个人是否已经长大，除了生理上的发育，更重要的是心理的成熟和社会生存经验的丰富。心理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够充实和调节自己，使自己处于一种健康、平衡而又有理想、个性和主见的状态，对社会环境和事物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和承受力，这一点对现在的一些青少年尤其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代青少年在精神和观念上从禁锢和教条中解放出来，在社会环境上又适逢经济的大变革，科技的大飞跃，观念的大冲击。原来旧的东西打破了，新的东西还来不及建立，最是空虚的时候。享受经济和科技带来的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需要填补精神上的饥渴，这时许多看似时髦先进的文化就趁虚而入。青少年中的“追星热”，有的甚至是“追星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现象对我印象特别深，而且让我感到吃惊。

我读中学的时候，邓丽君唱的几首流行小曲都被认为是黄色小调，男女同学都是穷于对付功课。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对多情的种子互写情书，被学校开除了，同学们也对他们很嘲笑。虽然那时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但现在许多中学生的做法显然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有个外甥女，天赋本是不错的。有一次我拿了自己做的“太极衍生图”给她看，她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居然被她看出了其中两个规律。但她今年中考竟然低于分数线50多分，而谈起流行歌曲来头头是道，说起学校里的风流韵事来眉飞色舞，。据她说她还算是正经的，有许多谈恋爱谈得满天飞，有的从小学就开始递条子。最让人吃惊的是一些两年制职业高中的学生，发展到了同床共枕，流产刮胎的程度。 

青少年的“追星热”现象，简单地说是一种盲从，是没有自己的成熟观念和主见的表现。上面说到的社会环境的大变动，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从禁锢中刚刚放出来，是非分辨能力特别差，对祖国的优秀文化不了解，见了外来的一些新东西就以为是好的。而实际上那是最肤浅和无聊的文化垃圾，好比和尚逛妓院——不管丑的老的都包要。

不但是青少年，就算有知识的中老年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也难免迷失，比如说法轮功这件事。那么简单的、明显是蒙人的、漏洞百出的东西，居然迷惑了那么多的善男信女，应该说其中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因为大人毕竟不同于青少年，青少年的狂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自己的主见和观念，出于追求时髦和新奇，大人应该是有自己的是非观念的。

信徒中的那些站长之类的“领导们”，显然不是上当受骗者，而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别有用心的一类人，他们很明显是知道法轮功的荒唐和害人本质的。他们之所以要参加法轮功，我想有三个原因：

第一，这些人是在改革开放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吃亏”的、不得意的那一群；

第二，没有真本事在政府中当官，却又想过过官瘾的人；

第三，想从中捞几个昧心钱的人。真正受骗和受害的，是那些身体被疾病煎熬得难受极了，因而乱投医的人。

但是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能忽视：

1、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轻信甚至深信不疑？因为李洪志的宣传广告规模又大、又广、又正规啊！书籍、磁带、图片，甚至光盘、因特网等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工具，一应俱全，这些东西大部分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如果他的东西不是真实的话，国家政府能允许他印这么多书，做这么多广告吗？出书、做广告是要政府批准的，何况是这么大的广告，可以随便做的吗？摆个地摊还得交许多费呢！老百姓向来是相信政府的，所以也就被李洪志的宣传攻势征服了。

好比某位作家写了厚厚的一本书，叫做《发现〈黄帝内经〉》，书中说一个叫胡万林的人有特异功能。这可是一部纪实书啊！真名真姓，说服力比一般商业广告还大上百倍。于是全国又有很多相信政府的人们上当受骗。胡万林前后治死了两百多个人，竟然平安无事，这饭太好混了！看来在中国弄死几百个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反正中国人口也太多了，国家还提倡计划生育呢。后来治死了一个市长，这下可不得了，市长与一般平民百姓可不是一样的。于是拔起萝卜带出泥，后面还有长长一大串“轿夫”。前面有著名作家鸣锣开道，后有各级官员帮忙抬轿，这种阵势，连堂堂市长慕名求治，普通百姓尸骨被当作他的垫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想问，要是治死的不是市长呢？以前的那些冤死鬼还有昭雪之日吗？所以那些冤死鬼还是托了这位市长的福，这位市长是“勤政爱民”的好市长，生前不能为百姓造福，到了阴间还为百姓鸣冤。

2、这些江湖神医们除了有人抬轿，有人帮着做广告，来头大之外，还有什么绝招使自己能生意兴隆呢？我想秘密在于：他们鼓吹的那一套东西，看起来非常方便，省钱，比医院的治疗有种种好处。

众所周知，现在是“医院大门朝钱开，有病没钱莫进来”。即使是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毛病，也不问青红皂白，先来两瓶点滴再说。钞票小意思，小孩三四十，大人七八十。要命的是有的人本来就由于心肾功能不好而全身浮肿，到了医院还是给点滴，把病人滴得象个充气的球（我听说了好几个），终于一命呜呼。再复杂一点的毛病，还得屎尿血液验个遍，肝肾功能细细查，然后B超CT接着干，最后告诉你啥毛病也没有。钱已花去几百甚至几千块，没病也折腾出几分病。

懂医的人都知道，西医爱认死理，必须在化验仪器下看见了细胞的不正常了才认为是病。我的村里好几个病人，从中医的角度看已是病入膏肓，他本人也感觉来日不多。可到医院化验的结果，还说一切指标正常，没有病，这不是误人吗？而那些江湖神医、法轮教主们吹嘘的那一套，正是钻了老百姓这个心理空子。

比如说李洪志宣称：有了病不必看医生，不必打针吃药，只需信他的法轮功——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我小时候就是很拍打针的。再说老百姓中毕竟经不起医药费折腾的多。能不花钱不挨针而病痛自除，岂不是很划算。

《钱江晚报》99年8月12日第2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要毁灭地球，难乎其难》，副标题：科学家祥列导致地球毁灭的灾难可能性。

科学家们为了反驳李洪志“地球要毁灭”的谬论，列举了九种确实有可能引起地球毁灭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自然因素造成地球毁灭的概率都是微乎其微的，一般都只有几百万分之一，有的只有几千万分之一。其中最大的威胁反而是来自人类自身，那就是核战争，为千分之一。世界上现有的核武器的爆炸总当量相当于当年广岛原子弹的60万倍，足以造成使地球上一切生命毁灭的核冬天。

所以当务之急是人类的和平、发展与稳定。李洪志之流唯恐天下不乱，他们的这种捣乱恰恰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篇文章中，列举的九个原因中，有一个是关于医学的。这与我的论题有些关系，现摘录如下：

超级病毒（可能性：1/250000）    一些新的疾病和病毒使整个人类面临着灭顶之灾的威胁。其中一些疾病，诸如俄罗斯出现的各种抗菌素都束手无策的炭疽病，是蓄意制造出来的。另外一些疾病可能是由异体器官移植（人移植动物器官）造成。而更多的疾病是由过分地依赖抗菌素造成的，其结果是致使病毒和细菌改变遗传结构，让药物更难对付。在1980年至1990年短短的10年中，对青霉素产生抗药性的病毒的比例从6%上升到44%；在某些情况下，某种无法阻止的病毒的出现只是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抗菌素。美国疾病中心的研究人员认为，今后几十年内肯定会出现各种抗菌素都无法抑制的新的细菌和病毒。我们现今知道的一些病毒已经对人类造成了足够的威胁：艾滋病已经造成大约1500万人死亡（到今年底，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将超过世界人口总数的1%！），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食品和饮用水污染将使疟疾的发病率急剧上升。

炭疽病毒是在美苏冷战对抗时期，为细菌战而培养出来，又不幸泄漏到民间的。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就是一支细菌战部队。可见毁灭人类的最大威胁，还是来自人类自己。所以我在太极与人生的养生论部分，认为佛教的有来世之说其实对人类社会的稳定有一定的作用。

我还想补充一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平衡的破坏已经造成了气候的反常，这些年的气候变化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今年就连一般的人都能感觉到了。

本来是四季如春的昆明，却莫名其妙地下起了雪，以至万事俱备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损失惨重；往常一贯是冰天雪地的前苏联一些地区却是热浪袭人，几百人被酷热夺去生命；加拿大的某个地区，往年的同时期的正常气温应该是二十四、五度，今年却雨雪绵绵，以至一些气象学家直喊“简直是疯了”。今年我们浙江地区夏季气温普遍过低。去年和今年我国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稳定的社会环境，较好的经济状况，这种自然因素就有可能成为社会混乱的潜在的诱发因素。

在江西九江，军民齐心协力冒雨抵抗洪水的同时，法论功信徒们却撑着伞在省政府门口示威请愿。这是真正的忍吗？这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吗？这是真正的佛家精神吗？到底是谁在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又是谁在破坏捣蛋，不说自明。由于自然环境的巨变引起的天灾，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只有齐心协力去对付。而一些人祸却是应该可以避免的，只要那些造祸者多一些慈悲心，只要他们想一想：假如由于他们的造祸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将会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无辜百姓流离失所。

以前大家仰慕的对象叫“榜样”， 现在众人仰慕的对象叫“偶像”。榜样是人为树立起来的标准，青少年不一定心服口服。现在有了选择的自由，当然可以有自己确定偶像。“榜样”是张挂出来做样子的东西。偶是双数、成对之意（如，对偶），偶像者，本意为成对之像，即给自己找的一个配对。

一般来说，某人自己心中曾经有某种理想——这本是好事，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实现。现在另外有一个人所成就的事业，与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一样，于是产生“移情心理”，把这人的形象当作自己理想精神的寄托加以崇拜——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不成熟，没有独立人格的体现。这种人往往成就不了独立的事业，自立能力较差，比较虚幻，没有在现实中亲自去奋斗的勇气。另外，心理比较脆弱，遇事没有主见，处理问题好冲动。

所以关键在于让追星族明白：追星活动根本无益于自己的事业前程，相反地只会起到负作用。首先，要耗费很多精力和金钱，带来疲劳和失望。比如很多女孩子都希望能让刘德华亲一亲抱一抱自己，但并不是每个有此理想的女孩子都能实现这个愿望的，因此会产生失望。另外，由于在现实中经常拿身边的男孩子与偶像比，会产生一种世上没有“帅哥”的念头，这又是一种失望。

假如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老是遇到失望事，那她能有好的情绪吗？没有好的情绪又怎么做得好事情！其次，总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遇到复杂一点的大事就会束手无策，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做人要有一些志气，很简单的一句话：为什么要我去崇拜别人，而不让别人来崇拜我呢？再说，让自己在复杂艰难的现实中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是更有乐趣吗？

话虽然这么说，我自己心中也有女性偶像，但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某种抽象的模式；不是拿来崇拜的，而是作为努力的目标的。

其实如果你看透了人生社会，就会明白：谁也不需要去崇拜谁。个人崇拜带给我们国家民族的灾难，历史上早有惨痛深刻的教训。李洪志仅仅剽用了几个佛学名词，弄出一套荒唐绝伦的谬论，就哄昏、哄死了那么多人，这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所谓佛性者，乃是自性，自性就在人自己心中，任何造出一个身外的佛来崇拜的做法，都好比“缘木求鱼”，没有不摔得鼻青脸肿的！

法轮功事件告诉我们，中国民众的文化素质还是普遍很低的。

可以这么说，李洪志除了剽窃几个佛学的名词，以及一张通过现代摄影技术处理弄出来的模仿如来老佛爷姿势的照片外，内容上几乎与真正的佛教精神毫无瓜葛。至于那个姿势，恐怕也只是“照着老虎画猫”，而不知其中的内涵。打坐时手足的姿势都有很深的讲究和学问，李洪志却信手胡来一套。佛祖为何要用莲花为座，李洪志恐怕也不会明白：莲花不仅清洁高雅，“出淤泥而不染”，她还是一种“恒温花”。她能自身加热，保持花朵内的温度稳定在35度。人也是恒温动物，体温为37 度，两者温差不大，这对人体下身很有好处。至于莲花为什么能够恒温，我想可能是它的花柄直达池塘底部的塘泥中，而且花柄的中部有很多直通的小孔。池塘与水井中的水，本来就是越到底部受到地面气候温度的影响越小，因而恒温性越明显。再加上，塘泥中沉积物腐烂会放出热量。

佛祖之所以以莲花为宝座，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我在杭州灵隐寺藏经阁看到介绍说：佛学认为莲花是宇宙诞生之初始。这从直观形象上来说是有点道理的，而且也是与儒、道关于宇宙起源的思想相通的。儒家《易经》的太极生化图，还有道家的宇宙生化思想，都是从无中生有，从小到大。你看莲花，是不是无中生有，从小到大？当然，所有的花其实都是这样的。杭州有个大型超市的名字叫做“易初莲花”，当时很奇怪一个超市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四个字的怪名，不知什么含义。现在想来，取名者应该是颇有学问的，易之初，也就是宇宙诞生之初，是佛学所谓的莲花。还有神话传说中的哪吒，即莲花化身。

至于头上的光环，每个人都有，并不是他李洪治的专利。这在生物学上叫“生物光”，也叫辉光，通常情况下肉眼是看不道的。大脑每天都要消耗很多能量来维持它的正常工作，它消耗的能量大约可以点亮一盏 40瓦的白炽灯泡。

外国也有邪教组织，但外国的信徒都是明知邪教而自愿进去的多，因为他们本来就空虚或变态。中国信徒与外国信徒不同，中国的信徒大多是怀着善心上了贼船，或者是被胁迫的受害者，所以特别值得同情。但是“哀其不幸”的同时，我也常常“怒其不争”。当然政府在这一事情上也应该有所反省。

如果抛开其他社会政治的因素，单从纯粹的信仰和观念上来说，就算是信徒们真的想接受佛教，为什么这么一种根本是远离甚至违背佛家精神的邪说，竟然被这么多人认同并接受呢？只能说明：民众平时对辩证唯物主义之外的其他学说知之甚少，因而冒牌货能公然盛行。

气功的修身养性作用，这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不但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证明，也是我个人的亲身实践获得的真实感受。我是从得知母亲病重的那天开始，“临时抱佛脚”而研究这东西的，同时也决心自己动手解决困扰了自己十几年的顽疾——鼻炎。就是这个毛病影响了我的学业前程，接着又影响我的身体，使我几乎荒废了青春时光。我曾经为这恼人的病四处求医，吃的药埃的针不少，毛病倒没见减少。

但我抱的不是哪个教主的“佛脚”，而是几百块钱的一大堆医药和养生学方面的书籍资料。开始阶段我对妈妈采取中医的三结合方法，即气功、针灸、中药。后来随着病情好转，逐渐停止用针药，而根据我自己对她病情的诊断，告诉她应该“意守”的穴位，教她自己用气功调理，并根据病情的变化随时调整“意守”的穴位。比如她是胃病，常会觉得腹胀，我就叫她“意守中脘”，因为“腑会中脘” （胃乃六腑之大源，胀由六腑不通引起）。这是真气功和伪气功的一个区别：所谓气功者，是一种对自我进行心理调节以达到调节生理的方法。

第一是要靠自己调节（当然有人指点方法更好），而不是靠别的什么大师来灌顶超度；

第二是决不存在什么几千里路发功的所谓“外气”，真气只能在体内运行（至于其中的科学机制，现在也没有完全弄清楚）。伪气功者常常吹嘘自己能“外气治病”，纯属骗人的谎言。气功报告会上听众产生的种种反常言行，是由于心理暗示而诱导出来的他本人的潜意识，其中有可能产生好的作用，但更多时候可能产生坏作用。

关于“大师”一词，我想写几句话。所谓大师，是指在某一方面的造诣达到非常精深的程度或各个领域都广泛涉猎且有独到理解的人。历史上这样的人确实很多，但是到了现代，想在任何一个领域做出成就，都得众多领域的人互相协作。单枪匹马地想做出成就几乎都成了“理想”，一个人想精通现代的所有领域已经决无可能，“大师”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历史名词。所以凡是看到冠有大师称呼的人物，往往有可能是“大骗子”的同义词。不但技术领域如此，理论领域也一样。判断一个“来头大”的事物，照片、录像之类的资料不足为凭，作家记者的话不足为信。很多年前，“海灯法师”的“二指禅功”倾倒了许多人，还煞有介事地登了一张照片。后来据说那只是摄影师略施小技的杰作，法师的脚上吊着玻璃丝拍的。现在有了神通广大的电脑，以假乱真更是如探禳取物一般，轻而易举。

想通过写书出名或成为大师，已经是一个误区，这种错误的观念必须改过来。否则，你寄予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王朔通过那么长时间的炒作和包装的大作《看上去很美》卖了半个月就减价到五折了；张导演自己感觉很不错的杰作《一个都不能少》，大炒特炒也免不了赔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陷得最深的最不服输的要数演员刘某某：又是拣垃圾，又是做“寻己广告”，生怕自己被时代抛弃了，实在是天真可爱。

想永远站在时代潮头的想法固然好，但如果永远都是你站在潮头，后来者怎么办呢？历史还会发展吗？社会还会进步吗？？一个人在形成自己的风格的同时，也编好了自缚的框框，掘好了自己的坟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你已经风流过了，就该功成身退，让位给后人。不可以“占着茅坑不拉屎——浪费位置”。

那么写书主要为了什么呢？主要为了排遣心里的积聚，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写给自己看。

如果你写的东西能给社会带来一些好的作用，社会需要你发表，那也不妨拿出去。在写书的数量方面，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一生最好的精品献给社会的人们，也就是一生只写每个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几本书就行了，不可以把自己变成“写书匠”甚至是“造书机”流水线，把垃圾也统统造出来。即使市场对你的书仍然有需求，也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能完全被市场左右。话虽然这么说，真正做起来太难了，作为职业作家的人，他需要以此谋生，而且不写也会寂寞。所以写作永远应在作为业余爱好而不能作为谋生的职业，如果成了专业作家，就不可能超然物外客观公正地去看去写这个社会上的事情，他总是受经济利益的左右，受纠缠不清的人情的羁绊。

令人尊敬的“琼瑶阿姨”就有点让人反感，她可谓“著作等身”，同样是属于言情书，她竟能写上四十几本。想来她的太极拳是学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这“抽丝劲”好的不得了，天下情丝都让她一个人抽光了。这千丝万缕的情思不但卷走了大量钱财，也抽走了青少年大量宝贵的青春时光，被这丝缠得迷迷糊糊晕头转向。一边乐坏了那些“调欢者”：多谢琼瑶成我之美，使“中国小欢”变得这么好调。

大凡文化作品，或者应该有些哲理性，让人有所思考和进步；或者有些知识性，让人学到知识；或者有些艺术性，让人陶冶性情；或者有历史性，让人得到经验；或者有娱乐性，让人轻松愉快，可是琼瑶的东西要什么没什么。比如最近“红遍两岸三地”的《还珠格格》就是这种“五没有”的典范。肤浅——没有哲理性；错误百出——没有知识性；庸俗——没有艺术性；不尊重历史——没有历史性；无端吵闹，劳累观众——没有娱乐性。就连在剧中扮演“香妃”的刘丹小姐也直言不讳地说：每场戏都是哭的，要么又叫又喊，弄得我最后都是一片空白。这个女孩子倒也天真可爱，居然对捧红她的“琼瑶阿姨”来个反戈一击。

不过我想，那眼泪和叫喊的力气都是由吃进去的食物变成，多少需要一些成本的，岂可毫无理由地轻易抛洒？生活中最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柴米油盐问题，再高级一点还有理想、事业等，剧中的人们可曾有一点提及过？尽是些空洞的、无事找事的内容，来应付低级观众消磨时间的愿望。

我弟弟的女朋友也是个“格格迷”。有一次我带外甥女到他们那儿，陪着他们看了一集。要在平时，就是给我每小时三十元钱的工资我也不愿看。我与他们打赌，我说我可以轻松地在这集电视中找出十个错误，叫他们好好地数着。然后我开始挑错误，一集还没有看完，已经超额完成“找错”计划。

但是就是这么差劲得没法说的垃圾剧，竟然得了今年的“金鹰奖”，这也是市场经济造就的一个“怪奖”。因为金鹰奖是观众投票的，看的人多自然就得票多了。但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如果谁得票多谁就是好的、正确的话，那么如果在1966——1976年之间来投票表决是否赞成搞“文化大革命”，我想投赞成票的人恐怕是百分之百的，狂热地投入这场运动的人恐怕也是百分比很高的，但是不见得文化大革命就是如何地好。一个歪理邪说的李洪志就能鼓动200万人，一部《还珠格格》能激动那么多人，那么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全国上下一片狂热就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假如有一种比较合理的更有鼓动性和迷惑性的理论出现呢？

这种低层次的盲从和狂热，只能说明一个民族的幼稚和空虚，有识之士都会感到担心。如果国民的水平都是如此低，都是如此没有理性的话，那么落后挨打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感谢天感谢地”的是，国民还没有都晕到那种程度。在8月中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中，琼瑶的书连终审也没能进去。报纸上批评《还珠格格》甚至对此剧嗤之以鼻的文章也看到了好几篇，中国人似乎还有希望。99年8月16日的《钱江晚报》登着学者、评论家何满子的文章，据文中说，《还珠格格》不但在官制、礼俗和清代的体制方面闹出了不少笑话，故事情节是偷取了马克·吐温的《乞丐与王子》。

而且作者认为，为“鸳鸯蝴蝶派”续命的琼瑶言情小说，是复活中国古代小说中最粉饰生活、最背离人生、主体人格最孱弱、艺术构造最模式化的品种——才子佳人小说。武侠小说不论花样如何多端，变化万状，实际上就是体现、迎合这样一种旧社会无助群众的求助幻想。好比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希望有一位大侠忽然出现帮你轻松解决问题，而不是自己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最软弱最不切实际的表现。

不过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还珠格格》也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如果万一你患了失眠症，不妨去看看这个电视，保证你能够很快入睡，这也算是物尽其用了。这个电视剧在我眼里是一部“催眠剧”。

气功的机理虽然不完全清楚，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根本没有大师们说的那么复杂和麻烦，一般人应该都能学会，而且用它来练练身体确实大有好处。我妈妈没有文化，不会自己看书，只不过听我讲了一些道理，也能学得很好，有时达到几分钟之内消除病痛的程度，连我也很惊讶。我对中医典籍中的许多抽象观点的体会，就得益于妈妈这种快速、灵验而准确的练功反应。

还有一点区别是：平时我看新闻镜头中的很多练功者，都只注重形式而不领会精神。你看他们天天在公园里指手画脚，摇头闭目，比小学生做功课还认真准时。但是我敢说：在对气功精神的理解和实际效果上，这些人是真正的小学生。我教给妈妈的只有三句话，然后让她按这三句话的意思去做。至于形式，你爱怎样就怎样，站着、坐着、躺着都可以，就像休息睡觉一样方便，多长时间随你自己高兴，这就是最适合于病人的上乘内养功。根本不需要动手动脚，丝毫也不影响日常生活。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种东西，竟让一些人弄的面目全非，繁而又繁，而且发生了那么多悲剧，实在是给祖宗脸上抹黑。

至于“不看病不吃药”，是有这么一种可能的，但绝不是李洪志说的那种“生了病不去看病吃药，单靠相信他的法轮功就可以”。中医第一步首先重视“养生防病”，即现代语言的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具体做法是：一、调养心理精神的平衡（提高免疫力）——这是锻炼内部能力；二、改善与体外环境的关系，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一般就不会生病，不生病当然不需要看病吃药。

《内经》第一篇《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有句名言，叫做“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果有这种调养能力，而且始终坚持做得很好，一般来说不会生病——没有病当然不用去看病吃药。但是这要求你对养生之道有精深的了解和领悟。如果你不懂得调养而不慎被“虚邪贼风”侵袭，那就要及早去看病——这就是中医第二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就是说治病要在刚发现苗头的时候就采取治疗措施，而不是等酿成大病再去补救。否则“小病不治，大病将至”——小病不治疗，大病就要来了。“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最好在疾病刚侵害皮毛时就治疗，以免“病入膏肓”时“不可救药”。

有文化的人，完全可以自己去看这方面的书，而不必听人家的鬼话——当然也不必听我的这些话，我也没有象李洪志写的那么多的书供你看。不过我可以介绍几本书你用心去研读，第一本是《易经》，第二是《道德经》，第三是《黄帝内经》。就这三本书足够你受用一辈子了，你领会了其中任何一段，都要比李洪志1000多元钱的资料管用。

祖宗留下来的这份珍贵遗产，是炎黄子孙的共同财富，谁也没有权利垄断和曲解。如果你没有文化，实在不能自己去学，那就放下身心的包袱去就医。精神乐观一点对治疗有辅助作用，因为药物也是通过人体起作用的，同样的药物和疗法，对不同身心状态的人会有不同的作用。如果你也没钱治疗，可以放松身体，放下心中杂念，聚精会神，调匀呼吸，用心去想象自己身体内的事。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反复给自己的潜意识良性的暗示，这叫“反观内视”。但是不可有过强的念头，而只需“八分在意，勿忘勿助”。

李洪志教人的刚好相反，他给人的是恶性暗示，而且反复强化。好比不负责任地把一匹野马放了出来，却又不好好驯养，反而加上几鞭，焉有不脱缰狂奔之理！另外，练功者首先要放下怕死的念头，坦然地面对生命，要知道生死都是天地万物间的寻常事。不妨把死当作回家，所谓“视死如归”。死神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再说要是让你活上一万年不死，你会很累的。人有生死，就像物有聚散，事有始终，这是定数。

李洪志正是抓住一般人怕死的心里，用“地球要爆炸”之类的无稽之谈来恐吓人。如果不能理解这些道理，那么我告诉你几句通俗的话：中医西药，不如放宽心思重要；七功八教，不如放心睡上一觉。关于生死哲理和气功的具体操作，我在后面章节中另外再介绍。

养生还要注意饮食起居，但一般人所持的饮食起居观念是错误的。他们以为养身体总要多吃营养好的东西，饮食起居要有规律。其实不然，所谓“善养之人，养内不养外”。就是说，善于养生之人，讲究调养内在的精神，而不是求助于外在的营养之类。至于规律，也大可不必受其约束。如禅宗所说的，饿了就吃，困了才睡。

我读小学的时候，雷锋日记是经常读到的，其中有一句话：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这段日记本来是从政治人生观的角度来写的，教育人们活着要为共产主义做贡献。如果纯粹从生理和养生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一句经典妙语。吃饭只是为了身体活着的一种手段，既然如此，那么能吃到活着不饿死的程度就够了，好一点差一点都没有关系，而并不是多多益善或好好益善。不信你看那些挺着“蝌蚪肚”（俗称“啤酒肚”，但我看更象蝌蚪，且并不都是吃啤酒引起的）细皮嫩肉胜过小姐的男士们，那可不是一件美妙的事。容易引起疾病且不说，腹揣这么个大包袱，至少每天的走路上楼要多做许多“无用功”，等于多吃进去的还是多消耗掉了。晚上又不能“轻装上床”，老婆也跟着多受压力。再看那些平时贪图口腹之欲、后来又上减肥场折腾的女人们，装进脂肪是多么的容易，取出来又多么地费事，简直是活受罪。早知今日要拿掉，何必当初吃进去。天生的或遗传的肥胖那是没有办法的，要顺其自然。“环肥燕瘦”，各有风姿：丰满的杨贵妃是雍容华美，苗条的赵飞燕清纯靓丽。纯粹是后天过于安逸享受而造成肥胖，那就是自作自受了。肥胖其实与脑子里的念头也有关系的，机体自然有一种平衡的功能，如果自己潜意识的深处不愿意肥胖的话，也能有效地制止肥胖的程度。这方面我有些感受。我的身高体重已经有很多年维持在固定的数值没有变化，反正是穿着鞋子1米78，脱掉鞋子1米76；饭前135斤，饭后137斤；如厕前137斤，更衣后135斤。雷打不动，似乎这几个数字已经深深地印入脑子里了。

上面顺着话头谈了一些养生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自然意义上的人生问题，首先是“出生入死”问题，然后才是养生问题。

太极理论与人生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的。

人生问题，如果从自然的角度讲，首先要弄明白出生的秘密。现在稍有科学知识的人，可能都认为自己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人出生前是胎儿，胎儿是由受精卵变来的，一般的人也只能回答到这一步了。如果我再问：受精卵又是从哪里来？它为什么会那么动，是什么力量让她那么动？你就不一定知道了。我假如提示一句：受精卵是个太极。然后你联系本文上半部去想：太极图为什么那么动？也就是说，人生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在最根本处就是与自然科学的太极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这个问题，古代东西方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

古代西方流行“神造说”，说上帝用泥土抟土造人。造完了男人，见他没伴，就又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出了女人——女人只是用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造出来的！女同胞们对这种说法可能会很不服气。

看来重男轻女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发明，西方的祖宗早就有此“高论”。相比而言，古代东方的“人造说”就比较科学一些。《易经·系辞下》中有“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氤氲者，雾气霭霭之状。醇者，酒也；化醇者，发酵之意。男女者，泛指万物之雌雄（因下句为万物化生，若特指人之男女，不可能化生出万物）。构者，沟也，有水方能沟通，是通假用法。祖宗看到雾气霭霭的环境下，万物腐烂发酵变出了酒味。雌雄在一起沟通精子，由此化生出万物，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然唯物观。

现代的观点大家都知道，这无须多说。出生以后，实际上生与死就已经同时在进行了：新细胞不断分裂，旧细胞不断死亡。养生的问题也就同时存在了，不过这时是父母帮你养而已。养生与现在所说的“卫生”其实差不多意思。养是保养，更注重平时，更有主动性。卫是护卫之意，重在当事时，听起来比较被动。养护都是对身体而言，这在中国古代各家都很重视，不过也各有偏重，最好是能融会三家之学。

三大家中，总体来说，佛家属于意识学派，注重精神意念；道家是生理学派，讲究身体；儒家是伦理学派，注重道德修养和伦理规范。对应于现代来说，佛家是思想意识形态，道家较多自然科学成分，儒家是道德法律一类。这三家对性问题的态度各不相同，很有代表性。佛家承认性是人的天性，既不否定，也不感兴趣；道家则对此兴趣很浓且积极实践，而且有男女双修的邪门方法；儒家是要“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就被它制定的封建礼教统治了几千年。

对生死问题，佛家的论述较多，也比较完整，我认为它说的一些观点也有它的道理。佛家认为世俗人生本是苦事，生老病死都是苦。佛希望人人能自度，永远脱离苦海，所以它必须先弄清生死问题。所以造出一个生死轮回的理论，让人们不必怕死，就当是来世上走了一遭，死了是回家了。同时教人要多行善事，善有善报，为自己下世多积阴德。

这种生死观，其实对稳定社会起到了的积极作用。你想，如果确实象彻底唯物主义说的那样，人死了身体就腐烂了，什么也没有了，根本没有什么来世。人们就会产生及时行乐的思想，当官的就会拼命地享乐腐化，世界就会陷入绝望、疯狂和变态，这对人类社会的正常延续和发展都是不利的。所以统治者们应该领会佛祖的这一片苦心，历史上许多统治者就看出了佛教的这个作用而加以推广，也有一些不领这个情。

其实当前的中国应该有一种比较正派的宗教，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社会的稳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社会能够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宗教精神生活，这其实是不正常的。

中国人的信仰来自某种思想体系或伟人的教导，这种信仰所寄托的这种思想太道德化，既不能超脱于世俗之外，又无法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因为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处于资本主义状态，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政府教导人们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人生观，当人们感觉到教导与现实联系不起来的时候，会感到失望和迷茫，这就无意中为邪教的入侵创造了条件。《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有一段话摘录如下：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整个世界对共产主义的热情突然急剧降温了。当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而停止活动以后，共产主义几乎成了“恶魔”的同义词。绝大多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几乎同时宣布废弃执行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资本主义方式的改造。但这并不说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的失败，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在更准确的意义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理论，他及其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

事实上，共产主义在东方日渐式微的同时，马克思学说在西方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热潮。几乎全部的金融经济理论，都在马克思先生论述的基础上得以更新、改造。抑富助贫也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资本主义模式。克林顿先生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支柱就是向富翁们增税！这一现象又说明了什么？

如果让我来回答最后的这个问题的话，有三点：

1、只有物质和经济发达富足基础上才有可能共产和公平，这其实正是马克思先生对共产主义定义的前提条件；

2、贫穷的状态下无从谈及共产主义，所以首先要经过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和丰富物质的社会过程；

3、这个过程在现阶段人类达到的思想文化觉悟和科技生产力状态下，最适合的形式可能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造物主设定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跨越的阶段。

这种论点，一般被人认为是“资本主义补课论”。我想实质和准确的说法是：经济物质补课论，经济阶段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到了物质已经非常发达，可以满足所有需要——而且这种发达是基于强大的科学技术，那么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物质的需要。如果社会成员的精神道德境界也到了普遍高尚的时候，才可以考虑共产主义。

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脱口而出的直觉言论：中国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应该是以经济为主科技为辅的社会，这个时期只要搞好经济政策，把人们被长期禁锢的积极性释放出来就足以取得很大的成绩了。但是仅仅依靠积极性的潜力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接下去的二十世纪末，则应该是以科技为主，经济为辅的社会。再接下去精神文化的建设变得至关重要，并且上升到主要的地位，科技是作为必不可少辅助存在的。

据科学家推测，最乐观的估计，大约还要经过300年的发展，科学技术才能达到使人类突破地球限制而在其他星球上开辟新的生存基地。这300年中间最大的问题是：人口的增长会不会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生存环境和能源能不能维持到那个时候？社会政治和秩序能不能安全地过渡到那一时候？

假如人类能顺利地到达那一个阶段——应该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共产主义阶段，那么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经济变得无关紧要，科技已经差不多了，精神文化将是唯一的重要因素。否则，人类在茫茫的宇宙空间中，将会感到无比的孤独和寂寞，差不多过着修道者的生活。她们这时会非常怀念在地球上热热闹闹的日子，好比一家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吵吵闹闹，当各奔东西以后，又会怀念家的温暖。那么地球就是作为人类探亲聚会的公共场所存在的。

生老病死之苦。生之苦，那是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的，真正苦的是做妈妈的。妈妈自己却把这种看似苦的事当作人生最大的一种幸福和成绩，所以这是佛祖慈悲过头了。老、病、死这三样苦却是普通人一般都免不了的，但也并非绝对不可免的。

死之苦，是因为人们看不破生死，以为死是可怕和悲哀的事，所以觉得苦。如果能看破生死，不把死当作可怕悲哀的事，自然不会觉得苦。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前面一段话中已经解决了：生死是一种轮回，就好像睡觉和出远门旅游，那还有什么可怕的！老是在这个世界上也会厌倦的。所以实际上只剩下两种苦：老苦和病苦。

老苦是因为老来耳聋眼花，手脚不便，身体多病痛。假如一个人老来耳不聋、眼不花，手脚轻便，身体康健，一旦天命到来时，就毫无病痛、轻轻松松地圆寂了，虚化归天了，那么又何苦之有！所有的事都经历了，本来该结束了。假如让你永远都停留在18岁长生不老，我想那反而是一件可怕的事。首先，你熟悉的同龄人一个个都完成任务归去了。而你却象永远完不成作业而被老师罚站黑板的小学生，周围面对的都是陌生的面孔，成了被人观赏的古董，浑身不自在，你的感觉如何呢？其次，你前面的路是永远没有尽头和结果的，好比没完没了的加班。而人家是下了班明天再来上班。再则，你永远经历不到作为成年人和老年人是什么滋味，生命是单调的、不完整的。所以谋求长生不老的念头其实是非常可笑和可怕的。

现在只有一种苦是真真的苦，那就是生病。如果没有病，人生不但不苦反而是充满无穷的乐趣。除了这些，对人生最大的挑战和冲击就是：生计。这不是我这篇文章所能解决的，暂时先把它放在一边。

我这篇文章的下半篇，大部分就是论述如何做到不生病，而且应该是能够做到的。积极地争取不生病这是人们的共同愿望，这与李洪志的“生了病不用看病吃药”完全是两回事。假如生老病死四个问题都解决了，人生还有什么苦的呢？有人会说烦恼，如果是普通的烦恼，那是一种乐趣，这点我在接下去的某一段里另有论述。如果是由于你自己生出种种过分的欲望，那是你自寻烦恼，办法只有“寡欲”。

人生于自然，又归于自然，生死只不过是某一阶段物质存在形式的一种变化，大可不必为生而惊喜，也无须为死而悲哀。这个世界不会由于你的出生而多出几亿个原子，也不会因为你的死亡而少掉几亿个原子。当这个世界由于某种因果关系而多出了一个我们称之为人的物质形态时，它所处的无非是环境而已，包括自然的环境和我们人为造出来的社会环境（社会不也是自然的东西么）。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无非是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调整自己，就是养生；适应环境，就是处世。一般人总以为养生处世之类的事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遥远的事，实际上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不知不觉中在做这件事。

处世的方法经验，仅凭我这点经历是没有资格教别人的，尤其是官场、商场之类复杂的领域。我主要从自然的角度谈一些养生方面的经验。养生这个东西，虽然“心知肚明”，但要说出来却也不容易，似乎千言万语也说不到那个点子上。好像黑洞的中心，只能无限地接近，而永远无法达到。但我还是说了这么多，这也不过是一种方便法门罢了。能理解前面的自然科学部分的道理，实际上不谈养生也能明白养生的真意所在。既已生，为何要养？这个道理对常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常人看不破生死，自然想长生；许多帝王贪图荣华富贵，也想长生。自然界每时每刻都在生生灭灭，生者百千亿，死者百千亿，唯人贪生故而发明养生。

一般人的理解是：生而不养则不长，不长则不成。所以一般人用于养生，则大吃补品，而不知“鱼肉荤腥，助痰生热；参茸补品，耗气夺精”。 岂不知圣人有言：善养之人，养内不养外。常人好舍本逐末，薄里厚表，岂不有违自然之理？养生要对于生死、强弱、进退、有无之理有深刻的理解，古人早就有金玉良言在前。

《道德经》对万物生死老弱的理解是：柔弱者，生之徒；刚强者，死之徒。物壮则老，是为不道，不道早已。抱朴守拙，复归于婴儿。

《易经》乾卦“上九”说：上九，亢龙有悔。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也。

《内经》有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丢得越彻底，拥有的也越彻底。不必担心丢掉了就会没有了，丢掉的只是该丢的累赘的东西。好像电脑，无用的文件和信息装的太多了，运行速度会越来越慢，需要给它卸载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如清空回收站。人也是一样，该忘却的事就要忘却。但是平常人连身外之物也舍不得丢，更何况深植心内的观念？观念是有阶层性的东西，不同阶层的人观念各不相同，由此而致生活情趣、审美标准都不相同。

眼下红极一时的《还珠格格》，街头巷尾的普通百姓恐怕是“无人不知、哪个不晓”的。但在专家学者的眼里，琼瑶的这个杰作可能狗屁不通，因为他们脑子里有复杂精美的“大雅之堂”，琼瑶这简单的土玩艺进不去，只好在乡间骗骗老百姓。老百姓的脑子相对比较简单，随风逐流而无自己的一套东西，再说他们也看不懂那些高雅的东西，琼瑶那种简单的在家里哭哭闹闹的东西更与他们的生活接近。

到底哪些东西该丢，哪些东西该保留呢？一般人平时当然也是有所取舍的，由于观念的不同，取舍的内容也不同，偏偏这又是决定一个人成为哪种材料的决定因素。你自己愿意装垃圾，当然就当环卫工人；你愿意装高深的学识，有可能成为教授。同样的道理，你愿意去崇拜别人，你就用永远只配做个追星族；你愿意别人来崇拜你，你就有可能成为明星。

但是如果单从身体的角度来说，脑子里装的东西越简单越少身体也越好。因为东西少容易丢得干净，也没有那么多碍手碍脚的东西去妨碍植物神经系统的自然工作。老百姓学法轮功，本来也是想强身健体，可惜运气不好，遇上李洪治这么个蹩脚的师傅。其实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不懂什么是真气功啊，要是遇上真正的德高术深的好师傅，那倒也是好事一桩。脑力劳动者容易患“植物神经官能症”，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不容易丢掉也舍不得丢掉。

据报道，清华大学有九成的教授体弱多病，尤其是40——59岁这个年龄段。但是这些人个个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而且这个年龄正是学识和经验都已成熟，该出成果的时候啊。这些人当然不会去相信什么法轮功，但是有一点令我难以置信：凭他们的学识，应该懂得《易经》、《道德经》，应该懂得养生之道啊。而懂了这些东西，虽然不一定能成仙成佛，但保个身体健康该是轻而易举绰绰有余的。还有什么比身体更宝贵的呢？做任何事业都要用它作资本，思维的健康和发达也得依靠它。

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我想其余诸家也不外乎如此。唯有儒家有些例外，它除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还要“治国平天下”，讲究“内圣外王”。这相当于道家的“有为”，佛家的“入世”。在“有为无为、出世入世”这一个问题上，我认为禅宗的方法比较正确。它的原则是“身同俗而心超凡”。这相当于《易经》的“处阴阳之间，不阴不阳”状态，也相当于道家的“不为”，佛家的“世间法”，儒家的“中庸”。

儒家的“中庸”原本是一种非常好的思想，与现代的“辩证法”差不多。这本来应该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思想，可惜儒家只把它用在人文方面。何谓中庸？“不偏为之中，不易为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事物之定理”。政治家的说法就是“即不左倾，也不右倾”。

想一想，自然界的结构和现象，何尝不是“中庸”的？

养生也是如此：守中道，尚虚无，过简单的生活，做简单的事。实际上，生活的外延越简单，内涵就越丰富。好像太极图，越处于中心形式越简洁，但越是包容一切。

就象禅宗说的那样，饿了吃饭，困了睡觉。但这在现代社会简直成了一种奢望。豪宅华车，锦衣玉食，出厅入堂，前呼后拥，这固然是自寻累赘。但你想不动脑筋在现代社会生存却是万万不能的。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比任何时代都激烈，处处需要与人交往，交往就有种种麻烦，也就脱不了俗，除非隐居荒山野岭。但是隐居荒山野岭，又不能达到断绝人间烟火的地步，衣食住行终究还是问题。常言道：大隐在朝，中隐在市，小隐在野。既然做不了“在朝之官”，又成不了“在野之仙”，那么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市井之间做个常人吧，天仙还要思凡下界呢！可见这热热闹闹的“凡间”也是挺有吸引力的，主要看你自己怎么过，怎么做到“身在凡而心脱俗”。也就是要处理好“柴米油盐”和“超凡脱俗”的关系，这是最难的一点。要做到这一点，先要领会“寡欲则刚，知足常乐”的道理，还要领会“烦恼即菩提”的逻辑。要从平常的生活中体会出非常的乐趣，俗话说“淡则知味，闲则知机”。

关于“烦恼即菩提”，常人是很难接受的。对此，我提四个通俗的问题，你就能自己明白了。当你遇到烦人的事而恼火时，有没有问过自己这四个问题：

1、这样有益于身体气质的修养否？

2、有益于大脑思维的冷静、条理和客观否？

3、有益于更好地处理事情否？

4、假如你一生一世半点烦恼也没有，只是让你吃完了睡睡好了吃，你不寂寞吗？如何来体现你的价值？如何施展你的才华？如何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真实地存在？

既然“遇烦而恼”无益于身体，无益于思维的发挥，无益于事情的解决，只是徒增烦恼而已！那么还不如不恼，反而有益于事情的解决，不恼白不恼。

佛说“烦恼即菩提”，意思是“烦恼即智慧”。把普通人认为是烦恼的事，当作一种体现智慧的机会——实际上你能感受到烦恼，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假如一个白痴，他能感受到烦恼吗？记得《青春万岁》这部电影中，最后少男少女们在篝火晚会上唱起歌，欢呼青春万岁的时候，激情豪放地朗诵：让所有的日子一起来吧！让我来尽情地编织你们！他们一定明白：每一个日子都会伴随着无数的烦恼。我自己在读书求学的青春时代遭到彻底失败，特别羡慕现在学校里少男少女的生活。尤其是那些成绩优秀，能得到女孩子青睐的佼佼者。看到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电影电视，常常向往、入迷和激动：要是我再有一个中学时代会怎么样？我们不妨向烦恼宣战：让所有的烦恼一起来吧，让我潇洒漂亮地解决你们！

最近一段时间，报纸电视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朵而女性新主持人大赛”参加全国总决赛的选手中，有一名叫钱蕾的女子（29岁，上海季军，美国国际传媒公司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她的参赛格言说得非常好（现实中是否能这么做那是另一回事）：做人凌云志，处世平常心。可谓是处世的金玉良言。

“做人凌云志”就是我前文说过的那个意思：人是需要有一些理想和精神的，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特征。但是不能把理想和追求的结果当作唯一的目的，甚至被它左右。“处世平常心”，就是现在我想说的意思。处世最难得的就是这“平常心”，各教各派修的也就是“平常心”。释迦摩尼说“众心即佛”、“平常心是佛”，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区别“庸俗之人”和“脱俗之人”的最大特征。

神定气自闲，质淡天然香。无味是真味，无色为绝色。

对我来说，现在物质方面的生活已经足够了。我读书时喜欢听歌，很羡慕班长的一只盒式收录机。母亲为了我好好读书，88年花90元钱给我买了一只，我现在非常后悔自己的奢侈和不懂事。因为那笔钱对母亲来说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现在向她要9000元钱，这件事我一直深深地记着。92年深圳回来时，我把打工存的500元钱到付村供销社买了一台17寸的黑白电视机。93年装了一台振铃电话。95年卖掉中巴车，买了21寸彩电、冰箱、摩托、音响。96年装了程控电话。97年买了手机（中国89年才有第一只全球通手机）。98年用上了电脑（中国94年才有第一台入网电脑）。92年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沙祖康处理“银河号事件”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得到楼下打公用电话。96年郎平回国家排球队任教练，住的还是十平方米的小屋。我算什么东西？能有饭吃有地方住就不错了。尽管如此，精神上的苦闷却是今生永远难以消却了，那就是学业的中断。而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喝稀饭吃咸菜无所谓，最重要的恰恰是精神、理想、信仰上的追求和满足。

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如果能体会到简单的妙处，那你也就差不多修炼成功了。所谓“淡则见真机，简则有余地”。平时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繁礼褥节，已经耗去了大半的时间。倘若剩下的一点可怜的自由时间还要拿去挥霍到不必要的消遣娱乐上，那是很愚蠢的，等于把自己变成一个穷光蛋了。这点时间可以用来好好地放松一下、调养一下身心。除了生计，身外的许多东西是可以免去的。诸如功业名利、食色享乐、那原本是奢侈非分的东西，由不得自己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何必劳动身心去强求。当然，如果是天意的轻松地拥有，那也不必推却，所谓“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身内的东西，按理是应该由自己支配的，假如把这部分属于自己支配的东西也交了出去，那你还剩下什么呢？一个人还有什么自主性可言呢？功名地位的高低，都有相对的一面，高有高的风光，低有低的情趣。假如一个人声名赫赫，他必须整天很累地守护着这个名声，被名声牵着鼻子走，甚至为了名声去牺牲生命。比如说，你是金华地区大名鼎鼎的武士，为了这个名声你奋斗了很多年，并被聘请为武术教师。有一天你到杭州去了，在大街上碰到一个无赖，被那个无赖无辜打了一个耳光。这时你怎么办？你是靠名声生存的，名声就是你的职业和生命，别无选择地要维护它，于是你必须与那人拼命或决斗。假如你是一个无名小卒，遇到这样的事可能忍一忍也就算了，就当作被狗咬了一口，犯不上拼命。

同样是你的脸，平时上面叮了个蚊子，你自己拍打它；当你逗小女儿玩时，被小女儿打了一巴掌，可能你还很自豪：嚯！小东西，会打爸爸了。被别人打和被自己打，在物理上来说是一样的，只是观念在作怪。又比如你是总统，言行举止都不得自由乱来，你的民众和你的政敌眼睛都在紧紧地盯着你，你做了这个职业角色就不能做别的角色。普通老百姓没有这个约束，可以不拘礼节，可以随便换个职业。

这好比登山，爬到山顶的人，四周都是悬崖，他的活动范围也许只有桌子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在山脚的人，可以自由活动而不必担心会掉到悬崖下去。

如果给人的一生时间算一笔帐：从你母亲怀胎十月到你读书毕业，成为一个硬件和软件都具备的社会人，你一直在消耗父母的剩余价值——因为在这之前你一般不可能自己创业挣钱吧？一个人的剩余价值即使在身体、职业都正常的情况下也是很少的。等你开始做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经济收入，就算你是20岁读书毕业，到60岁退休。

这是假设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你读完书仍然没有自己的职业和收入，或者失业了，那么情况会更糟。年轻时候不具备做事的资格或者不懂事，年老以后力不从心又不能做事，这中间正常的情况只有40年时间。再算一下这四十年时间中有多少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又能留下多少剩余价值：

每天8小时睡觉（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减去13年；为了生计每天8小时上班，减去13年；一日三餐烧饭菜洗衣服、吃饭大小方便就算3小时，购买吃穿及日用品就算1小时，照顾老人孩子2小时，这三项共减去10年，剩下来4年的时间。这些都是固定项，每个人都少不了的，还没有算上额外的亲朋好友的应酬，意外的生病，以及其他许多无用功消耗掉的时间——你不可能做完以上这些事以后就把其他所有时间都利用起来的。如果在4年时间中再减去额外项，一个人一生中所剩的能自由支配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以上的时间中，只有13年时间在创造价值的。这13年创造的价值，要供自己40多年的开销费用（给老人的和自己年轻时接受的相抵消，给孩子的和自己老来接受的相抵消），到底能有多少剩余？这些剩余要供自己60岁后养老用，还能给世界留下什么？剩余的一点时间，应该独自静静地想一想，让她慢慢流过，细细的体会她延长她，不要在娱乐中很快地度过。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你不要做那谜迷糊糊的匆匆的过客，要学会体会虚幻世界中生命的真实。这也就是养生之道了。但是对这种说法经济学家可能很反感：假如大家都这样，那么社会经济生活就会死气沉沉，不利于“拉动内需，促进消费”。

经常会在报纸上看到两种新闻：一种是子女拒绝赡养老人，老人于是把子女告上法院；另一种是青少年轻生自杀，实际上她们连什么是生命也还没有搞清楚。生是艰难的，死是很容易的——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除非你是怕死鬼。有很多时候，人都会有一死了之的想法。死了多少好，一死百了。但是你没有想到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按照上面的计算，严格地说，你死掉的时间只有百分之三十几是属于自己有权支配的，百分之七十几是不属于你自己的。

也就是说，你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去死，轻生是对家庭和社会的不负责任。好比一个股份制公司，虽然你是总经理，虽然你有百分之三十几的股份，但是你无权擅自拍卖公司。父母生你养你是为了什么？在农村里很大的一个目的是“养儿防老”，但是你却把父母赖以养老的财产给毁了。

我外婆村里有一个女高中生，成绩不好，被父母数落了几句，她就在浴室里闻煤气自杀。当时没有死，化去7万多医药费，最后还是死了。父母养她到高中毕业，就算不计心血，金钱上少说也得好几万，加上药费就得十几万。就是说她的一念之轻，不但使父母的期望落空，还带走十几万元钱——这是多么自私。

我读高中的时候，由于身体的缘故，成绩也很差，尤其是数学。所以有时候也很绝望，看不到理想的影子和生活的前途，想不通人生的意义，怕自己老来的凄凉。假如有谁承诺替代我应负的全部责任，我很愿意去死。人的出生是不自由的，毫无自己选择的余地。

实际上人的死也是不自由的，需要有很多的理由和借口，要死得明白，死得体面。当一个人的生计实在混不下去而失去了生存的条件的时候，一般人往往甘愿堕落人格，干些鸡鸣狗盗之事，甚至危害别人的生存，而且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怕死。

很少有人会这么想：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自己混不下去是自己没本事，不可以伤害别人，必须自己去死——这应该是人类社会和动物群落的本质区别，至少我自己目前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无故轻生，则落人耻笑，最好能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和借口。这种借口是很多的，封建社会可以借口仁义，即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可以是爱国爱民族——虽然这实际上不符合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还有如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许多英雄模范人物。

但是无论如何，首先必须还清债务！第二最好是功成名就之后。经济上的债，那是一方面，叫硬债；另一方面是人情和感情方面的债，叫软债。实际上你一生下来，就已经是负债累累了：首先就欠了母亲十个月的养育债。还有亲朋好友的人情债——无论你将来是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还是社会的包袱甚至罪人，当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亲友总是欢迎和惊喜的（贫困地区和某些特殊情况除外），可能还给你一个红包。

所以归根结底地说：想死？没那么容易！必须学会生存，但是生存比死就更不容易了，能在生存中取得成功更是难中之难。很多混得不错的人都会有一种“成就感”，这又是“执著有相”了，终究有一天会倍感失落。到底什么样才算成就呢？认为自己的本事比总统好的人也许成百上千，但是总统的职位只有一个。按这些人的目标来说没有当上总统，当然是不算成功，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功成名就的。追求成就本来没错，但是不必强求，也不必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而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标准。比如拥有一份理想的工作，有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娶到一位美丽贤惠的妻子，有个乖巧聪明的女儿。

目前对我来说，甚至这些都是奢望，我只想有能力赡养父母，维持自己简单清静的生活，有空的时候读读书，写一些文字。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何必要讨得他人的欢心，被外物所左右，为他人而存在？ 

我们知道，从法律上来说，确实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但是法律是机械死板的条文，实际上，从道德和经济的角度来说，还要看一个人有无生存的价值和必要。一个孩子，当然看不出她将来的价值，但是对于一些已经能确定无价值的人呢？比如身心残疾的人，尤其是精神残疾而要危害社会的人——实际上它不具备真正完整的社会人资格。

鞋塘乡余宅，有一个疯子，整天舞刀追人，上人家屋顶砸瓦，闹得村里人心惶惶。西医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精神原因，一律叫做“精神病”。中医把它归结为情志失调，而且根据其表现分为“狂，癫，痫”，而不是一律叫“疯子”。像他这类“登高而歌，弃衣而走，翻墙越屋”的表现，属于“阳狂”。中医叫阳热过盛，痰火扰心，其实可以治疗的。

疯子的老母亲没有办法，用药毒死了儿子，结果坐了7年牢。我想这个老母亲是个大慈大悲的好人，她怕自己的疯儿子伤害正常人，所以甘愿自负罪名。如果她不为别人着想，可以放任不管。身体残疾的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本健康并且受过教育的或有知识技能的，长大后因意外原因致残的。这种人身残心不残，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非体力的劳动，比如写作，电子修理，中医等。

另一种是出生时就残废，没有读过书没有知识技能的，纯粹是消耗社会的财富，对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是一种痛苦。她的存在仅仅是法律的允许。但是偏偏这样的人不可能懂得这些道理，不会勇敢地自杀，这种生命只有生物学上的意义，而不具有社会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养生修道和生存处世成了一对尖锐对立的矛盾，实际上这对矛盾还是可以调和的，不信你看那精妙绝伦的“太极图”。现代社会两个突出的问题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来自社会的生存压力和来自内心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许多人的精神信仰反而日益空虚。前一个问题，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得都市病、富贵病、职业病、精神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得出的毛病越来越怪，越来越难以对付。身体的毛病其实容易治疗，心理障碍反而较难对付，因为引起障碍的社会环境因素不容易消除。这些疾病都是由于脑子除了问题，而脑子出问题是因为装入其中的信息有问题。

现代毛病很多是由于心理的长期压抑引起生理的失调而导致，心理根源不调理好，毛病就不容易治。归根结底，心理的原因是由自己引起的，为什么同样的社会，同样的环境，人家过得好好的，你却得了毛病？还不是由于你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差？所以现代社会真正的健康，除了身体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心理健康。好比一根弹簧，长期扭曲而且超过承受范围，逐渐会因为失去弹性而失去恢复的性能，需要经常恢复一下。所以有时候需要闹中求静，忙里偷闲，为的是从紧张的环境中放出来轻松一下。既然是为了放松，就应该用最能令人放松的方式，怎么做才能最放松？一个人只有身体和脑袋两样东西，要放松的也只有这两样东西。一个人身上挑着担子是不可能放松休息的，总要把担子放下来，身体才能放松。同样道理，一个人脑子里装满东西也是不能放松的，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放下来，脑子才能放松。所以不管唯心还是唯物，至少在身体的修养上，祖宗的方法成了自然而然的真理：放下来了，当然就“空、虚”了；“空、虚”了，自然就轻松了：轻松了就得到休息和恢复了。《内经》说“虚静为要”，这是养生的第一点。

法轮功教人放空、放松了吗？没有。恰恰相反，它给人种种恶性的意念暗示，人为地造成意识的紧张；他给人种种“成仙、成佛”的愿望，人为地给人身上添加负担。这种愿望比世俗的欲望还要空洞和难以实现，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它的结果是“失望”。长久的付出和追求却得不到实现和满足，强烈的念头积聚成了一种巨大的可怕的心理能量，这股能量必须找到释放的出路。潜意识就经常扮演这种角色：它造出一种虚幻的环境来迎合你，让你在现实中不能满足的愿望到虚妄中去满足，把能量释放出去。比如说，你在睡梦中憋着一泡尿——积聚；你就会在梦中找厕所——想释放；找来找去找不到厕所急得团团转——没有出路；这时你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个厕所——潜意识给你造一个虚幻的释放场所。于是你惬意地扬起喷枪撒尿，这时你也就完蛋了——你的尿撒在床单上了。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小孩子身上，因为小孩子的大脑辨识和控制能力还没有完善成熟。大人的辨识和控制能力较强，能分辨真假是非，所以一般会在关键时刻猛醒过来。

如果不是吃喝拉撒的小事，而是更重要而强烈一些的事呢？比如说，你同事中有一个你非常中意，甚至令你痴迷了好几个月的女孩子，而这个女孩子却对你不屑一顾呢？ 潜意识就会造出一个与这个女孩子一模一样但却妩媚放荡的化身，作为“慰安妇”送到你的睡梦中来，让你尽情地享受。那么，大人的你也不能“幸免于难”了，你会把平时对那个女孩子的种种思念、热情和能量尽情地释放——当然，还是释放在床单上的。潜意识的这种善意的玩笑本来无可厚非，它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以免大脑由于超负荷而崩溃。虽只是在睡梦中风流了一回，毕竟已把能量打发出去了，保住了神经系统的安全。

如果是更具诱惑力、更强烈的、积聚时间更长久的念头呢？比如法轮功信徒想“成仙成佛”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心理素质却不好，潜意识还能找出轻松幽默的玩笑让这个能量释放出去吗？对你的这种过分的无理要求，潜意识也“别无良策”，只能开个惊险的“国际玩笑”，在河里造出一个天国来让你去成佛了。结果当然是“野马脱缰”，冲出阳台，冲向河里，被玉皇大帝封为“河伯”或“龙王”了。

这就是第二点：“恬淡为保”。不要有过分的、让潜意识都无法解决的难题，否则的话它只有翻脸与你认真了。

一般人的调节和放松方法是去娱乐场所听歌跳舞，或登山野炊之类。但是按我的想法，这类活动既不能放松大脑，也不能放松身体。因为听歌需要脑力，如果是不好的歌，其实是往自己的脑子里装垃圾，只会加重负担；跳舞登山需要体力，而且是比平常更多的体力，如何能放松身体？再说现代人时间非常的宝贵，应该是争分夺秒的，上面这些活动，既费钱又费时间，一般人都赔不起，效果也不一定好。真正的放松和休息的最好方式，应该是气功。

有人肯定要反问我：你认为的真正气功是什么样的？不妨说出来听听。这正是我在这篇文章中一直想说而又说不清楚的东西。可能我比你还着急，用尽种种的比喻来表达。但这东西本来是祖宗在模糊理论下造出来的一个经验的东西，如果用气功的语言解释气功，只会越解释越糊涂。而想用现代语言科学地揭示出来，首先得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古人所谓的“此中有真意，欲说已忘言”。

柯作家也想说气功，他只管没完没了地堆砌一些主观臆测的断语，从不作系统客观的推理。你看他又是老子又是释迦摩尼又是耶稣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地写了那么多的书，十年之内写了500万字。钞票赚得不少，反而越写越糊涂，糊涂到为“神医胡万林”写专著做广告。不但写丢了道德，还留下千古笑柄。就气功论气功，而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阐明道理，好比逻辑学中的循环论证，如何走得出怪圈！

我不是作家，表达能力当然没有柯作家那么好。但是我有“三真”：

1、知道什么是真气功，知道怎样指点别人；

2、想把它真实客观地表达出来；

3、真心希望身体不好的人能从中受益，身体好的人能更健康长寿。

我一直想把这方面的思想整理出来，但我向来是个“行动的矮子”，而且疲于生计。这一次的两个因素，终于促使我下决心动笔了。

第一，我似乎找到了可以用比较通俗科学的语言解释这一东西的方法；

第二，正因为公众不明白什么是真气功，所以让李洪志这样对气功一窍不通的小丑钻了空子，借气功之名大行他的骗术。

骗几个钱倒也罢了，可恨的是拿老百姓的生命和鲜血去搞他的政治阴谋，扰乱社会秩序，对李洪志感到气愤的同时又为受骗的民众悲哀。

我本来只是想在这篇东西中探索中国古文化与现代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联系。正是上面第二个原因促使我增加了气功、养生方面的内容，并用我的这一套思想加以解释，组成了下篇《太极与社会人生》。实际上如果民众的文化素质好的话，根本不用哪个人来解释或教授气功的，祖宗在这方面留下来的教科书可谓“汗牛充栋”。儒、道、佛、禅、医，随便哪一家的精神领会了，都能保得身心健康；《易经》、《道德经》、《内经》、《金刚经》，随便哪一本读懂了，都能做李洪志的师傅。

这么多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名著不读，为什么偏偏要去读李洪志的书？是不是读不懂原著？如果这样，就是中国文人学者们的过失了。我虽然不曾博览群书，气功方面有哪些好书还是知道的，但李洪志和他的书的名字我是在中央台的新闻联播里才听说。中国人平时喜欢买名牌商品，为什么在文化商品上却买假冒伪劣货？简直不可理解。

如果你读完了上面这些书中的任何一本，就再也不会问我“什么是真气功”这个问题了。实际上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假的还能叫气功吗？不能，假的就只能叫“耍把戏”。民间有句俗话：把戏把戏是假的。我反过来可以问你：明白什么是真气功了吗？你说“明白了”。我再问：说出来听听？你也说不出。李洪志和柯作家却都说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写得越多越远离真气功。如果一定要勉强地表达出气功的形式，那只有三句话：放空大脑，放松身体，调匀呼吸。如果不勉强说形式，那就一句话也没有。但是要做到那三句话，却要看很多书，理解很多思想。

如果按常规概念作一番解释，那么：气功是一种自我调节身心的方法，它通过调心（调节意念）、调息（调匀呼吸）、调身（放松身体）来达到气血循环的目的。实际上，这种解释同样是漏洞百出的，请问：心是什么？气又是什么？就这一个问题你也说不清楚。所以首先要了解思想，否则只能学个形式，而且容易上当受骗。我曾经想写一篇专论，来说明气的本质，针灸、气功、中药的作用机制，包括生物学的、化学的、物理学的、神经学的角度。但是想想还是知难而退了。罢了罢了，自己身体好有吃有穿就行了，实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再拿出来做几碗又细又长的兰州拉面，骗几个柴米油盐钱。

实际上，修炼“得道”并不是什么千辛万苦的事。领悟与否，只在念头一转之间，说难就难，说容易就容易。“得道”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人们以为得道就是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那是神仙的事，不是你的事。就算是得道，得的也是旁门左道或者说歪门邪道，与中庸正道、宇宙大道大相径庭。真正得道之人，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外面并无变化，变化的只是心中那“一念”。通常人们把做坏事叫做“一念之差”，得道之人那“一念”不会差。得道之人照样吃喝拉撒，也一样喜怒哀乐。甚至会认为“山水有性，万物有情”，比常人还多情。

这么说“得道”实际上什么好处也没有？不是的。法轮功声称可以与医院绝缘，这也许是那些参加气功锻炼的人的主要目的，但是他们没有达到。相反，法轮功的信徒还有很多与精神病医院结了缘。如果大家都与医院绝缘，医院要关门，医生要失业，这倒是一件让国家总理都伤脑筋的事。正确地练功，有助于身体的健康，绝大部分人只能达到这一步，这对他们也就足够了。因为他们还有更多现实的事要做，更多的世俗乐趣要享受，不可能象庙里的老和尚整天就以这个为工作，如果大家都那样，土地由谁来种？工厂由谁来管？如果整天让你象老和尚那样练练身体，那当然是有可能不上医院的，否则的话你等于在“身体”这个课题上一点成就也没有了。能有时间脱离社会生产的、同时又有很高的悟性的，毕竟是极少数。 

“道”的含义其实很广，修炼到可以与医院绝缘，这是得身道；面对生死，听天由命，这是得佛道；远天灾，避人祸，这是得易道；事来心现，事去心空，这是得禅道；中庸处世，和气待人，这是得儒道；知雄守雌，知白守黑，这是得道道。“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道法是普遍存在的。法者本无定法，只在自己体悟。万法归宗，在身体的修练上，最主要的还是虚空自然，清静无为。在处世上，则是豁达大度，顺其自然。

凡事皆有定数，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天崩不乱，地裂不惊，雷打不动。虽然同样是喜怒哀乐，但内气不动。譬如大海，虽然海面上波涛汹涌，然而海的深处依然平静如常，有人或许会反问：那万一发生了什么危险的事，肯定是你先吃亏。我举个有趣的例子来反驳这一点：

1999年5月17日，正在建设中的深圳赛格广场工地上，天高云淡。楼顶高度近300米，是当时附近最高的建筑，四周都是空旷的天空。这时不知是谁忽然大喊一声：楼要倒了。附近几千人听到喊声，纷纷四处逃窜，惊慌狂奔，跳车的、翻栏的都有。混乱的秩序过了好几分钟，才稳定下来。原来是楼顶云块飘过，使人发生错觉，看起来好像是搂在动。

这是登载在5月20日《钱江晚报》15版上的一个真实新闻。翻栏跳车，难免损伤。这时候你只要看看有谁站在原地没有动，那他就是得道之人，你就可以过去叫他师傅了。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并没有发生危险，而却错认为危险。危险与否，要靠预计，危险已在头顶，慌乱无益。谁能肯定楼不往你跑的前面倒而往我站的地方倒？正如某个禅宗的故事说：不是酒旗在动，也不是风在动，而是行人的心在动。

据说300米的高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部门的规定，允许整体偏差50毫米，赛格广场的实际偏差仅为7毫米。建筑质量很好的。

一般人整天杂念丛生，烦恼无数。遇到不顺心的事，则内心翻腾不已，好像池塘里养了条大鲸鱼。这样的大脑状态，如何能正确、灵敏地感受或接收到外界的危险信号？生物本来都有直觉地感受自然界信息的部分能力，常人被杂念掩盖了。得道之人，心如止水，空无一物，当然能够有比较灵敏的直觉。在危急、关键和时间紧迫的时刻，起作用的往往就是直觉而不是逻辑思维，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允许你细细推理？我前面已经用电脑做过比喻了，显然是内存中装载的东西越少则运行速度越快，也就是反应越快。

我们可能每天都在用“知道”这个词。古文中“知”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意思。而“道”字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这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它是一个无所不在而却又无法看见的东西。道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是明白“大道”。孙中山先生有句座右铭叫“天下为公”，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大道之行也”，就是大势所趋的意思。“大道之行也，顺道者昌，逆道者亡”，这是谁都会说的话。但是有多少人能真正的领会这句话的真意，又有多少人能在现实中做到呢？不谙天机，轻入险地，临危则乱。如果深知天意，不入险地，自然无需终日惶惶。所以说往往是“知道（现象）者不知道（现象背后的规律）；不知道者，反而有很多是知道的。

那么为什么常人身体不好呢？常人俗欲太多，故而杂念丛生，杂念丛生，故而思绪翻腾，思绪翻腾，故而气血狂奔，气血狂奔而又定力不深，故而伤身。得道之人，清心寡欲，自然无虞。这人的身体好比一台机器，无论头脑还是手脚，不动会生锈，动过头易折旧，均匀才能长久。也如一堆火，总是慢慢燃烧比较好，烧得太旺，很快烧完了；烧得太暗，可能熄灭。

当然，“得道”也是有坏处的，至少会失去很多世俗的乐趣。我少年时给自己定的奋斗目标非常简单，虽然简单，但并不低：娶一个漂亮的、气质好文化程度又高的城市女孩做妻子，生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然后好好的努力地过日子。这几乎就是我追求的人生目的和动力，其他种种的空洞的观念和是非纷争，与我毫无关系。但是现实中生计的艰难，好女的难求，身体的困扰，促使我重新去思考其中的“道理”。当我自己觉得想清楚了的时候，渐渐淡忘了曾经非常向往的理想生活。

似乎上述的追求也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变得随遇而安了，而且这种境界似乎进去了就出不来。身体固然很好，但是经常要听想抱孙子的老母亲的唠叨和训斥，我只好以“为国家计划生育做贡献”为理由堂而皇之为自己辩护。虽然不是木鱼青灯，也差不多是俗家弟子了，这不是我当初愿意的。你愿意以这种健康和安静换取虽然吃力但却热热闹闹的生活吗？而且这种心态，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并非故意的做作。因为在我眼里，人人都是五官九窍、四肢百骸，失去了往日那种男人女人、好人坏人的感觉，这真正是一种悲哀。有时候非常向往男欢女爱的生活，有时候又感到那床第之事真是非常的滑稽好笑：居然有人会以生命的代价去追求一时之欢，我真佩服他们“随心起欲”的能力！我没有尝过樱桃的滋味，当然没有资格谈论樱桃是酸是甜。但是看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前赴后继、不知疲倦地冲向“围城”中的樱桃，那应该是非常的甜的。我因此做了一首小诗（收在我的诗集里）：

少年常怀色念头，不惜身心付风流。

依稀欢爱梦里事，未谙生计足可愁。

青春时光去难再，功业无成始觉羞。

往日浪子今向禅，空虚声色何曾有！

后来无意中在《钱江晚报》上读到钱钟书先生的一首小诗，内容和心境竟然与我的这首小诗相近，令我大为悲伤：难道我的心境已经那么老了吗？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吗？我想，一个老年人保留一些童心，或者青年人有老成一点的思想未尝不是好事。但老年人会因此增加许多乐趣，青年人却会因此失去很多通俗的乐趣。

钱先生的小诗附录如下：

少年绮习欲都刊，聊作空花撩眼看。

魂即真消能几剩，身难久热故应寒。

独醒徒负甘同梦，长恨还缘觅短欢。

此日茶烟禅榻畔，将心不必乞人安。

最后一句诗的典故是：禅宗次祖到初祖达摩面前求教，达摩问他何事不明？次祖说自己心不安，请求祖师为自己安心。达摩说：将心来，吾与汝安。即：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次祖寻心良久，说：了不可得。即：空荡荡的找不到。祖师说：吾与汝安心毕。即：我给你把心安完了。次祖听后当下大悟。心本无心，何来安与不安？

所以入了道可能你又很后悔，倒不如普通人生生死死、恩恩爱爱、烦烦恼恼有意思。毕竟我才而立之年，不是老头老太只求心安体健。难怪世上有嫦娥奔月，也有七仙女下凡。七仙女和嫦娥，到底那个更聪明、那个更幸福呢？中秋佳节的时候，对着月亮，我作了一首小诗问：嫦娥姑娘，你幸福吗？

年年中秋团圆节，寂寞嫦娥广寒夜。

长悔今世贪仙药，天上人间两断绝。

得道之人的另一个坏处是：一般来说，如果你自己不想死的话，你是不会死的——这并不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当你觉得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已经完成，或者自己觉得存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意思，那就是你“天命已尽”。该去则去，这是顺天意的事。好比得道高僧，常常以坐化（也叫坐忘、圆寂、涅磐）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道家的说法叫“虚化（也叫羽化，羽者，轻虚之物也）”，西藏高僧叫“虹化”。

这种无病状态下的主动入死，解脱了老病之苦，比现代人要潇洒的多。有些七八岁的小孩子患了绝症，花几十万元钱为他保住性命，这还勉强说的过去，因为说不定这小孩恰恰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但也有可能成为败类）。现在往往有些古稀的老人也要花几十万元钱去保住行将入土的生命，这有现实的价值吗？从经济角度来说，这生意划算吗？

即使是小孩子，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也不一定划算：这几十万元钱的投资，他能赚回来吗？如果留下后遗症终生残废呢？不是对社会、他本人、家庭都是一种悲剧吗？

中国人考虑事情，往往更多地从感情和伦理的角度着眼，而不是经济和效果的角度，也就是说是从感性的而不是理性出发看待和处理事情。这是由东西方思维的差异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儒家文化所造就的，所以中国能够在那么长久的年代里实行“人治”而不是“法治”，所以中国会发生那种毫无理性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政治运动。这种特点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多少改变，只要看看《还珠格格》热和法轮功事件就窥见一斑了。

优生学自古有之，古罗马军事帝国中，为了保证民族的身体素质（这对一个军事帝国来说很重要），每个新生婴儿都要交给长老检验，如果不健康就扔到山涧里去。在动物中就更普遍了，动物妈妈在训练自己的子女的生存能力时，根本不会手下留情。这一点上，人类还得向动物学习，现在城里经常是“四颗大卫星围着一个小太阳转”，这样的小孩子将来会独立生存吗？

虚化以后的存在，唯物主义是绝不承认的。不过哲学上的门派和主义很多，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主观唯心主义（我心即物），客观唯心主义（有神论）。辩证唯物主义判断事物的依据是辩证逻辑（不是形式逻辑），只要合乎辩证逻辑的就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古文化中的唯象学则是依据现象：只要现象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实际存在的；而佛学则连现象上存在的也不承认它是真实的：认为现象的万物都是虚幻的。

通常辩证唯物主义者所反对的有神论，是指客观唯心主义的有神论，即认为人和物质之外有客观存在的神鬼。其实《易经》中对神鬼的解释原本是符合自然科学的。《易经·系辞上》第四章和第五章对此有明确的定义：阴精阳气，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为变，鬼之归也。可见所谓的神鬼（鬼者归也），实际上只不过是物质与能量的聚散变化：神是物质和能量的聚集，鬼是物质和能量的涣散。又说：阴阳不测之为神。可见神不过是阴阳（物质和能量）的变化难以把握的意思，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名词。

实际上，如果仅仅从自然唯物的角度来说，是应该承认神鬼存在的，否则就不符和质量守恒定律了。不过并不是平常我们认为的那种能救人的神和能害人的鬼。死亡以后，物质还是存在于宇宙中，各家争论的是存在形式的问题。佛家把它叫做“法身”，或真如、法性；道家叫“真身”， 所谓借假修真；通俗的叫法是灵魂。佛家一般是脱俗修炼的，道家则似俗非俗，禅家是身俗心不俗。而儒、墨、法、农、兵、阴阳、纵横、杂各家都是身心俱俗，他们修炼的目的是在现实中建功立业。

所以三教九流中，佛、道、禅三家又叫做“隐学”，后面这些又叫“显学”。在世俗的眼里，功名事业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而这功名事业并不是那么容易成就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就的。它需要天赋、努力、机遇等等因素的综合缘分，能成就功名者毕竟是极少数，不能成就功名也照样过日子。

中国历代官场的种种险恶争斗，莫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名利的最高者，莫过于帝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即使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公大臣，仍然是整天贼眼溜溜地算计着皇帝老子的宝座。如明朝奸相严嵩，已经是宰相之尊，还要与他的儿子合谋算计嘉靖皇帝。

皇帝老子当然也得整天提心吊胆地费尽心机来保护自己的宝座。天下之大，英雄众多，而宝座只有一个，难免有血淋淋的争斗，平民百姓却没有这个担心。当然也有后悔当皇帝的，因为封建时期的皇帝并不是自己不想当就可以不当的。有的人才几岁即被抱上了皇位，临朝听政的时候吓得直尿裤子，这分明是让人受罪。明朝崇祯帝在李自成攻入皇宫时，滥砍乱杀自己的亲属，骂她们为何要生在帝王之家，并发誓“愿（自己）世世无生帝王家”。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将相之才，你能安于平民百姓的生活吗？人生难得几回博，若有真才华，当然要博，真要隐退也在功成名就之后，到“亢龙有悔”之时。而且处在那个位置上，往往是身不由己，不进则退的。

问题是有许多不具备这种素质的人也强求功名，累死无成，而人生时光已经过去大半。所以“自知之明”很重要。功名这个东西，强求则累，不求则悔。假如你有得到的机会，而又具备那个素质，当然不可轻易放过，也算是济世救人。不过要适可而止。因为这东西是无止境的，只可持虚，不可求满，器满则倾，虚则有回旋的余地。

具体地说，有十分之才，做八分之事。当然这是指当官，搞科学技术则是另一回事。另一方面，人生短暂，为何不留一些时间下来静静地享受呢？要说天下功名真正登峰到顶的，只有帝王一人，对他来说不存在追求功名问题，他想永享荣华富贵，所以他想长生不老。在古代，长生不老只有求助于方术道士（历史上这样的道士很多）。而在道士面前，奋斗了一辈子的帝王又成了小学生，甚至是猴子，被道士牵着鼻子耍。就连纵横八荒并吞六国的秦始皇也未能幸免，只因为他有一个不切实际的俗欲：长生不老。而实际上，方术道士的伎俩离真正的仙道相去十万八千里。

据农村里的传说，人间帝王原本是天庭的小吏，被哄骗下天庭来做皇帝的，只因天庭无人肯下凡来做又苦又累的帝王。皇帝在天庭也只是一个小官而已，上面有众天将，再上面有玉皇大帝，再上面有太上老君。但是道教天庭竟被一个小小的齐天大圣闹得鸡犬不宁，而这猴子据说只是如来佛祖和观音菩萨的私生子。原来观音在外云游时，每次要座下来休息之前，都要把当座位的那块石头翻个面，以免与他人坐过的部分接触。这观音原来是人间楚庄王的女儿，是一个金枝玉叶的公主，美丽无比。这样的一个美丽处女入了空门与和尚为伍，当然惹得和尚们色欲痒痒。但公主却一心向佛，众和尚无法得手。笑里藏刀的弥勒佛就想了个奸计：捉弄观音和佛祖。他把佛祖坐过的石头翻了个面，观音后来路过这里也要休息，习惯地把石头翻了个面——但她哪里知道，这石头是佛祖坐过的，而且被弥勒佛翻了个面。观音这一翻刚好把佛祖坐过的那一面翻到上面来了，她刚一坐下去就大感不妙，但已经没办法了。那石头感受了观音和佛祖的“灵气”，就孕育出生命来了。这块石头就是后来迸裂出美猴王的那块。这当然是传说，也有人说观音大士是男的。但这里说明，即使最高尚的和尚们，也难免色欲。不能自己体验，就观赏别人的表演。佛祖也不是万事都先知的，否则他为什么不能预知弥勒佛的奸计呢？除非他也怕断子绝孙因而默许这件事。

解铃还需系邻人，玉皇大帝只好去猴王的父母那里去告状。于是佛道两家联手镇压人间的美猴王，最终迫使他皈依佛门求取正果。可见这功名实在是无止境的，功名到最高处还有性命，性命到最高处还有佛法。而人的生命却非常有限，何苦盲目追求呢？

我道是：豪杰末日恨刀剑，英雄晚年尽归禅。

假设佛法是比最高功名还高的终极（根据上面的传说），我们为什么不跳过凶险漫长的人间功名直接求取佛法呢？既然佛性人人都有，佛性就是自性，就是平常心，那么等于绕回到你自己身上来了：众生苦苦追求的最高东西原来就在自己身上，只是自己不觉察。所以说：放下心来，便是真悟。这句话好像是故弄玄虚，实际上这里面有科学的道理。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扮演着主角的神仙佛道，全部都是人自己造出来的，人们自己造出一个又一个神来加以崇拜，然后又被自己所造的神压迫。

中国的社会历史不就是如此吗？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造神运动。认为封建时代帝王是“真龙天子”是神那倒情有可原，到了20世纪中后期仍然没有停止这种运动，这就非常地可怪了。中国人喜欢造神，老百姓又乐于信神，许多别有用心的人就乐此不疲，似乎没有神的日子非常难过。中国文化人的卑劣素质，在商品经济的社会环境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柯作家和李洪志就是现代造神活动的典型，前者是造人，后者是自造。但都是为了捞钱。

前不久风光一时的《雍正王朝》，把许多电视台的原定节目挤出了黄金档。这又是市场经济这只手在捉弄人，因为现在的电视台是以收视率来决定片子的好坏的。中国民众再一次显示出他们的浅薄，老百姓喜欢窥探清宫秘闻，这是符合他们消遣的习惯的。这也成全了“二月河”的出名，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但是出了名以后的二月河，就信口开河，大放缪词起来。而实际上，他自以为得意的大作，由于和历史实在相差太远，今年二月初就被历史学家指责得一无是处了。某导演，由于成功地拍了“贺岁片”《甲方乙方》，接下去又是贺岁片《不见不散》，再下去还是贺岁片《没完没了》。好像琼瑶的《还珠格格》非得拍完三部曲，到观众反胃了才罢手。为什么不见好就收而要没完没了，直到自造坟墓呢？有人在《科学时报·今日生活》撰文对此进行了批评，说这部只花了47天就拍出来的《没完没了》是贺岁片的“挽歌”、劣质盒饭。

这下子可激怒了该导演。他单枪匹马跑到编辑部去，连骂带吓，关照写批评文章的作者“出门小心点，免得挨揍”。又提醒编辑部的人“小心点，别掉了牙还没地方喊冤去”。可见这导演还真有点婆婆妈妈没完没了。文艺批评是正常的事，如果涉及诽谤或侵害名誉，可以找法院。这导演也是个大头，人家明明是摆了个圈子。他大概为了显示他的英雄气概，亲自去钻了。这下正好比“黔驴出蹄——漏了底”，你既不能找一班笔杆子来在报纸上搞“文斗”，又不能象李洪志那样调动成百上千人来武斗，也请不来新闻管理部门给编辑部“下文纠正”。人家知道了你“无他，但会单枪匹马撒泼耳”。君子动笔，婆娘动口，粗人动手。若无容忍雅量，怎能出好文章？

更为无聊的是，后来的连续报道表明，两家握手言和了。那家杂志社还登了另一篇文章，反过来赞美该导演，谩骂先前那篇文章的作者是“无聊文人”、“屁也不是”，实实在在地把公众炒了一回。比如说我吧，原来就根本没有听说过《科学时报》这份杂志的名，现在知道了，但我也不会因此就去订一份这样的杂志。难道不正是这样的无聊媒体造就了柯作家、胡万林、李洪志之流吗？真是成也媒体、败也媒体。

我举这两个例子，中国文化人的素质为何如此低劣：写了一部书就不知天高地厚起来，拍了几个片子就嚣张起来，演了一部电影就抖起来。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是由于中国庞大的民众数量受到长期的精神文化禁锢，现在放开来以后又遇到经济的自由，对文化精神的消费需求忽然大起来，市场的绝对值大。

这就助长了一些本来就素质低劣、只是由于机遇而走红的文人的气焰，飘飘然起来，以为自己多么的有能耐。难怪柯庆施（毛泽东的学生、中共元老之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我想外国的明星反而不至于如此，因为在市场经济下，观众是明星的上帝，也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明星根本没有理由摆架子，因为那等于自绝前程，以后他们会知道这个道理。在现在的中国，恐怕只有科学家还是纯洁和值得尊敬的。因为科学技术在市场上是无法来虚的，而且由于中国原先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所以面对的是强大的竞争对手。文化则相反，由于中国民众原先文化素质的低劣而又禁锢，而现在忽然解禁了，手里又有了钱，因而大量地需求精神文化方面的享受，使得文化、娱乐和演艺方面的人可以很容易的走红，即使他们的水平并不怎么样。这就使明星们的盲目自大，并错误判断形势，产生一些自杀性的短视行为。比如赵某，由于少年得志，头脑发热，品行又不怎么样，多半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如果有经济和历史头脑的明星，不但不会自大，反而应该感到紧张和珍惜。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实在是一些观众自己不争气，也难怪明星们对追星族反感。想想：明星也需要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如果整天穷于应付近乎狂热的追星族，那么耐心再好的明星也会烦的。

本来应该观众比演员高贵。比如说古罗马的角斗士、旧社会的戏子等，都是供人观赏的。演员收了戏金，它就不得不演，观众买了戏票，却可以不看；演员演戏必须认真，观众看戏却可以随便。但是现在相反了，似乎演员高贵，观众反而低贱。因为现在是从金钱的角度来说的，以前是从人权地位的角度来说的。演员出了名以后，尤其相反，这就有另外的一种社会的和心理的原因在里面了，大概也是物极必反吧。比如请明星做广告，往往要花几百万元钱，这是商家的庸俗和愚蠢：你找他做广告上电视，实际上是抬举他，为他做宣传，对他的名气和事业都有利的，应该是他付给你钱才对。再说，你找个明星做广告，到底是广告你的产品呢还是广告这个明星？观众的注意力在产品上呢还是在明星身上？这是商家俗气而没有头脑。

不但商家俗气无聊，现在的文化人更加无聊，比如前面提到的一些，还有最近的“金王大战”。王某大骂金某的时候，金某还从梁实秋那里学了一手，表示“我不生气”，观众还赞赏金大侠有雅量。但是不久，金大侠就不屑地把一群批评他的武侠小说的知名学者称为小学生。当然并不是金大侠一个人如此狂妄，而是名人的通病。好比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某的一本书受到一些批评，他就骂人家是小人——名人的脾气就是大。还有尽管演员赵某屡屡愚弄观众，观众还是乐此不疲，她还要上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风光一番。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观众的自贱，喜欢受人愚弄，好比有虐待狂，也有受虐狂，那是两相情愿的。渔翁得利的是众多的媒体，因为社会越多事，他们的生意越兴隆，越是有争议的人物越有炒作价值。

我个人认为：再过五年十年，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阶层很少有人再会去看印在纸上的书报、在影院里的放映的电影、在歌舞剧院里演唱的歌了，而是在网络里进行文化消费。而文化层次低的大部分农村人，虽然站在网络外面，但也消费不起城市明星们的东西，或者不对胃口。我想，未来最需求的，除了中医保健方面的，真正高水平的文化精神作品当然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想得到观众，不会再象现在这么容易。

被媒体赞誉为“奇人”、“医怪”、“大师”、“医圣”甚至“当代华佗”的胡万林，小学文化，1983年因故意杀人罪、诈骗罪和拐卖妇女罪被判无期徒刑。就在服刑的监狱中，开始行医，大师的神话也由此开始。令人不解的是，经他治疗的病人几乎大部分都死亡，却丝毫也不影响他的行医生涯。

由于柯作家在书中瞎编说他治好了成千上万的癌症患者，名声反而由于媒体的传播越来越大。中国的文化人们到底“该当何罪”啊！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民众的文化素质，决定了广大民众是信神的。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大小小的神都被毛泽东这一尊大神盖住了，而且在没有商品经济、只有高压政治的社会里，众神们也兴不起风浪。

所以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神？真正的神又是什么？真正的神通佛性仙机道理其实都在人们自己的头脑中，在人脑的潜意识中！也就是在神经细胞的密码中！

为了揭示这个道理，我把“杂论·13、太极阴阳、大脑结构和生命的进化”放在这里叙述。

人的头脑中的意识，可以分为显意识和潜意识，这中间还有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状态，叫“前意识”——他就是神！需要调整和保持的就是“前意识”状态。显意识状态就是人的状态，也就是逻辑思维的状态。真正的潜意识是魔鬼，平时囚禁在最里面，它相当于电脑中的原始数据。好比潘多拉的盒子，不可以随意打开的。如果把它放出来，就会闹出乱子，就象电脑中出现乱码，这一点在法轮功信徒中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李洪志只知道放马出圈，而不知如何训马，结果让野马脱缰，冲向政府，冲向臭水沟。而政府只是一味地以行政的手段、政治的号召来对付。好比众人围着一头狂奔的野马团团转，却不知道如何下手驯服它，假如政府中有个精通训马的高手呢？

那么为什么说“前意识”是神呢？第一它不受人的约束，即不受逻辑思维框框的约束；第二它不象潜意识那样原始和杂乱无章，而已经过比较自由的系统组合。这种组合是动用了整个大脑的信息，兼顾逻辑和直观，而又不受这两者的约束的。

如果以阴阳理论，从阴阳的角度来考虑和解释。潜意识和直觉思维属阴，显意识和逻辑思维属阳，这是数的阴阳。有其数必有其象，所以大脑在形态结构上必然也分为两部分：左半球和右半球。根据阴阳的定义，左为阳右为阴。所以可以认为，人的左半脑主管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主要与数字、音乐、语言等有关；右半脑主管直觉思维（形象思维），主要与图形、视觉、文字等有关。而且根据阴阳互存、互生、互根、互化的特点，两半脑中间必然有某种紧密的联系。这在大脑的生理结构上叫“胼胝体”，因为阴阳是必须相互联系的。

思维优劣的关键也在这里：逻辑思维的特点有点像电脑，比较机械但精确，这符合阳性清白鲜明；直觉思维比较松散自由但比较模糊笼统，这符合阴性混沌模糊——而实际上这才是人脑的本质特色。精确的、机械的工作是工具的任务，完全可以交给电脑去做。东方人的思维特点偏向于后者，西方人的特点偏向前者。但这两者都还是人，神是处于两者之间的那种。所以有人说混血种比较聪明，这应该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兼具两种思维的优点。这是我根据太极阴阳理论所做的推测。

按上面的分法，意识可由内到外分为三层：潜意识、前意识、显意思。实际上，根据大脑左右两半球的结构，每一层意识又可分为阴阳两部分，总共是六部分。这大概就是佛家“六根、六尘、六识、六道轮回”的依据了，它也刚好符合太极图的六层次。那么神道中应该有阴神和阳神之分，按照通常的说法，阳神是神仙，阴神当然是魔鬼了。所以平常所谓的神鬼，实际上是意识的不同层次。

大脑结构功能的进化，也是符合太极象数生成规律的。上面是从大脑左右来区分阴阳两仪，这是太极分化的第一步：太极生两仪，左为阳右为阴。

第二步：两仪生四象，根据内外来分，外为阳，内为阴。这也非常符合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大脑表面有很多沟回，有很多复杂的功能，控制人的高级活动，叫做中枢神经系统。大脑的内部，相对比较简单，甚至没有分化出左右两半，叫植物神经系统，主要控制人体内脏的自主运动。植物人的机制，就是由于大脑表面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损坏，但是内部的植物神经系统却完好无损。我在前面曾经提及过：大脑的进化也是分为六个阶段的，这很清楚地体现在它的结构上，大脑可以分为六个层次（或部分）：大脑、中脑、小脑、间脑、脑桥、延髓。对于这个结构，可以联系两方面来认识，第一、联系太极图衍生图来看；第二、联系生物进化论来看。我们先看看其中的“数”的规律：

大脑有左右两半球，共6层次，那么，2×6 = 12 ，这12可以对应12正经和12时辰，气血就是按12时辰循环在12正经中流动。一般的晚上睡觉，只是气血退出表层进入内层，祖国医学中称之为“日行于阳，夜行于阴”。相当于电脑退出了“逻辑思维”程序，其余部分仍然处于待机状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有这样的经验，清晨处于半醒半睡状态下，迷迷糊糊地听到妈妈叫我起床的喊声，有时候还分明感到自己已经穿衣起床，但后来完全清醒过来以后，自己却还在床上。这又是潜意识的安慰把戏。

小孩子经常会有“夜啼”的现象，应该是她在梦中见到了恐怖的情景（或者身体不舒服）。但是小孩从未见过恐怖之事，哪来的恐怖情景呢？是否有许多先天带来或者不是通过常规途径进入大脑的信息呢（好像电脑中有些程序是自动拷贝和加载的）？还有“夜汗”和“盗汗”现象，大人和小孩都有可能发生。

人身上很多种低级的生理活动，几乎都不受逻辑思维的主观控制，而由潜意识自动监控。人虽然有醒有睡，那只是气血出阴入阳的流动引起的一种结果，大脑实际上是一天24小时开机的，相当于电脑服务器，你睡着的时候她仍然在工作。否则，如果大脑停止工作，植物神经（因为它也属于大脑）也停止工作，那么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人也死了。

高等动物的大脑信息及其所控制的神经分为两大系统，一套是维持身体本身机能的植物神经系统，也称为自律神经系统。这是生命进化前期的产物，所以低等生命也有；另一套是中枢神经系统，控制四肢运动之类的高级动作。对人类来说，还有语言文字等特殊区域。

从大脑的结构上来说，大脑、中脑、小脑、间脑、脑桥、延髓，其中后三种是所有动物共有的，是生命进化中由低级到高级不同阶段的产物，构成植物神经系统，维持机体内脏的自律运动。前三者是生命进化到高级动物时才形成的，构成中枢神经系统。而其中小脑是控制运动功能的，大脑则控制高级活动，两者共同构成中枢神经系统。

这里再一次证明了前文所述的万物发展的六阶段论。如果以太极图的分化规律对照来推论，延髓可以分为左右两大功能区（两仪），脑桥有四个功能区（四象），间脑有八个功能区（八卦），小脑有十六个功能区（十六卦），中脑有三十二个功能区（三十二卦），大脑有六十四个功能区（六十四个卦）。而且可以从八卦理论和阴阳性质大体推测个各个部位属于什么功能区，各个功能区主管什么功能。比方说，左上为太阳，阳主动，所以应该是运动中枢；以此类推，右下为太阴，阴主静，所以应该是视觉中枢。所以古人称左额头为太阳穴，右额头为太阴穴。左下为少阴，动中有静，应该是语言中枢；右上为少阳，静中有动，应该是感觉中枢。

大脑两个半球通过中间的胼胝体相连，这就是阴阳的互连互根、互动互化原理的体现。这个胼胝体相当于太极图中的“S”线，即阴阳分界线。互相联系这比较好理解，互相转化日常生活中也常有，比如左眼受伤，往往要累及右眼。

左脑为阳，阳主动主气；右脑为阴，阴成形为血。又因为大脑对身体的控制是通过骈胝体神经纤维左右交叉的，所以中医切脉左手寸、关、尺分别侯心、肝、肾；右手侯肺、睥、命门。心主血，肝藏血，肾主骨生髓，髓为血之源。肺主一身之气，脾为气之本，命门为火之源、气之根。可见这大脑结构——神经分布——气血功能的对应是非常精确地吻合于中医理论的。这也是中医为何灵验的理论基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作物会自生自长，所以最早时候人类采野果充饥。为了有稳定的收获，人类学会了植物栽培。人类种植作物是作为食物来供养身体需要的，农作物为人类的衣食父母。但是不施肥不管理作物长不好，人们如果忙于其他事，得了病虫害也不去管理，也可能颗粒无收。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好比是人，植物神经系统好比是农作物，为人体摄取营养，供养人体和中枢神经。不懂得养生之道的人，往往让作物自生自长，等出了问题才感到痛苦，而又不知什么原因。气功养生家不是这样的，气功最重要的是放弃杂念，反本复原，减少中枢神经的杂乱和兴奋造成对植物神经的长期压力和影响，让植物神经功能充分地放松恢复。好比弹簧，长期拉伸不恢复，逐渐地会失去弹性，即失去自动调节的功能，所以脑力劳动者经常会患植物神经官能症。但是这还是消极的气功，更积极的气功养生应该是：经常反观内视，主动料理自己的自律神经系统。

人类神经系统，从生命最初的低级简单形式就已经分化为阴阳两仪了，在分化之前应该有一个没有分化的“太极”。这个太极就是佛性，就是道，就是元神，就是第一推动。

从现代控制论的角度来说，神经系统是层层控制的。如同电脑，有个最初的引导程序固定在硬件上，那就是电脑的太极。试问；人受大脑控制，大脑受氨基酸密码的控制，氨基酸密码又是受谁的控制？是谁让它这么动的？追溯到生命的最初形式，只能是先于生命存在的天体宇宙，是天体宇宙的运动形式影响了和控制着人类生命的信息和行为，这就是天人感应的科学依据所在。

太极是没有分化的，她在神经控制体系中是最初的也是最高上者。具体的控制，气血根据子午时辰循环流注十二经，每一时刻都有而且只有一个中心兴奋点，这也是一心不能两用的道理所在。我上面的这种理论，未免让宇宙万物之精灵的人类感到悲哀。在现代社会中，大脑中枢神经是越来越发达了，由此引起许多生命本能的退化。生命有两个本能，一是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二是自身繁殖的能力。后面一个功能，要通过性功能来实现。性功能的退化，是普遍的现象，而且越是文化程度高的人越退化。

这就出现了一种矛盾：因为他文化知识高，他在现代社会中有获得丰富的物质条件的能力，能顺利地成家立业。另一方面，他的精神和注意力必须化在以科学文化为内容的工作上，作为原始本能的性能力就被淡化和压抑了，常常冷落了身边的娇妻，而热恋着电脑，这会引起不良的问题和后果。女人是倾向于感性的一种“尤物”，它除了衣食住行的需要外，还需要肉体的、精神的满足和享受，很温柔漂亮的自己在丈夫面前，却不被欣赏，会感到失落。所以，爱护小孩子容易，尊敬老人也不难，爱自己的妻子却不容易。不管你在其他方面如何地百般宠爱她顺从她，她也有可能不买你的帐——如果你不能在肉体上经常关照她，因为她还需要感官的真实爱抚。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男人敢夸口自己能完全满足她的欢心。

而越是贫穷落后地区的人，他们的原始性能力越不退化。因为他脑子里太空了，科学文化方面的知识太少了，整天想的就是男欢女爱这些事，相关的大脑功能区不断得到强化。所以原本很多幸福家庭的白领女人，会错误地迷恋于“有野性能力”的男人。其实人的生命意义非常广阔，性内容不过是其中很一小部分。“高级而低能”的男人不必为此而烦恼，也应该宽容地对待“偶然犯错的妻子”。女人们应该意识到，除了肉体的欲望，基本重要的是生计，还有理想和生命意义的实现，不必斤斤计较于身体的能力。

现在城里很多人都忙于应付学习和工作，到三十多岁了还不结婚，有些人的结婚也纯粹是为了应付亲朋好友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科学家有终身不结婚的，但他们不必担心社会上的闲言碎语，因为他们已经功成名就，人们会认为他们是献身科学，而不是不务正业才不结婚。现在人们结婚的目的已经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可能主要是为了生儿育女过日子。现在可能主要是找个情趣相和的人生伴侣，因为生孩子已经不是什么重要的任务，最多一两个。

生命之初，造物主创造出两性的快乐，是为了生命的繁衍。现在此二者的地位倒了过来，性的功能已转化到以寻求快乐和享受为主。据神话传说，人类之初，男女两性是同体的，这样一来，人们整天沉迷于享乐而赖于劳作，于是上帝把男女分开。生命的早期确实是有雌雄同体的，比如一些植物现在还是这样，后来越到高级则越分化。到很远的将来是否会回到无区别的状态呢？人们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雷锋是从人生观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有深刻的科学内容。解脱了生老病死的得道者是为了渡人；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是为了济世。在他们眼里，男人女人是没有区别的，不存在性的根本对立。只有对众生生命的慈悲心怀。

性本来确实是生命早期的一种低级本能，难怪封建卫道士门要把它说的那么龌龊，但他们没有理由把它的罪名都推到女人的头上。男人就不卑鄙吗？更多时候是男人好色、卑鄙甚至无耻。对基因的研究表明，在几百万年前，生命是不分性别的。也就是处在混沌的阴阳未分的太极状态，分出雌雄性别相当于“太极生阴阳两仪”。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巾帼英雄。现代社会提倡男女平等，使女人有了更多参与社会的权利，出现了更多的女中佼佼者。女性在思维上其实有很大的优点，这就是细致，这一点很适合于技术性的研究工作。一般都认为女性的思维是倾向于感性的思维，有时候女子比男人更理性。男人在征婚广告中常常要求女人漂亮，这纯粹是从感官的角度来选择；而很多女人在征婚广告中喜欢找医生做对象，这明显是考虑为了身体保健的方便。如果从最实在的性的角度来考虑，医生特别是西医应该是最糟糕的对象。西医把人体弄得那么细致清楚，简直把人当作行尸走肉来看待，对女子的身体已经没有什么美感可言，不会有多少的冲动。

性既然是原始的深层的东西，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退化的。只不过现代紧张的环境令其深深地压抑罢了，特别在白天的紧张工作中。不过每天清晨醒来，你会发现自己的男子汉能力丝毫没有丢失，还是那么强劲，让你大为宽心，这就是“晨勃”现象。因为睡眠中的世界是回归原始的世界。

佛道两家都认为，人体的肉身实际上只是生命暂时寄居的一个躯壳，真正的生命就是那种看不见的“真如本性”，也就是生命的信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有这样的经验：睡觉时一只手压在下面，醒来后这只手麻木了。当你用另一只手去摸这只麻木的手时，感觉好像在摸一个与自己生体无关的物体。

但实际上这只手并没有变，仍然长在你的肩膀上，还是这只手，只是由于气血不通，与大脑间的信息交换中断了。好比电脑的硬件接触不良，系统检查不到它的存在了。我们其实没有足够的理由反对人死后那种信息仍然存在的说法，但这并不是有神论，而是科学唯物论。当一根蜡烛点完以后，蜡烛没有了，实际上它的光波一直在宇宙中扩散。信息既然不是物质结构实体，它当然不一定相同于普通的物质生灭规律。

佛家有一种“六字真言”，这六字是：嗡、嘛、呢、叭、咪、哄，分别读做：weng、 ma、ni、bei、mei、hong 。当你念这六种声音的时候，分别会感觉到身体对应的六个不同部位的震动，即颅腔、喉咙、胸腔、腹腔、丹田（小腹）、腿部。以前看《西游记》中观音菩萨念起“紧箍咒”，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疼得在地上打滚，总以为是小说的想象，不足为信。现在看来确实有点道理。这相当于声音的共振，不同波段的声音与不同结构的部位频率相同时，会产生谐振现象。

古人说“音声既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一般的声音共振并不怎么可怕，但是频率高于20000赫的超声波或者低于20赫的次声波却可以对人造成伤害甚至造成死亡，这已经被现代科学验证了。有一次在海上航行的一艘船，上面的人莫名其妙地一个个死去。原来杀手是当时海面上的低速风浪造成的次声波。

太极衍生图中，由内到外以二进制逐步分化复杂，生命进化由低级简单逐步向高级复杂进行。低级生物可以没有四肢但不能没有内脏，可以没有中枢神经但不能没有植物神经。大脑由内到外一级一级地变得复杂，好比电脑版本的不断升级。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阴阳五行，对应于数字就是2和5 。在“洛书”中，1、2、3、4、5、6、7、8、9、0、十个数字的和为45。河图中还有一个10 ，和为55。两者之和为100，取平均数为50，除以十个数则得5。所以5为数中之平均，天地之中数。

我们再看看人的身体结构，两只手、两只脚、每只手脚上有五个指(趾)头；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个鼻孔、两片嘴唇、两条舌头（有一条小舌头在喉咙上面，一般人不注意。大舌头用来搅拌食物，小舌头负责吞咽食物时通知会厌软骨，让食物进入胃而不是进入肺）。眼、耳、口、鼻、舌为五官，每官各分二。也就是说，不是五即是二，这是五行阴阳之数。

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人内有五脏，五官为五脏之外窍：眼为肝之窍，耳为肾之窍，口唇为脾之窍，鼻为肺之窍，舌为心之窍。人身上由内而外分为五个层次，分别由五脏所主：最内者骨，肾主之；骨外为筋，肝主之；筋外为血，心主之：血外为肉，脾主之；肉外为皮毛，肺主之。五脏的五行属性依次为：肾属水，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身体根据五行由内到外依次相生：肾水骨髓、肝木筋膜、心火血液、脾土肌肉、肺金皮毛，即：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再看胚胎的形成：先生肾，再生肝，然后是心、脾、肺。可见阴阳五行论是何等的精妙！五脏属阴，与之对应的五腑属阳，分别是：肾对膀胱，肝对胆，心对小肠，脾对胃，肺对大肠。还有一脏一腑，在解剖学上是不存在的，但却是无形而有用的。脏为心包，腑为三焦。实际上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冠状动脉维持的心包膜和胸腹两层隔膜。

从五脏位置来看，肝肾居下，脾胃居中，心肺居上。即先生肝肾，再生脾胃，最后生心肺。根据前面所论述的五行相生次序，可以看出五脏的生化是由下往上的，实际上《易经》八卦的画法也是由下往上的。我们再看看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就会明白为什么是这样。

首先可以断定一点，生化由肾开始，而肾属水，所以生命的最早形式必定发生在水里的，最原始的水应该是在海洋。而且那时候的简单生命，只有液态的细胞质（肾属水），但是比外界中的水浓度高，后来才生出了细胞膜（肝主筋膜，水生木）和细胞质两种组成成分。也就是一层细胞膜包着一层液态的细胞质，细胞质属水，细胞膜属木。这时的生命可以没有肠胃，更没有心肺，叫单细胞生物，直接与环境中（水中）进行氧气和营养（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进化到多细胞以后，细胞之间需要血管和神经联系，这是木生火。然后各区域形成器官和肌肉，这是火生土。最后长出皮毛，形成哺乳动物，这是土生金。到此五行进化才告完成。再以后有了四肢，也就有了中枢神经，后面的一般人都知道了。

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功名和欲望是无止境的，要追求能追到的部分，适可而止。那么功名到底有什么用处呢？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要发愤追求她呢？

首先是生存的必要，是物质上能有保障，日子过得舒服一些；

其次是心理和精神的需要，出人头地，扬眉吐气，回击平时那些势利小人的炎凉世态；当两者都已经得到以后，剩下来的就只有济世救人这一个目的了。所以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说：人死万事休，恩怨一笔钩。不再有是非，哪里要争斗？

但是实际上你认为功名必不可少是基于两个前提：1、你必须要在这个社会生活得很好；2、别人对你的态度如何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两个其实只是充分条件，并非“充要”的条件：得到功名，能使你充分享受到丰富的物质和扬眉吐气的感觉，但这并不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功名到头了不过是帝王，帝王为了长生不老永享富贵要去寻仙问道充当小学生，而那些本可以长生的得道者却甘愿坐化。

可见对生命的理解，道内道外是完全不同的。道外的人反而有更多生存的借口和理有，因为它还有很多欲望没有满足。那么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得道之人，还俗济世；世俗之人，多几分仙风道气。这似乎很难，因为一般人首先看不破虚名和俗欲；另外，他们以为修道总是要清静甚至与世隔绝，而与世俗环境的喧哗烦恼格格不入，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他们不知道“道”的真意。道本通俗，道本活泼，行住坐卧举手投足俱含禅机道理，岂有单独脱离于事物的“道”？关键在你悟与不悟。悟则脱俗，迷则入魔。闹静俱有内容形式阴阳内外，何必固求形式之静呢？心烦之人，纵然独处深山野谷，难免烦躁；性静之人，即使群居闹市华堂，也可安详。

再接着说前面一个话题：现代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反而使许多人被物质所左右，被名利所困扰，甚至精神紧张弄出种种毛病，这是因为他认为该做的该得的许多东西，他还没有完全做到、得到。这又错了，该你做时你就做，该你得时你就得；不该你做不该你得时你就不做不得，就是让你做让你得你也做不了得不了，瞎紧张什么？再说新的东西层出不穷，哪里有止境呢？几十年前，就是美国总统也没有手机、电脑。照这样来说，你在物质上的享受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总统了。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要那么多干什么？老子又说，名与身孰重？身与货孰多？还有一句俗话，反正是这个意思：天地之大，只能得一席之地而枕；江海之大，只能取一瓢之水饮用。

知足常乐并不是消极的态度。无定力的人，遇事即方寸大乱，于事何益？真智慧出于静定之中，佛家有所谓静定慧三学：戒生静，静生定，定生慧。我们当然不需要守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但是多一分清闲之气，于身体于智慧都是大有好处的。而身体的健康，于自己于社会都是一种福德。不能济世度人，至少也不能拖累社会。

还有一种人的身体毛病，是因为做了种种亏心的事，因而内心长期受潜意识的自责。这种人如果是出于生存的理由而干些稍微“厚黑”的事，倒也情有可原。但要知道人人皆有平等生存的权利，不可以因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剥夺了别人的生存权利。如果纯粹是生性邪恶，则受天谴亦是常理，可见天道本来是真善的多。

一个人做了坏事，往往会内心不安，我们认为这个人多少是有些良知的。一个社会的层次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很多地方还得靠道德来维持，而不能迷信法制。法律好比一张坚固的网，一般人不敢去超越，亡命之徒则往网线上撞，但是被狡诈的人穿过网眼就不受约束了；道德好比一只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布袋，时时处处都存在，虽然柔软，却难挣脱，但是它的作用范围也达不到潜意识的层次。而这两张网对于修道之人来说都是多余的或虚设的，它不会试图去穿网，因为自然的道纪会有一个合乎宇宙真理的标准；当它想穿的时候也没法阻挡，因为法纪最严厉的恐吓无非是剥夺生命，修道者是不在乎这个的，所谓佛性离生死；道德最大的惩罚无非是良心的谴责，修道者是无心无虑的。所以做事情只需要对得起天理良心。

 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则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告子却认为，人性本无善恶，而在于所处的环境和对象。如果联系前面的太极思想模型，应该认为告子的思想是正确的。先天只有本能，并无善恶，而是中性的。只因为人类社会给自己确立了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才有了善恶之分，同时这种标准和区分又影响了人们的行动。所以人的行动的善恶，实在是后天环境所造就和左右的。

一个人如果做了坏事而内心若无其事，我们称这个人为“天性邪恶”，实际上这要更多地从社会环境中去找原因，而且同一件事应该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信陵君窃符救赵，虽然是盗拓行为，却被认为是英雄。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焉。”同样是窃，小偷丢性命，大盗却封侯。而且，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总是由成功者写的。但是从太极阴阳的思想来看，成败并无所谓，是相对来说的，正是失败者衬托出成功者所谓的成功。

虽然善恶总是同时存在的，而各家宗教，总是劝人向善行善，这里面其实有很深的科学道理。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天有好生之德，地有化育之灵，人有向善之心。假如说正善为阳，邪恶为阴，社会中的这太极阴阳，虽然同时存在，但是按照前面我的论证，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是阳性的正宇宙。所以应该是正善为主流，而自然界的规律告诉我们，凡事要随大流，否则总是难免被冲刷的命运，比如逆流之泥沙，终究要被冲刷消耗殆尽。至少在现处的宇宙中，终究还是邪不胜正的，这是我依据自己的理论得出的信念。这一种信念，按我自己的理论推算，至少在几亿年之内还是正确的，虽然这中间会有局部的消长。几亿年之后，有可能天地反复，君子道消，而小人道长了。但是也有一点补充：正善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用正善的方法和手段去实现。正善的愿望，也并不一定会得到正善的结果。

现在这个时期，也有种种的邪恶端倪，诸如吸毒、贩毒、色情、暴力等。暴力的受害者，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是一个成年男人惧怕邪恶和暴力，那就不正常了。其实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惧怕暴力，首先一个人无需怕死，一个人当他的死期没到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容易死的。再则，施暴者也许更怕死。正邪之气的消长，你消则它长，你长则它消。毕竟法律保护的和社会环境支持的是你，对方好像深夜出来活动的老鼠，怕天亮的。邪不胜正这才是宇宙真理，自然界如此，社会也如此。否则的话，阴盛阳衰，宇宙反演，就不会有现存的光明世界；邪长正消，黑社会推倒现政府，那时你也自然会成为大坏蛋以便保护自己。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刚强与柔弱的问题，这个问题老子早就有答案：柔弱胜刚强。老子是这样认为的：柔弱者，生之道也，刚强者，死之道也。天地万物，其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这是自然之理。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因为施暴力者总是低智力多体力较为普遍，而现代社会取胜更多的是依靠智力。在你处于受害者的地位时，对方总是以为你是掌中之物，不加以戒备，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军事上取胜者总是出其不意者，失败者总是麻痹大意者。当然现在也有高层次高智力的犯罪，这涉及人性的深处，比较复杂。

我曾经看到一篇报道，说广东有几个便衣警察在中巴车上遇到抢劫。其中一个警察与歹徒搏斗僵持在那里，这时只要他的战友稍微帮一下忙，就能擒住歹徒。而他的战友、身为刑警队长的另外一个警察却吓得不敢动弹，装作没有看见。结果歹徒的同伙更加大胆妄为，那个警察被歹徒捅死了。我们首先应该为那个刑警队长感到脸红，可以想象，一个刑警队长平时在老百姓面前应该是多么的威风啊！警察鱼肉百姓的事报纸上见得太多了。我想，既然干的是警察这一行，脑子里应该是没有生死概念的，只有法律、办事程序、公民。再说，警察见到了歹徒，应该象饿猫见到老鼠那样大喜过望：轮到我露一手了！如今反而猫怕老鼠，则老鼠哪有不猖狂之理！或许那个刑警队长平时没有学好本事，或许他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儿女，还有那万贯家财。

这是有很多同类事例的，刚刚前几天的报纸上，登出一则新闻，说有一个主管治安的公安局副局长的受贿案被发现了。检察官在搜查他的家时，搜出的黄金有好几公斤，存折就有一捆，总共两百万，名贵珠宝一百多件，高档名牌轿车三辆，房产证五本，现金四十多万，还有零散的小意思许多。我想这样的局长，遇到歹徒也肯定是吓得屁滚尿流，甚至有可能许诺花钱向歹徒求饶。因为他放不下的东西太多了，除了万贯家财，或许还有几个风骚的女人。这样的警察怎么能够在生死关头勇敢地挺身而出呢？要让警察都做清心寡欲的单身汉也不现实，但是最少应该在大义面前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职业，记得自己的责任。

能说这是共产党的腐败吗？我说不能。贪官污吏历朝历代都有，这只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不能认为是整个党的腐败。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身上没有几个坏细胞，虽然这不是你愿意的。只要这个党在整体上、主观上是努力进取，客观上工作卓有成效，就应该认为是有希望的。我不是“共党分子”，而是无门无派的“平民百姓”。客观地说，我坚信共产党是救国的，虽然有时政策有所偏差、效果并不理想，但是没有哪一个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主观上就希望它是得出坏的结果的。

共产党的最上层人物，几乎都是理想和主义的献身者。西方国家的总统，可能他本人就是百万富翁，中国象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人有多少私人财产？没有。在外国人眼里他们都是一些清教徒。全国人民就是他们的财产，国民富裕了，他们就富裕了；国民穷了，他们就穷了，这纯粹是一种精神财产。不但他们自己没有，因为政治的需要，他们的亲属也不允许有多少财产，所以他们在执行政策和权力的时候就很彻底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这种背景，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活动很多时候是一种救国救民的英雄主义，而不是对社会各阶层利益集团的平衡——这是一种缺点，是抱着善心做了坏事。

如果说是干部提拔机制上的缺陷，那倒有些道理。《钱江晚报》99年9月2日23版有一篇新闻题为《“活阎王”终成阶下囚》，说山西省绛县法院副院长姚晓红纯粹是三盲：文盲、法盲、流氓。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在审讯笔录最后一页写“以上我看过，属实”七个字中就有三个错别字。他自幼丧父，出去混饭，后来在法院开车。因为会巴结会拍马屁，几年后被提拔为法院办公室主任，后来又当上法院副院长，仅仅十几年时间。

一直到99年初“翻船”被查处，这十几年里他几乎把法院变成了他私人的“阎罗殿”。令人发指地残害和鱼肉百姓且不说，连法院内的干部同事也几乎成了他可以随意打骂凌辱的奴隶，其他官员甚至并列级别的副院长在被他打耳光时还得满脸赔笑。女干警成了他随意调戏变态发泄的对象，语言之下流连记者都写不出来。有两位女干警甚至被无辜罚站一个星期，整天提心吊胆。院内实行法西斯式的个人独裁制度，他每天上班全院干警都要列队欢迎，还要帮他打开车门，俨然中央首长。他家财500万，即使全家人不吃不穿攒上100年也攒不起这些钱。还花十几万元给情妇造房子，坐的车比县委书记还风光。有人把举报材料送到省里，他得到消息赶到省里，居然很随便地就把举报材料拿了回来，举报者被报复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人治”所带来的巨大弊端暴露无遗：法纪和原则在当官同行的人情面前形同虚设。难怪秦香莲在包公面前说“官官相护”，人情胜过法律，那么这个法律还能作为整个社会的规范吗？管党纪的纪委、法纪的检察院、政纪的监察部还能起作用吗？

这样的人是如何被提拔升迁的呢？考核和提拔干部的机制怎么起作用的呢？

最强调干部政治思想素质的政党选拔出来的干部，反而有这么多腐败者，这是有点奇怪的。这说明虚假空洞的政治人生观在物质和金钱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还是应该培养基于人性和自然之上的人生观。否则随着环境的变化，本来应该是比较稳固的东西，却轻易地被环境改变了。

有句俗话叫“狗改不了吃屎”，是说习性很难改变。我想这句俗语可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编造出来的，那时侯人都吃不饱，狗当然只能吃屎了。现在城里的狗却不吃屎了，吃牛奶，穿衣服。中国的狗已经跟着中国人受了很长时间的苦日子了，外国的狗早已经喝上牛奶穿上衣服了，我想贫穷地区的狗还是应该在吃屎的。

可见这环境是何等的力量！毕竟生命本身就是由环境造就出来的。可能在狗的遗传基因中原来就有吃牛奶穿衣服的片断，因为任何动物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凭什么人吃牛奶狗吃屎呢？只有摘掉这个片断它才永久不吃牛奶。否则的话穿衣的狗迟早有一天会脱掉毛，与人平起平坐，与人平分佳色，与人抢夺资源和空间。而一旦被狗混入人的队伍，并且拥有了权力，将会变本加厉地报复人类，手段比人更厉害。农村有句老话，叫“狗脸长毛，反正认不到”。

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是中国各个领域的“乱世”，尤其是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乱世本来是出英雄的，但是中国真正有知识学养的那层人，都在过去的年代里被整怕了，不敢轻易地趁乱搏击。倒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不懂法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低层次人，敢于胆大妄为，这些人反而发达了。那个时期，很多中小国营企业也都纷纷聘请“农民企业家”去经营，才能使企业重现生机。只有这些人无后顾之忧，敢送礼敢偷税漏税。

我对中国社会现阶段的“追星热”一直迷惑不解，觉得那些人个个都是“大头”，现在有点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因。中国没有宗教生活，原来的人生观又在现实中失去了依据，积聚的力量当然只能去寻找其他的出路。常人也有冒险心理和能量，现在的杭州城里人为了追求刺激，弄出来一些“安全的冒险项目”来玩。如空中热气球，攀登人造悬崖等，比起西方人的真刀实枪要差一个等级。如果是接受和学习一些西洋文化，那倒也无可非议，可以取长补短：多一点对自然的兴趣，少一点人为的做作；多一点冒险精神，少一点四平八稳。

但是有点令人尴尬的是：堂堂文化大国，很长的一个时期竟然在文化娱乐方面被港台牵着鼻子走，实在有点没面子。港台都不过是中国的弹丸之地，文化上也都是祖国大系统中的一点。

所以不管小燕子和她的《还珠格格》的水平是如何的差劲，如何的百无一是，有一点确实是她的功劳：他的装疯卖傻、叽叽喳喳学说并不俏皮的话，终于把很多中国观众从港台明星的手里夺了回来，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给她一个爱国明星的称号。令人惊讶的是，她参加争夺观众大战的，手中操的却是琼瑶在台湾那把破烂的老爷刀。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是：她夺回了观众，却丢掉了大笔的外汇，代价不菲。

实际上港台的片子水平之差，实在是世所罕见的，大陆的有些片子反而有相当的水平。但是为何大陆片不受欢迎呢？我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大陆的片子虽然质量高，但是比较严肃、比较教条化；港台的片子虽然粗制滥造，但是比较接近于人性和自然，中国在禁锢了几十年以后，需要的正是这种东西。读书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看一些香港武打片，比如《霍元甲》，《十三妹》，后来出来的更多的片子觉得越看越没意思。现在我给自己规定四种片子是不看的：台湾言情片、日本动画片、香港古装片、新加坡生活片，这些东西是中国文化中的三流货色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和观念相结合产生的怪胎，从内容中也可以看出来，许多片子中充满空虚无聊和变态的恶作剧，甚至时践踏伦理和人性的东西，没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主题，没有一点积极充实的内容。

流水线上出来的东西最大的毛病是模式化，生产电器越模式化越好，文艺作品模式化可不妙。港台电影已经模式化到什么程度了呢？举个小小的例子来说，当剧中出现主人公非常愤怒或生气的情节时，她必定疯子一般地大叫一声冲进卫生间，一把拧开自来水龙头，然后把头埋进水池哗哗哗地冲上一通，一边还喘着粗气。好在港台的住房条件比较优越，家家都有卫生间，要是在室外生气，又没有及时下雨，那只好跳进池塘来降温了。实际上人们表示愤怒或生气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见得人人生气都会冲进卫生间冲凉水，那样很容易得感冒。

不尊重历史是最大的毛病，这方面的例子简直可以用火车皮装。大陆这方面做得相对比较好一些，但也有种种的失误。有一次看到文革中的镜头，那些红卫兵们的头发居然油光水亮：众所周知，那时大家都吃不好，头发都干得发焦。那一头亮丽的头发明显是Pantin或者 Heads&Shoulders之类产品的杰作。但是要知道，那时是没有、也绝对禁止用这类东西的，否则会给你戴上一顶大帽子——这是中国式的文明，怕你那头亮发被灰尘弄脏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的产品中最多的就是与历史紧密相关的古装片，还好中国有丰富的历史题材可供他们翻来覆去地选择。古装片中最多的镜头是：男男女女、荒山野岭、衣服簇新；卿卿我我、满口的现代派语气词；只换衣服不换人，只换情节不换表情和场景，纯粹是穿着古装的现代室内剧；从不见柴米油盐之事——难道他们是吃露水长大的？柴米油盐，这在现代的港台或许有可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但在中国的古代和现代的大陆，始终都是一个关系到生存的重大问题。

他们那种恋爱真是太容易了：不需要担心柴米油盐、不需要艰苦的付诸于行动，只需嘴上功夫过关，保证能追到天底下第一美人。现实中真爱一个人、真想行侠仗义，也是需要行动、策略和经济的眼光的，哪有可以凭主观的愿望和台词就可以的！但是这些东西，却趁机填充并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这一代青少年的人生社会观念。

我本来是个容易感动的人，被杂志、影视上充斥得无聊东西训练成了“八风不动之心”，已经很多年没有感动的经历。今年在弟弟那里偶然看到一本《知音》99年8月下半月刊，才被书中的真人真事感动了一回，尤其是那种真实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

港台片也会造就出令人感叹和感动的场面，但那是副产品而不是影视本身。最令人感叹的是明星的身价。据报道，刘德华拍“坐马桶”的广告，脱脱裤子轻松一坐，屁股上粘走了五千万元人民币。我想这些纸币的重量足够把华仔臀部的皮肤扯掉一大片，也该给出钱做广告的老板脸上的皮扯去一大块：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搞技术革新和工人的福利？我不相信一个私家老板会这么做，肯定是慷国家之慨。大把大把的学费交给香港人的也并不是这一个，区区五千万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为了显示大国风范，开发区的那些大官们早已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地交过很多了，九牛一毛而已，我们国家照样繁荣富强。你想向他们学点资本运作的技术，她总是得向你要点实物做道具的，反正97年国家要把他们统统收回来的嘛！肥水不流外人田，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周润发给靓女洗个头，800万！李连杰活动活动手脚，步步高VCD给了他700万作为活动费。张惠妹喝口雪碧，600万元品尝费轻松装入腰包，为原来就不苗条的阿里山姑娘增了肥。巩俐500万元喝干红，算是最贱了，因为她是从高粱地里出来的土特产。这个价钱在国产货中算是天价了，实际上对她来说这个价只能说是“跳楼价”， 因为她是国际名牌。明星的身价，或许也是追星族的一个诱惑因素？

实际上，广告做得越大，往往质量反而越差，价格的水分也越大。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广告费反正要算在顾客身上的，这大概是许多当初敢于大把花钱的人的如意算盘。要是羊儿不再长毛呢？那就到冬天看着冻死呗。我去年买的爱多VCD，今年就要动吓人的大手术了——换头术！钱且不说，为找医院几乎跑断腿。当初中央台黄金档广告的标王“秦池特曲”现在已经关门大吉，前后不到两年时间。想当初她抛出两亿元广告费的时候，着实把许多人吓了一跳，据说这也是地方官员的行政杰作，不是市场规律的运作。广东那家同样财大气粗甩出惊人广告费的VCD生产厂家，在现在VCD还不值一条名牌香烟价钱的情况下，我想也该做好打烊的准备了。几亿元钱几十个月，几十万元钱一天的风流，工厂的职工们愿意吗？

据我所知，中国的老总大多是“公办老总”，行资本主义式的、土皇帝似的权力，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式的观念，交大把大把的用公款交学费，做毫无成绩的工作，一年拿几十万几百万元铁工资，这真是人生的极至了！据报道，广东有几个老板，工厂亏损一千多万，工人几个月没发工资，她个人年薪一百多万照拿不误。国内行话叫“穷庙富和尚，反正吃皇粮”。

谁知道大甩广告费的老总们与笑纳巨额广告费的明星们背后是不是有那么两手，联合起来坑国家、宰工人，我对中国工人阶级“任捞任冤”的品质感到肃然起敬！半殖民地时期，被外国人捞总是心有不甘，现在反正是被同胞捞，学一回雷锋吧。

不仅商品世界如此，文化市场也有此现象：名声越大的文化名人，有可能水平是下三流的。计划经济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就是计划文化。这并不是现在的新发明，秦始皇乃是名副其实的“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原来的意思，是指第一个做“俑人”的人，这个人就是秦始皇。以前帝王死后，是用活人殉葬的，秦始皇相信的是道家的长生不老术，应该不信佛家的“来世说”。所以他就造出许多人造的兵马俑来殉葬，这是这个暴君的一大善举，可谓仁慈极了。

他的“焚书坑儒”就是典型的计划文化，这其实是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梦想实行的。后来汉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计划文化。普法战争中，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被普鲁士占领，普鲁士就强迫那里的学生学德语；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扶持其满洲傀儡政权的时候，也要求那里的学生学日语。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文化侵略、专制和奴役了。文化的征服，实际上比军事和经济的侵略更重要，也更难。

实际上无论专制文化也好，计划文化也好，都是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对文化进行的干涉，对于科学文化的繁荣是毫无益处的。中国宣扬了一个孔子，却压制了诸子百家。前面提到过的朱熹，就是儒家正统的继承者，不过这个人的品德却不怎么样。孔子出于嫉妒，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杀了少正卯，这一手朱熹也学到手了。浙江台州有个才女叫严蕊，十六岁就沦落风尘。朱熹为报宿愿，借口严蕊与台州太守唐仲友“有私情”，而对严蕊刑求。唐仲友是金华籍的官员，很有才学，朱熹非常嫉妒。同时朱熹又垂涎于严蕊的美貌，想来个一箭双雕：即报复了唐仲友，又得到了严蕊。这种行为，真是连婊子都不如，亏他还是个大儒家。

 想不到的是，这个柔弱女子在棍棒加身的情况下，说出了许多七尺男儿都说不出的硬话。她说：我身为卑贱的妓女（卖身卖笑本来是我的职业——摘者加），纵然与太守有私情，按法律也不至于死刑；但是是非真伪，怎么可以随便乱说来诬陷人家士大夫，宁死了也不能诬陷（别人）。真是可歌可泣的女中豪杰！广东的那位刑警队长给她当小厮都不够格。平时柔弱含蓄的中国女子，许多时候真正赛过须眉丈夫。假如当年向忠发、顾顺章之流能有张志新、江姐她们几成的品德，中国历史的进程也许会顺利得多。

可见这儒家是非常虚伪的，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而与朱熹同一时代的邵康节（前文有提及），虽然隐居不做官，也不是正统儒家名人（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却品行高尚，洁身自好。但是由于朱熹是政府承认的正统派别，因而扬名于世。邵康节却很少有人知道，除非道内之人。又因为他不是“唯物主义”的，所以他的传世名著《皇极经世》很难看到。

蒋介石兵败逃往台湾时，除了带去大量黄金美元，当时中国的许多“正统学者”也几乎被他席卷而去，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之流。这些人其实都是大学问家，胡适就拥有十几个博士的头衔。梁实秋虽然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毕竟是一位散文大家。林语堂也是资产阶级低调俱乐部人，其实也是一位大文豪。他写的《红牡丹》曾经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但终于因为龟缩在弹丸之地的小岛上而难以施展，也影响了声名的传播。

令人感动的是追星热的场面中的那些追星族，张学友到宁波来演出的时候，铁路部门竟然专门增开杭州到宁波的专列！对运输行业的繁荣很有贡献。齐秦到南京演出的场面，那些歌谜的虔诚也真够叫人感动得掉眼泪，她们在日常生活的待人处世中可曾有过这样的真诚？国产的赵薇到上海签名售书，拥挤的人们差点把铁拉门挤坏，有两个女中学生当场晕倒！也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太闷热身体吃不消。要是真弄出人命来，还要连累赵薇吃官司，看来这当明星虽然风光，却也有风险。

早知道中国少女们的芳心如此容易就被几首歌曲打动，我真该早点去学着吼几句“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打光棍。不过让我这样的“色狼”受那么多美妙女子的青睐，恐怕要再修炼定力，否则飘飘然直往天国飞去了，弄出象嫦娥的悲剧。即使不会轻飘上天，又如何承受得了这么多的错爱！不被压成肉饼才怪呢。爱意的付出与接受本来是真诚、艰难甚至沉重的。

据报载，赵薇在北京就读的学校传达室门口的凳子上，堆着几大袋各地追星族的来信，足有上万封。那些信放在那里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积上了厚厚的灰尘也没人认领，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不知道写信的人们看到这条新闻会有什么感受，是否会感到自己的纯洁的爱意被亵渎了？我想不会。因为凡是追星族都缺乏独立的人格和自尊自信，如果会有被亵渎的感觉，她们就不会成为追星族了。但是对于追星者中的那些孩童是不能用这么严厉的语言责怪她们的，至于成年人，也要从社会和历史的方面去找原因。

为什么许多海外的星们都要来大陆领略一番风骚？中国毕竟是人口大国。只要稍微有点数学和经济头脑的明星都知道：就算香港人100%都崇拜张学友，他也不过只有600万歌谜；假如他博得1%大陆人的青睐，他就拥有1000多万歌迷！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弹丸之地的港台，拥挤着成百上千的明星，港台人自己恐怕早已厌倦了那些老面孔了。而在大陆，头脑刚刚解禁出来，又由于改革开放，口袋里有了几个钱，港台日暮西山的垃圾货到了这里也不愁没有销路，或许还能像琼瑶那样卖个天价。中国人的胃口好的很，因为是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和文化饥饿状态中释放出来的“双重饿鬼”。有文化界的名人说，港台是“文化沙漠”，不计其数的中国追星族却企图到沙漠中去喝到甘甜的精神饮料，怪乎哉中国人！不过，中国国内的文化垃圾拿到国际上去，却往往能得几个大奖，比如《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因为洋大人们喜欢看中国人的“家丑”，乐于看到中国人贫穷落后的面貌。

心本来是虚广无限的，而追星者的心却好比差一点就装满了东西的瓶子，再也装不下别的东西了，只能再装一点点同类的东西，再装就要满出来了。本来按照禅宗的观点，空瓶子才有妙用，最好不要装。他们不但装满了，而且装的都是别人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的心中只能装进几首歌——换句话说他的心那么容易被几首歌搅动，多少让人担心：他这个心是否安全？假如遇到比这几首歌更令人激动或惊险的事呢？他还承受得了吗？

如果追星者是被星们的人格魅力所吸引，那倒是很正常的事，我自己也常常被一些很有人格魅力的优秀的精英人物所吸引，特别是一些非凡的女子——当然前提是不丢失我自己。比如谢军，徐俐这些人，还有浙江电视台的播音员。遗憾的是，考察中国现在的娱乐明星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够得上“人格魅力”这一资格的，甚至连公共道德也不达标，比普通人更差劲。

相比较来说，在各种类别的星中，最糟糕的是演艺明星，涵养和学识比较好的是文体明星。比如谢军，人并不漂亮，但是那种真实和谦逊让人感到舒服。

不同阶层和类别的男人对女人的魅力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农村里的男人认为勤劳善于操持家务为好，比如洗衣做饭带孩子（现在可能还要会赚钱），叫做“贤惠”，因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生计；大款商人可能需要漂亮、妩媚、迷人，他们需要的是享受；高档知识分子欣赏的是女人的学识、气质、涵养，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知己；大政治家可能需要自己的夫人举止得体，有风度懂礼仪；艺术家可能喜欢女人活泼，从中获得动力和灵感；哲学家则需要在孤独的世界中有个伴侣。这种不同，其内在的原因是文化知识和观念的不同，有时甚至影响到具体形式和审美观。

有个小小的滑稽例子。少年时候的我比较爱美，按一般乡下观念，认为男子皮肤光滑白净为美，大人称之为“先生体”，是做工作吃皇粮的料。而我偏偏身上的汗毛又浓又长，尤其是腿上。妈妈说我是水牛出世，注定种田的料。

我很怕种田，所以经常偷偷地刮掉腿上的汗毛，刮了又长，长了又刮，希望刮掉天生种田的根。不过还是没有刮掉种地的根，虽然差点就跳出了农门，结果还是摔回到土地中干了许多年牛筋马力的活。

我以前看《钱江晚报》只看新闻和科普，不看文学和体育版。99年8月29日《钱江晚报·都市周刊》16版“感情热线”浪漫之旅栏目有篇题目为《逃》的短文，偶然翻看了一下，看完觉得很好笑。文中说的是一个临近结婚的城市女孩子，突然对结婚生孩子过日子感到害怕。于是独自跑到海南去旅游，想借此机会找到一个比她男朋友出色的白马王子，把她从现在的男友手里夺走，她心甘情愿。因为她觉得与男友之间的恋爱没有那种天长地久、惊心动魄的感受。果然有一个导游对她有点意思，性格上也有点相近。但是当有一天那个导游先生穿着一条沙滩裤来接她出去玩时，她注意到那小伙子的小腿肚白净得没有一根汗毛，心中的潮水奇异地退了下去，第二天就找个理由独自一人离开海口去了三亚。城里的女孩子真是可爱得没法说，爱的潮水居然会因为腿肚子上少了几根汗毛而退却，这真是一种说不清的、毫无道理的理由。是否她觉得“腿上没毛，办事不牢”呢？自从人类发明了衣服，汗毛的退化和皮肤的白净应该是进步的象征，难道她还喜欢“茹毛饮血”的感受吗？不过某种角度来说，这女孩子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

最感人、最真实的魅力肯定在普通平凡的人身上，决不会在明星们身上。假设某个明星有100万崇拜者，这个明星除了应付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亲友，其余50%精力（假设5个小时）花在崇拜者身上，每个崇拜者平均只得到200万分之一小时的青睐，也就是平均每人得到青睐的时间为0.01秒钟；假如他们找一个普通人，他们可能得到这个人100%的爱。所以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追星是一种“包赔”的精力投资生意，这种投资几乎是没有回报的。追星者从明星那里得不到具体的东西，最多只是发泄了心理能量，这只会使自己更虚妄，更脱离现实，日子还得跟普通的人好好地过。我比较喜欢在普通女子中发现不寻常之处，也就是含光不发的星。天文学中有个规律，假如某颗恒星亮度突然大幅度增加，这叫做恒星的爆发，爆发是恒星死亡的先兆，随后而来的肯定是暗淡。

得道的另一个坏处是：脑子里再也没有什么名人和明星观念。无论什么级别的星，恒星行星也好、彗星流星也罢，也无论什么级别的名人站在面前，也只当她是五官四肢的高级哺乳动物；无论多少眼睛多少镜头对着，也不会觉得自己就是众生之上的神灵。

现实中总有那么多追星人，这自然有许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但究其深层的原因只有一个：心理不成熟，精神不能自足，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格，因而需要一个外部的偶像作为寄托。因此青少年的追星心理是比较好理解的，这些人是属于同龄人中比较不懂事的一群。但是往往有很多成年人也追星，这就令人费解，原因也可能有多方面。

比如自己年轻时曾经有某种抱负或理想，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于是找一个符合于自己理想的外部偶像作为寄托和自慰的途径。如果是异性偶像，有可能是自己年轻时心目中理想的伴侣在现实中没能找到，所以寄托在明星身上。但是依我看，当今中国出名的这些演艺明星中，好像还没有一个能表现出真正值得公众寄托的素质（不出名的反而可能要好一些）。特别是女星们，素质之差让人大失所望，倒不如身边的一些普通女子真实可爱。就说金华城里，姿色气质胜过那些明星的何止成百上千！只不过环境机遇的不同，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罢了。明星已经失去了羞涩和含蓄，实际上就失去了大部分美感。普通女子反而具有含蓄、羞涩的东方式的典型美感。

另一种比较可能的原因是信仰危机。

据报载，北京城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有人坐在小车上在大街上一路沿街撒钞票。无独有偶，上海也有人烧钱撕钱取乐，还是50元大票。在整个社会都削尖了头角往钱眼里钻的时候，这些人却表现出对钱的厌倦（也可能纯粹是哗众取宠，比阔气），这比追钱者更让人感到可怜和悲哀。毕竟追钱者在追的过程中还是有个充实的目标的，追星者也还是有个外在的目标的，而他们却到了“行尸走肉”的精神地步。

我以为烧50元票还不够气派，最好烧百元的票或者银行存单。让比阔气者烧到心痛，让精神颓废者烧到清醒——烧完了钱，他首先就得露宿街头饿肚子。烧掉钱要比贡献给港台明星们要好得多了，他自己以为不给国家，也不给别人。实际上，他烧掉多少，国家得到多少。让他明白：身外之物既带不走，也烧不掉。金钱虽然生活必不可少，但够生活也就足够了。多余的大可献给国家和社会，给任何一个亲友都是害了人家——只要这个亲友自己能够通过劳动维持生活。少给是助长他的惰性，多给可能害他性命。

金钱和物质本身并没有什么邪恶和罪过，它只是给人类提供方便的一种符号工具。邪恶和罪过全在于人类自己对金钱的错误认识和崇拜，马克思把这叫做“异化”。

当今中国歌星素质之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自命不凡，没有公众意识和献身意识。在以前社会，戏子和歌妓本来是属于最低下的一种职业。只不过到了现代社会，特别是当前的中国，人们物质生活基本上得到满足以后，才产生了精神文化的需求，演艺人员的身价因而高了起来。但是真正高到不正常的水平的，是在文艺团体转轨和社会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以后的这些年。即使在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也还没有这方面的实际需要，那时更要紧的是如何填饱肚子。

但是流行的东西中到底有多少是高品位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呢？大多是在推销价廉物也不美的低档货，好比小商品。只是由于销量大，照样挣钱，但不能错以为这就是好货。而且通俗文化的流行，只是某一个时期的事。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品位的提高，高尚的科学文化自然会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国家民众素质的综合表现。所以歌星的夜郎自大是没有多少依据的。真正能够长久不衰的明星，是那些能够深刻认识人性、理解社会、又能热爱公众的人们。

说他们没有公众意识，也是因为他们的架子大，而且经常做出伤害公众感情，让公众失望的举动。要知道，追星族都是一些没长大的孩子，情感和精神都很脆弱，经不起伤害的，更何况伤害他们的正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明星没有公众意识，就好比商家没有“顾客是上帝”的意识，这样的商家注定要失败的。

最终决定明星命运的是公众，在这点上明星往往被现实冲昏头脑而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真是高高地挂在听众之上的星。等到“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他们才会知道什么是生灭的自然规律。

说他们没有献身精神，是因为很多外国的明星为了保持在观众中的青春形象，常常是不结婚或晚结婚的。中国的明星太舒服了：婚照样结，歌照样唱，赚钱洞房两不误。这究竟是中国公众的宽容还是麻木呢？

追星热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民众精神的贫乏和品位的低下。可以这样说，当国产的明星（如果他们不进步）无人问津的时候，就是中国民众文化观念提高和成熟的时候。当然又会有新一代的小追星族毫不犹豫地投身到追星的滚滚人流中去。

二、只顾捞钱，不讲体面；只讲条件，不讲奉献。这类歌星为数不少，最出名的要算韦某和毛某某两人了。这两位的歌喉都还算不错，都得过国际大奖，染过洋红的，这韦歌星还是当年山歌祖宗刘三姐的同乡。她这歌喉一展，倾倒观众无数。而她那山窟窿里带来的绝活一演，却让许多观众倒胃口。据说韦某到东阳来演出前，车驾到了杭州又要临时加码，否则不肯就范。大概她听说东阳很富裕，想趁机大捞一把，所以把原定的6万元出场费提高到10万。她这一招“上屋抽梯”难住了经办人，只好答应了她。

这位大明星来了以后，还要先交钱再展歌喉。并且当着观众的面，与她的洋老公一起，蘸着口水一张张地辨认钞票的真假，不厌其烦地数了三遍。难道她不知道这纸币上的细菌是非常多的吗？为何不端个点钞机来！

10万元钱本来没有什么，她这个举动激怒了东阳人。要知道，东阳义乌百万富翁比比皆是，千万大亨不算稀罕，已经有私人资产超过上亿元的。有人就叫来了工商税务局的人来抽税，抽去了好几万，韦歌星空欢喜一场。如果我是百万富翁，我会出10万元钱点一支歌，让她唱《 I am a servant of money 》。只要她愿意唱，还可以加码。实际上，比起那些在广告中露露脸就能捞到几百万的大明星，韦某的身价可是太便宜了，纯粹是小百货，当然价廉物也不美。后来又是这韦老大姐，拖欠了她的秘书一年的工资不发，逼得那打工的女大学生秘书“人急翻箱”，卷了老大姐的衣物走人。这老大姐岂肯放弃衣物！她只会在喉咙里来几句“爱的奉献”。于是女大学生被告上法院，而且败诉——可能法官们也是追星族。

比起这两件事来，偷税漏税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动作。但是就是这么丢人的无聊事，也有人要专门写一本专著来为事件的女主角翻案，当今中国的文人无聊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这个世道，有钱还能让作家为你舞文弄墨。我希望韦歌星别找我打官司，我可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也不想惹什么笔墨官司。我要论社会人生，总得找几个实际的例子来作说明。但我又没有资格、钱财和精力自己去采访，只好从报纸上转抄一些“免费的共享资料”。所以内容上是以报纸为依据的，态度上是严肃认真的，为了不板着脸吓读者，文笔上可能多一些轻松幽默。

我以为成年人中的追星者，是同龄人中的浅薄幼稚者。成年人最好的寄托是事业，因为这批人是社会的支柱，如果成年人的精神也寄托在歌星身上，那么老老小小的柴米油盐从哪里来呀？如果一个成年人真能够轻松应付生计，而且绰绰有余，那么也可以把抱负寄托在书上。现实社会中想施展抱负确实有种种限制和难处，在方格子里施展拳脚总是自由的，也给后人留下一点精神财富。

历史上很多的名著就是如此，书中的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作者的抱负就化为书中的情节。想写书或者已经写了书的人肯定很多，但是心理观念上恐怕会有一个误区：写了书必须印出来给人看的，发表不出去则抑抑不乐。其实写书只是排遣和寄托，未必都要发表的。读者可以是你自己，也可以是亲朋好友。如果确实是对公众有益的东西，当然会有人来要，不必为几个钱去卖文字。更不必为卖文字去搜肠刮肚，以免弄伤了肠胃，影响身体。

排遣精神压力的一种极端形式是吸毒，这是一种更短期的自杀性行为。所以人类有时候是很矛盾的：又想健康长寿，又想要强烈的刺激和快乐。好比一堆柴火，又要它烧得热烈，又想能够烧得长久。老子说：飘风不终日，骤雨不终朝。熊掌和鱼，岂能兼得？正常情况下，人的脑垂体能够分泌出一种物质，维持人体的正常快乐和情绪。当遇到环境中不顺心的事时，会抑制它的分泌，以此来调节人体正常的情绪波动。一个人在心理上已经失去了自我调节能力，而又无外部偶像可以寄托，往往只能借助于外物的刺激。而这只会使自身的调节机能更退化，必须更加依赖外物来做更强的刺激才能维持心理的正常兴奋，造成恶性循环。

吸毒其实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抽烟喝酒都是，只是这两种形式的毒性和危害较小。现在所谓的吸毒，一般专指吸食大麻、鸦片、可卡因、海洛因这类剧毒品，社会危害很大。很多人还在为生计衣食犯愁时，他们却消耗大量钱财；很多人还在为健康拼命挣扎时，他们却挥霍健康；许多人还在为谋求一个温暖的家庭努力奋斗的时候，他们却毁坏好端端的美满家庭。

吸毒的社会因素固然很复杂，根源恐怕还在于自身心理素质的低下，这是内因。一个人精神贫乏空洞而又受到外界的种种困扰和压力的时候，心理的自然调节能力就垮了。外因是客观存在的，但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凭个人的能力无法消除社会外因，却应该有能力消除内因，那就是调节心态，充实精神。

气功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真正入了门并了解气功的人，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包括生理和心理。实际上气功只是一种权宜的说法，它只是养生观念系统中的一个具体方面，最主要的还在于有一套正确合理的观念系统。

吸毒者主要是情绪低落，借药品寻求短期的兴奋和快感，追求那种飘飘欲仙的虚幻感受。具备一定功力的人都知道，气功也能达到这种感受，而且更持续长久。但是气功却有百利而无一害，吸毒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修炼得道者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到这种感受，这是老祖宗早已指明了的。同样的快感，气功是伴随着快感健身体，无需花钱却能长寿；吸毒是随着刺激下地狱，耗了钱财又短命，两者有天壤之别。

当然，如方法不正确的话，虽然有感受，但那是偏离正道的超界限的危险感受，就象法轮功信徒们那样。

强制戒毒并不是一种最好的办法，没有从根本观念上消除依赖，复吸率往往很高。我认为可以在戒毒所里举办气功培训班，充实他们的精神，淡化他们的欲望。当然这不是我要论述的问题，也不是我的任务。我加上这一节，是被浙江电视台最近的一条新闻所震惊。据这条新闻说，浙江近几年吸毒人数是在呈几何数增长。略懂数学的人都知道这“几何数”意味着什么，这里有个小小的故事。据说以前有一个聪明的大臣，发明了象棋。国王玩得入了迷，决定奖赏这位大臣，于是她问这位大臣需要得到什么奖品。

大臣说她其实不要多少东西，只要在棋盘上摆上麦子，第一格子上摆两粒，第二格子上摆四粒，第三格子上摆八粒，第四格子上摆十六粒，也就是说每个格子摆2ⁿ粒。总共是2¹+2²+2³+~~+2⁶⁴ 。国王说“小意思”，就叫手下的统计局长去算。统计局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结果统计出来交给国王。国王一看傻了眼：整个国家粮库都搬空还不够数！这个数量相当于全中国小麦年总产量的好几倍，如果把它们铺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有6厘米厚！

你知道我们的宇宙是大得几乎不可想象的：银河系大约由1000多亿颗恒星组成，宇宙中现在已经发现10多亿个和银河系相似的恒星系统；而粒子又是小得难以想象的，10万个原子排起来才有头发丝那么宽。但是这么巨大的宇宙仅仅是由10⁸⁰个这么小的粒子组成的。

具体地说，浙江省从94年到98年，仅仅四年时间，吸毒人数增加了100倍！ 2⁴=16，实际年增长率还远远地超过几何增长倍数。吸毒的人，大多是生活不顺心而去寻求刺激。糟踏身体且不说，还要大量地消耗钱财。一般掉进毒坑的人很难跳得出来，也不愿意从事劳作。失去经济来源，毒品的消费又是非常的惊人。为了弄到钱，自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因而是社会上一个潜在的、巨大的犯罪因素。伦理道德在他们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亲情和廉耻也是不存在的，只是他们用来欺骗普通人的工具。这无疑对社会道德观念有巨大的冲击和破坏，而完整的道德体系对社会的稳定健康的存在来说，有时比法律体系更重要。因为法律不可能时时监督你，而且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都了解多如牛毛的法律，维持他们行动的准则更多的是传统的伦理道德。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存竞争的压力，高利益的驱使，使一些人铤而走险，干起伤天害理的贩毒勾当。要推销他们的毒品，首先要有足够数量的消费者，所以贩毒者是吸毒现象的天然推动因素。实际上很多贩毒者本人并不吸毒，却大量诱使别人吸毒，他们能够得逞的前提条件是吸毒者本身精神的空虚。吸毒者为了得到钱来供自己维持吸毒，往往又走上贩毒的道路，以毒养毒，因而造成一种恶性的膨胀。对于女性吸毒者来说，危害更大。因为她们往往还要动用另一种资本，这就是肉体。而这会引发另一种社会丑恶现象：卖淫。如果说吸毒的冲击对象主要是身体和精神，那么卖淫还同时冲击人们的伦理观念，两者共同的结果是精神道德体系的全面堕落和崩溃——而这是一个生命、一个社会体系赖以存在的重要前提。卖淫同时还是传播性病的最大因素。

我奉劝那些吸毒者：毒海无边，回头是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不妨安贫乐道，此中自有另一番乐趣。也想奉劝那些贩毒者：生命来自天意，害之者是违天逆理，当有恶果相报。

本文主要以“易”为依据展开论述，但很多地方又提到“道”，这两者究竟有何区别呢？我在书本扉页中的那副对联大概可以说明问题。“道”和“易”，其实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道”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她是一种模糊的原则和规律，广泛而普遍地存在并起作用，对她只能定性地加以描述。“易”同样也是广泛而普遍地起作用的，但它可以定量地加以计算的，比较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自然科学需要的是精确的数量关系，所以还是用“易”说得比较清楚。如把“道”比作政策法令，那么“易”就是实施细则。

书的后半部分有很多论及社会人生问题，这又必须用道的原则来描写。但是自然和人生，两者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互相联系共存的。人本来是生于自然，且又处在社会中，因而自然观念和道德准则并不能明确地分割。

没有自然观念的人是虚幻的、空洞的，没有社会观念和道德准则的人是原始的、狂妄的。

道行天下，万物生生不息；万物演化的玄机，又都在易的规则中。

《道德经》中有句话：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就是说，以“道”的眼光观点去看待世界万物，一切都明明白白，哪里有什么神鬼之类的东西呢？这句话柯作家也常引用，但实际中他却装神弄鬼，欺骗老百姓。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敢随便提那种“唯心主义、迷信的东西”。但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正确地阐释祖宗的文化显得非常的必要。否则只会使更大的迷信流行，“法轮功事件”和“柯作家吹破胡万林”事件就是很深刻、惨痛的证明和教训。人们往往有一种逆反心理，越是不让宣传的东西，越有吸引力。

我本来以为，中国专家学者高知人物无数，这个任务应该是轻松简单的就会有人去完成。想不到真正严肃的专家学者却不出来做这件事，反而让几个根本不懂、也不严肃的无聊文人去兴风作浪。是否真正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看破政治”了，认为安分守己地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架内作自然科学的课题最安全？他们怎么就没有一点慈悲心去想一想：有多少老百姓在受“伪文化”的毒害？这难道不是那些真正的文化精英、国学大师们的耻辱吗？士大夫文化的平民化，需要很多有学养、有慈悲之心、又严肃有责任感、正直敢为的人们的努力。

西方的思维方法和由此形成的自然科学体系，当然有它的很多应用的优点，但它的缺点和局限也是很明显的。

东方思维和她独特神秘的文化体系，实际上有无比深奥的内涵。这两者完全可以互为补充，为何要独偏一面呢？在发展生产力上面，自然科学也许起更大的作用。但是在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东方文化要精深有用得多。如果一个社会只有科学技术，而没有丰富的社会精神文化，这个社会是不可想象的，科学的文明也将因此大打折扣。

前面已经说过，养生其实就是调整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这“环境”两个字可不简单，按照前面论述，她甚至对主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环境可以分为内环境和外环境，内环境主要是生理和心理，它的调节是一种比较具体的技术，也就是各派养生家各具特色的气功修炼方法。道家称为“调息，吐纳”，练的是气，成则叫“丹”；佛家叫“观照、入定”，练的是意念，成则叫“正果”。无论哪一种，总之是调节体内生理环境，以“虚无”为关键。就是《内经》所谓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这主要指人体生理而言。外环境有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内经》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指的就是自然环境。“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则是具体的调节内环境的方法。调内的大意，基本就在这里了。

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如何对待外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外不安则内不宁，所以真正难的是如何做到“恬淡”，思想精神上的恬淡，特别是在现代物质社会中。自然环境的恶化，个人的我们无能为力的。甚至“避之有时”也不容易做到。所以调外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在现代社会物质和观念方面采取适合的态度。

现在自然环境的恶化，是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二十年问题变得更为紧迫。首先是商品多起来了，随之而来的包装和废弃物也越来越多，而且其中很多都是难以分解的甚至是“千年不烂”的，如合金铁皮，玻璃，塑料等。其次是工厂，汽车多起来，对空气、水、土壤都产生很大的污染。现代科技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孪生兄弟：对环境的污染和对生态平衡破坏。只要想一想：全世界的工厂，每天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产品，这些产品若干年以后肯定要作为垃圾遗弃在地球上，而这些产品中的工业产品部分，几乎都是永久性的东西！

这个问题现在农村里都已经很突出。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经历了科技的巨大飞跃、社会意识形态的剧烈变动，包括自然环境的惊人变迁。记得我小的时候，村子东头的池塘是饮用水源，现在叫我去洗脚都下不了脚，实在太脏了，水都开始变黑发臭了。还有到处可见的永久性垃圾堆，比城市里要严重几倍！城市里垃圾虽然多，但是有环卫天天处理。以前只有城里才有的那种永久性垃圾，现在乡下都有，因为商品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农村里却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甚至象傅村这样繁荣的集镇，前几年还没有专门的垃圾清理人员，直到最近这两年才看到专门的清洁工。

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空气中的粉尘几乎无孔不入。难怪城里人现在居室里要装空气净化器。但是日常在外的时候呢？也带个防毒面具吗？小时候听大人说，城里人扫地用拖把，觉得很好笑：扫地应该是用扫帚的，哪里有用拖把的！农村的家里都是泥地，用拖把来拖不是“糊稀泥”了吗？但是现在即使在乡下，没有拖把抹布也没法搞卫生。客厅里自然不用说了，一段时间没有拖擦，灰尘足可以改变家具电器的本色，用手指就可以在茶几上面写出字来。楼上即使门窗紧闭，等到出远门回来，那书架上的书都可以当古董卖了。我现在怕刮风，喜欢下雨。风一刮起来，虽然不是什么“虚邪贼风”，但是空中满是乱飞乱舞的各色食品袋，和厚重的让人鼻咽干燥的气味，实在让人心慌。

记得读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一个课前演讲活动，有一次我提出一句话：让我们共同来关心我们生存的地球。那时只是单纯地出于对环境的忧虑。

不料被班主任方老师抢白了一句：好了，周文建，没有你地球照样转。他说的这句话是哪个先人说过的名言，当然没有错的。我却脸红了半天，因为我当时成绩差，数学更头痛，他是数学老师兼班主任，而且金华一中非常重视升学率。他言下之意是：读好书最要紧。这本来是善意的，但是这句话却如一颗重磅炸弹扔进我的脑子里，至今留下伤痕。我何尝不想学好功课？我非常羡慕班里那些成绩优秀的同学，但那时我的身体几乎到了难以自保的地步。休学以后插到他的班里，他能接收我已经是莫大的面子，因为升学率是要影响班主任的声誉的。这句话给我的启发和教训是：一个人必须务实，不要空洞地谈论无关于己的大事；必须循规蹈矩，不可有浮华的言行。

对我来说，金华一中的三年，永远作为我最“屈辱的历史”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直到几年前还是如此。现在似乎淡化了这种念头，凡事皆有定数，没有必要太多的在意。如果我以现在的身体和心态重新去读书，决不会像以前那样背一个包袱，成绩也不至于那么差。学业的成败，也不是个人所能完全决定的，骨子深处和冥冥虚空中都有天定的因素在那里。

据说钱钟书先生当年进入大名鼎鼎的清华校园时，数学成绩只有15分。按照现在差一分一千元的价格，也许花十万元也不一定进得了清华园。他现在却成了“功成名就”的大学者，而且灰飞烟灭了。难道没有时运的因素在其中吗？何谓宠辱？谁来定论？表面上的风光是不是最重要的？教育体制的弊端这是国家政府的事情，没有办法。

中国教育的弊端已经比较严重，这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学到的只是一些知识，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都不及西方学生，而其实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比如大科学家牛顿、大发明家爱迪生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爱因斯坦在学校时数学最差。现在还知道，英国前首相梅杰是高中生，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没有上过大学。

自然环境与养生也有很大的关系。从生理基础上说，吸进去清新的含氧空气与充满粉尘的污浊空气根本就是两回事。吐纳的本意是“吐故纳新”，现在的环境下却成了“吐故纳故”了。从心理情绪上说，看到鲜花绿草总要比看到垃圾堆要令人赏心悦目。然而，空气总要呼吸，垃圾也要看到，想不影响心情需要自慰和修养。空气是最公平的，全世界流动，克林顿与你呼吸的是同一种空气。至于垃圾，虽然看起来恶心，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混乱而已，分解起来还是不超过那108种元素。如果有“和光同尘”的心理修养，也就无所谓了。

所以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倒不是难事，最难的还是适应社会观念和物质环境的变化。要在这变化面前做到“一箪食，一瓢饮，穷也不易其志”却不那么容易。

现在是法制社会，立法越来越完善，可谓多如牛毛。但是法律是政府和法官律师们的事，一般大学生也不见得能通晓它们，与老百姓的关系并不很大。在普通良民那里，吃饱穿暖现在已不是什么难事，行动的准则还是传统的道德，一般也不会去犯法。但在刁民和知识分子那里，问题就大了。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愈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贫富不均的现象比较严重。影视歌星身价高者，作个广告也能捞个上百万。当然我们不知道是否企业和明星互相抬高身价，钱到底兑付没有是不得而知的。但是体育明星的收入确实可信的，其数目之高也够普通老百姓咋舌。据报道，中国足球教练仅明收入就达到每天上万元，可谓“日进万金”，还不包括奖金广告等隐性收入。外籍球员甚至达到两万元每天。

这种“扒分进帐”速度，有些刁民看了就坐不住了。但是它们又不会卖唱卖跳，又不知道什么法律，看到的只是惊人的不平等，想的只是“这还叫共产主义吗”？于是杀人越货，绑架勒索这些以前是资本主义国家专利的洋玩艺也共享了。那些知法执法的人更玩起了“钻法网”的游戏，他们清楚法网的网眼有多大。最难熬的是那些即无权利，又无杀鸡之力，又定力不深、没法专心做学问的知识分子。

于是有些文人眼充血，心发狂，以笔代抢，射向“丰乳肥臀”，管他什么礼仪之邦，一切都为了“扒分进帐”。更有靠“造神运动”发财的，如柯作家李洪志之流，这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发财的范围了。

那些明星们赚的钱合法吗？当然合法。他们一不偷二不骗三不抢，只是以老百姓为对象风风光光地扒分进帐，还有众多追星族捧场。要是追星族都象我的话，那么明星们多半是要喝西北风的。我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应该让科学家和教师多拿些钱。因为科学就是生产力提高、国家强大的关键。这种趋势在近代中国特别的明显，且现在越来越明显。真正与列强较起劲来的时候，一个科学家远比成百上千个明星还管用。所以科学家不必为几个铜板伤悲，就当那些明星是小孩子，赏几个钱给他们买零食吃。

也许有人会说，体育对一个国家也很重要，国民体质不好，如何做好其他的事？我想提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受了“生命在于运动”的健康观念的影响，这其实是西方的健康观念。当然多拿几块金牌为国争光也是好事，比起歌星们做个广告唱唱歌就得那么多钱要合理得多。东方文化中的健康观念恰恰相反：生命在于静止——外部的静止，内部的运动。静的是体，动的是气。体育运动造就的那种身体严格地说只能算是肌肉的强壮，与健康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养生家的眼里，体育运动恰恰是耗费生命，而不是营养生命。我说这种话，可能会得罪很多人的，但这是事实。我只是按照中国古文化观念得出的结论，任何一个从中国古文化入手研究的人都无可避免地会得出这个结论。大量的运动只会加速细胞的新陈代谢，加速而不是延缓细胞的衰老过程。这是不懂养生的人所采取的门外做法。

这里我不妨举个例子。号称“世界飞人”的短跑名将刘易斯，曾获得过九枚奥运会金牌，他同时还是跳远冠军。按生命在于运动的理论，他的身体应该是很健康的，特别是双腿应该更健康。但是遗憾的是：他的运动生涯使他落下一身毛病，最严重的毛病恰恰是出在双腿上，原因恰恰在于过量运动。他患了关节炎，无法再站起来，三年之内有可能要以轮椅代步。他年仅37岁，医生却说他的脊椎象 60岁的人那样老化。由于鼎盛时期运动量过大，使得保护骨头的软骨严重磨损，结果造成骨头之间的摩擦，所以他的背会僵硬起来，一动作就感到痛。如今他已不能好好地走路，更别提坐下来和离开座位这两个动作。

再看看中国的一些养生家，百多岁仍然鹤发童颜步履矫健，皮肤光洁红润晶莹剔透，更不用说传说中的人物了。据说彭祖活了800多岁，这是传说。但是历史上许多精通养生之道的名医，活到一百几十岁的很多。武学家懂养生之道的也不少，历史人物太极张三丰，据说活了300多岁。

以为养生就是要人们去做和尚道士，这是一种误会。懂养生者日常生活与常人并无区别，只是身体和精神状态比常人更轻松，精力更充沛，思维更灵光。也可能在气质和趣味上会有些不同。比如说一般人可能看起来非常精明，而养生者看起来混沌迷糊，在常人的眼里看起来比较傻，或者不通人情世故。

一般人可能爱听歌，爱崇拜明星，养生者可能爱独自静坐或听听音乐或戏剧。但不会着迷，更不会“爱屋及乌”去崇拜戏剧明星，他要的只是那种闹中求静的休闲状态。

我比较喜欢听婺剧，中国所有的戏剧中恐怕要数它最好听。最近郑兰香在金华演了个婺剧专场，金华电视台转播，我打破了“只看新闻联播”的规定，从头看完了全场。郑兰香已经是个老太太，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你听她的《双阳公主》，感觉是一种享受：享受中国文化的内蕴，享受婺剧艺术的精彩。她的学生比她年轻，有一个还很漂亮，但演艺还是达不到那么从容自如，有些地方比较生硬。比如在演《西施泪》时，字幕打出来的是乱弹，开始一段我听着却是昆腔，后来才转乱弹。按理昆腔更符合当时的西施在吴宫的幽怨心情。

婺剧的魅力在于：唱腔丰富，节奏适中，音乐动人，表演多样。有一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气派，各种不同的曲目都能演。既能陶冶性情又不脱俗，比较符合养生者的口味。而象昆剧，她的风格好像专门为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这类戏准备的，缺少丰富的变化。

戏曲与流行歌曲不同，戏曲的情节可能来自一段历史或古典故事，而不是现实，因而看的时候暂时会离开现实的种种不快乐的情绪，不会觉得累。更重要的是，她的表演和音乐有一套定则，而没有具体的内容，由你自己去体会。没有具体内容中又包含着所有的内容，这种内涵丰富的定则可能给你一个很好的引导和调节，使你融入到完美的意境中去。歌曲却有具体的现实的内容，而且单调。它可能使你情绪更波动更散乱，更紧张更疲劳。

我想一般人去听歌看戏，总是为了休闲和放松的，而不是去寻求烦恼和疲劳的。要是为了后者，你可以去干些体力活或者与自己过不去的事。

这段文字，本来写到这里也就没词了。今天看到的几个短新闻，却又引人一番感慨。我的这种写作格式，连自己也不知道该归为哪一种体裁。本来是自然科学的论文，但却从文化入手；既然写祖宗文化，却又夹杂许多的新闻实事，好像一本新闻评论日记。我想，形式本来是为内容服务的，人们总是使尽各种方式和手段来表达。现在的电脑文件甚至文字、图片、声音一起上，尽可能完整真实地表达心中所想的内容。总结出几种体裁，那是为了某种方便，或者更好地表达内容。再说这自然科学与文化，在最终的渊源上并无区别，都是一种思想的体现，文化中有科学，科学中也有文化。

只是前者表达和描述时用的是精确的数学语言，后者只描述笼统模糊的形象，不能绝对地说哪一种更合理有用。西医抗生素可以精确到弄清楚分子式，具体到多少单位。但是中医用几片生姜或紫苏就可以搞定的伤风感冒，西医得吊好几天的瓶子。某些社会现象，往往是思想和文化混合体现，其中未必没有夹杂科学的方法和数量。理论如果不与社会和现实联系，那也是相当枯燥乏味的。

中国文化本来具有最博大最精深的内容，但是由于被封建统治者人为地无理的取舍，真正得到宣扬的只有儒家。尤其在选拔人才上面，它的表现形式反而被限制在最机械古板的定式上，比如“八股文”——不知道这八股是否也与八卦之数相合？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西方文化打破国门进来以后，那个时期出现了一种中西文化并存的怪现象：一边是留洋的博士，一边是大清的进士。到后来虽然大清朝没有了，但是考试这种形式却一直延续下来，甚至高考中语文的作文也一直是采用命题作文的方式。到今年才听说高考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特别是语文的作文，打破了命题作文的框框。

今年高考语文作文题目的特点是：不限定体裁，也不限定内容，可以任你发挥想象。要求学生具有天文、地理、历史、生物、化学、物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充分检验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创造性，思维的成熟性，深刻性。前不久的全国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是针对作文方式的突破和改革。

作文方式的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实际上它已经是“来迟了”。中国以前没有科学，虽然名为“科举”，实际上只是以文章取士的，并非“科学举荐”。而且考试又是为了当官，不是搞科学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两个背景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预先设好的圈子，让考试者往里钻，去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那一套东西，这是一种名符其实的“应试”。

现在写文章是为了表达广泛的科学内容，选拔的人才是为了搞科学创造社会生产力，当然要从“需要我怎么写”转变为“我想怎么写”。有一个作家说，现在的青少年有两套语言：一套是用来对付考试的；另一套则是自己的。这也说明高考作文的改革已经滞后了。那么现在到底是怎么改的？改后的效果又如何呢？

省新闻出版局的一位副处长认为，新概念作文大赛以一篇文章定乾坤（得奖者可以直接上重点大学），实际上是一种新式八股。因为从获奖的作文来看，不外乎增加幻想和幽默，知识性和辞藻的华美也可以尽量铺陈，以显示作者文学的课外功底，唯独没有对理工科基础知识的检验。对此我有些同感，我也读过其中登在报纸上的几篇获奖作文。\

所谓的新概念实际上只是主观形式上的新，并没有从思维的根本上打破原来的框框。当然改了以后还有很长时间的适应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从思维的根本上解开习惯的束缚的。但是终究是一种好现象，正如王蒙等著名作家教授组成的评委“意外发现”的那样：一旦解开了束缚，青少年的才华足以令人感叹，后生可畏。

不仅是作文，今年高考其他各科都有重大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三点：1、从“应试型”转向“素质型”；2、淡化形式，融合文理；3、联系实际，注重应用。总的来说是从知识型向能力型变革。

比如历史，她要求学生有自己的观点，在学术探讨中没有禁区，只要言之有理，论证严密，不论其思想倾向，引导学生开展正常的学术探讨。这一条非常的重要，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它无论对于人才的培养开发，还是国家社会的文化科学繁荣，都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这也说明了一个政府已经从依靠专政来巩固政权，转向以繁荣国家民族为巩固政权的筹码。

又如数学，今年数学的卷首列出了许多公式，供学生参考，这样可以减少学生的记忆，避免因为记错公式而丢分。

教育部甚至早就设想，以后数学考试允许学生带计算器入场。

这两件事正是我读书时最渴望却又不敢想象的。因为公式和数字的计算，本来与数学的思维无关，公式只是作为工具，现实中都是可以查找的，根本无需死记硬背。

今年的物理，倾向于知识的综合运用，注重解决问题能力的考察。我读书时最感兴趣的就是物理学了，但是最伤心烦恼的也是物理考试，每次总是只能考及格多一点。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改革始终贯穿整个过程，而且似乎成了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王莽新政、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王安石变法，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

但是封建历史条件下的无论哪一种改革，目的都只是巩固封建统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根本无法与中国当前进行的伟大变革同日而语。因为现代中国的改革，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是国家强盛、民族进步的竞争。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再一次说明了中华民族深厚博大的文化底蕴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也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东方文化的优秀品质，特别是一旦解开禁锢了几百年的思想枷锁，她将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魅力。

当然，伴生的沉渣滥滓也同时会出现。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土地承包开始，成功以后再转向城市经济，然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的改革。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只有深谙中国文化精髓的领导人才能够做到。

中国的社会变革，大致经历了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振兴经济富国强民为目的的“全面改革开放”三个阶段。只有最后的这个阶段，才把革命与发展科技和生产力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

两三百万年之前，地球上产生了人类，从此这个美丽的星球开始热闹起来。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科学技术的变革。从旧石器的运用把人类与动物分别开来，经过了漫长的两三百万年，直到约一万年前才进入新石器时代。然后从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经过漫长的积累，到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大约经过了一万年。接下去的时代，科学技术以加速的状态进步，发生飞跃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到了近代，科学技术呈大爆炸的惊人方式飞速发展。从1860年英国的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蒸汽机时代，到1880年爱迪生发明第一盏电灯使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只经过了短短的20年时间！发生在60年以后的1939年把人类拖入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已经在使用飞机大炮甚至原子弹！同样是二十世纪中期的1946年，人类研制成功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仅仅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末，人类已经进入数字化的网络时代。而且已经征服了月球，侦察了火星。

如果接下去还有重大变革的话，有一点是可以预计的：出现的时间间隔将会很短。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我以为：接下去的变革将会发生在生命科学和思维科学领域。具体地说，电脑技术、纳米技术和生物基因工程的运用，人类将会弄清生命的最终奥秘！使生命和意识都发生重大变革，甚至达到可以控制和改变这两样东西。特别是潜意识的规律与电脑技术的对比研究运用，将会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最终使人类能够实现摆脱地球进入宇宙的千年梦想！这其中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表明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经济上，中国人二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科技上，中国人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下，却在很短时间内成功发射了“两弹一星”，速度之快令世人惊讶。

《易经》就是关于万物变化的最精深的学问，这种变化在《易经》中是可以定量地推算的，而且推算的依据只是现在看来很简单的二进制原理，那时叫阴阳消长。《易经》中甚至专门有一卦叫“革”，就是变革的意思。我们经常听说“穷则思变”这个成语，一般人平时都把它解释为“贫穷则想到要变革”。实际上这是一种衍意。《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原话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的“穷”字是“尽”的意思：万物到尽头了，就要发生变化，变化了就会通达，通达了才能长久。不但自然现象如此，社会现象也是如此。这正是太极图所表现和蕴含的内容。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人为的某种社会现象，实际上有它“易、道”上的必然。

华夏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这似乎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但是据专家考证，按照《易经》内容上的特点——巫文化的背景，这本书应该出自南方。我们且不管书的出处，南北文化的差异以及由此影响而产生的人的差异，那是确实存在的。一个南方人和一个北方人站在一起，你可以从他们的体貌特征和言语举止大致区别出“孰南孰北”来，因为文化内蕴不同。

南方人给人的感觉是“柔中刚”，北方人则是“强哉矫”，这种区别在女子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南方女人和北方女人在体态肤质、性情气质方面都有很明显的不同。南方女子温柔细腻，北方女子较直率粗犷。江浙女子尤其出色，这已成了江浙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但有时候这并非好事，六朝古都南京所受的耻辱就是一例。战争的因素固然复杂，但有时候也很简单，一是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二是为了人和物。古代战争的这个特征更加明显，因为古代的军队都是诸侯的私人财产，军队是君王掠夺美女和财物的工具。文化最初只能来自或取决于天文地理，尤其是地理。人类最初面对的只是地理环境，不同的也只有地理环境。

中国跨纬度30多度，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北方寒冷干旱，平原广袤；南方温暖湿润，丘陵起伏。因而北方人较“粗犷豪放”，南方人比较灵秀曲折。当然这是指在经济改革开放之前，现在一般北方人也都在金钱的社会环境中学会奸诈精明了。形式上，北方人喜欢大队人马大场面大锣大鼓瞎闹一气，南方人喜欢悠远委婉细腻曲折，看看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那些节目就感受到了。

当然中国地域辽阔，并不能简单地分为南北方。如春秋战国时期，地域割据和思想流派特别多，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繁荣活跃的一个时期，诸子百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地域上，北有燕赵，南有吴越，东有齐鲁，西北有强秦，西南有富楚，中有魏晋。人物的特点上，燕赵多义士，因为有个荆轲做招牌。其实那时候更悲壮的人物还有著名刺客专诸、要离。但是因为荆轲刺的是秦王，且功败垂成，因而名扬天下。齐鲁大地出了个千古圣人孔子，领中国千年风骚。西边有个隐士老子，成了无为隐学鼻祖。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舞台的重心，似乎确实在北方。实际上南方也有人物，但多少都与奸诈、机谋联系在一起，比如诸葛亮、刘伯温，而这种东西是不符合中国古代的仁义道德标准的。

人类社会的早期形式，本来就是粗放、率直的，更适合于北方人的发挥，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那时不存在什么自然科学。象诸葛亮、刘伯温、邵康节这些道家术士，用的是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但在当时可能是属于歪门邪道的一类。北方的曹操，司马懿独惧诸葛亮，就是惧怕他那近乎妖术的天文地理阴阳八卦的学问，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最先进的科学了。

据《三国演义》中的描述，孔明甚至在许多年前就预先在鱼腹浦“取石布阵”，挡住多年后东吴大将陆逊对刘备的追击，还差点要了陆逊的小命。幸亏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发了慈悲心，带领他走出变化莫测、可以抵得上十万大军的八卦阵。这种小说的描述真实与否不得而知，但是至少说明当时民间有这样的思想文化基础，否则是写不出来的。诸葛亮不但是个精通阴阳八卦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个机械工程师，这却是有据可查的。诸葛亮为了便于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运输粮草，专门发明出一种“木流牛马”， 这是比较可信的，前不久一个老教授复制出来这种东西。它相当于现在的独轮车，但又比独轮车结构复杂。

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方面的大人物往往都在北方，这与那时的政治军事特点是“大气搏杀”有关。到了近代，特别是中国军阀混战的复杂局面下，政治军事更讲究谋略的运用，所以政治军事方面的很多人才也都在南方出现。到近代有了科技以后，南方人的聪明特长得以充分发挥，大批精英人物从南方涌现，中国文化的重心从此开始向南方转移。特别是近代，江浙一代更是名人辈出，因此有“江浙出英才”之说，但主要还是科学文化方面的人才。因为科学文化更加依赖于智力的精巧细致，而不是那种打打杀杀的勇气。

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思想的启蒙人物很多都是江浙人，如教育家蔡元培（绍兴），最早翻译介绍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义乌）等。实践家周恩来，蒋介石等。到了商品经济时代，更是群星荟萃，几乎全国各地都有精明能干的浙江人在活动。有世界船王之称的包玉刚，香港影视文化的元老邵逸夫。

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界，学术界，政界，商界更是江浙人才遍天下。据资料，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浙江人占了六分之一。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要知道全国有三十个省，也就是超出平均数五倍之多！

每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总是浙江最高，浙江又是金华最高。金华已经连续11年获得全省高考上线人数第一名，而且出了很多省高考状元，值得一提的是似乎女状元多于男状元，这是否为南方女子更多聪明灵秀的证据？我常常会对此感到骄傲，也常常会因此感到惭愧——因为我是金华人，却是个落榜者，而且从此与高等学府无缘。但我曾经有那么好的条件，几乎是站在它的门外。这是我念念不忘的一件事，也是我总想弄清是否存在所谓的命运，如果有，那它又是怎么起作用的。但弄清了又能怎么样呢？多一些烦恼而已。人生在茫茫宇宙自然面前、在浩瀚的社会历史面前，好比沧海一粟，天地微尘，永远是渺小微不足道的。

金华与浙江比，浙江与全国比这好像没什么意思，我只是借此说明中国文化南北的区别和历史的变迁。如果想证明中国文化解开束缚，走上正轨以后的无比魅力，就必须拿中国人与世界比。据资料，美国著名大学的系主任，华人占了三分之一，这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还有，美国中学生中有个“西屋科学奖”，相当于中学生中的诺贝尔奖，每一届比赛，它的前三名几乎全被华裔子弟所囊括！这是否也是美国惧怕中国强大的一个原因？

在工商界，华人的聪明能干更是举世皆知的，东南亚国家中华人拥有的财富往往控制着当地的经济命脉。因此也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仇视，去年印尼发生暴乱，就发生了很多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在北美国家里，华人的财富同样是举足轻重的。加拿大有个城市，华人势力竟然控制着该市的百分之七八十的资产！最近还有一位华裔女性当上了加拿大总督。

那么反过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外表现那么出色，取得那么骄人的成绩，而在国内却那么窝囊，以至于一些有抱负的精英人物都往国外去发展呢？这中间是否有社会环境的原因？

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能否繁荣，仅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素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文化的底蕴。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博大深厚的灿烂文化的熏陶，早已经孕育出非凡的智慧种子，但种子的发芽是需要环境条件的。近代中国，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一直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环境条件。

清末民初之前，中国纯粹是儒家的人文文化占尽风光，没有科学的环境。到后来西方科技破门而入，使中国有了科学的萌芽。这其中的一些启蒙人物，本是清末的开明高级知识分子，经过痛苦艰难的冲突从旧文化的桎梏中冲出来。他们中有些可能原本就是大清的举人、进士，国学大师，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再接下去的一批实践人物，就毅然主动地走出国门去寻求救国就民的真理，比如周恩来，鲁迅，邓小平他们。也有一些是清政府公费派出去留学的，因为清朝的颓势，使一些较为开明但又深受皇恩、位高权重但又摆脱不了旧体制千丝万缕的束缚的封疆大臣搞起了洋务运动，想力挽狂澜。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他们要比纯粹知识分子的康、梁之辈有更多的顾虑和束缚，至少忠君报国的思想是难以解脱的。

那时候去往学习的方向，主要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以及通过明治维新以后强大起来的日本。象同盟会、兴中会、光复会等很多革命党团体的人员，就主要是到日本学习。后来中国也想学习日本，发动了戊戌变法，但终以六君子的喋血失败而告终。

美国此时在列强中并没有成为老大，他是在“二战”中大发战争财而强大起来的，这是美国人惯用的伎俩。在今年对南联盟的战争中也是如此，扔炸弹它仍得最多最积极，因为这些是美国产的炸弹，扔得越多它的钱也赚得越多。

但是分摊起战后重建的经费，美国人一副无赖的嘴脸，把一个烂包袱扔给了欧洲的盟友。它既赚了钱又用这个包袱拖住了欧洲盟友的后腿，真是一箭双雕。当他的欧洲盟友们明白过来，知道自己做了一回冤大头以后，纷纷向中国表示道歉和友好。但是自以为是的美国人却在维和问题上吃了俄罗斯的哑巴亏，俄罗斯的200名空降兵抢先占领了普里什第纳机场，这是一步妙棋！美国在打击南联盟70多天的轰炸中，自己也元气大伤。这时候俄罗斯毫不让步地抢先占领机场，而且只用两百人——妙就妙在这里。俄罗斯在军事上并不亚于美国，但经济上不如美国。用200人只需要很小的费用，但其作用是与20000人一样的。关键只在于占领与否，而不在于人的多少。

因为200人也是代表俄罗斯，打这200人也等于打俄罗斯，它可以随时从国内增派援军过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前三个五年计划中，一个很大的成绩是：中国硬是凭着人海战术，完成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其中的艰苦，如今五六十岁的这代人都深有体会。也许由于这种建设的经历，那时竟错误地以为“人多力量大”，导致了现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巨大压力。这个问题实际上马寅初早就提出过警告（马寅初是著名经济学家，浙江嵊县人，嵊县是越剧之乡，围棋之乡），更早一些时候还有清朝的洪亮吉也在《治平篇》一文中提出过类似的担忧。这一个时期，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封锁新中国。中国的土专家凭借苏联老大哥的支援自力更生进行的建设也颇有成效。到文化大革命时，政治、经济、法制、科学全都乱了，差一点军队也乱了。这十年的混乱，彻底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许多大科学家都有过蹲牛棚的可怕经历。

这一悲剧直到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以后才得到纠正。邓小平有两个非常浅显而又伟大的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在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那时候要提出这两个论点，只有如邓小平这样的伟人才做得到。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本来是不同的两件事。习惯于体力劳动者，不会觉得体力劳动是一种苦。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大脑已经相对地麻木和退化了，同时四肢却比脑力劳动者要发达。脑力劳动者刚好相反，头脑发达而四肢体力相对退化，所以叫脑力劳动者去干体力活实在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惩罚。干同样的活，其中的苦楚要比体力劳动者多好几倍！土地是最公平的，只要你付出辛勤的劳动，就会有相应的收获。但它同时也是最无情的，同样的劳动量，决不会因为你是科学家而让你少做几焦耳的功，蚊子苍蝇也不会认得你是科学家而少叮你几口。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被强迫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所以最低限度地说，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脱离体力劳动，就应该是非常幸福和满足的，应该非常的珍惜并努力去工作来维持这种状况。否则一旦掉进体力劳动的境地，就是噩梦的开始。

经过十年的摧残，文革结束的时候，老一辈中已经是所剩无几了。应该感谢周总理的深谋远虑，为我们留下了很少却很宝贵的几个元老。改革开放以后的1989年，经历了六·四学潮的考验，又是邓小平的铁腕镇住了局面。到九十年代，历尽艰难、饱受沧桑的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正轨，跨上了世界大循环的列车。这时候对中国观望已久的国际社会终于相信中国能够稳定地搞经济建设了，立即如潮水般纷纷涌进中国这块充满魅力的古老土地，因为一个新的市场总是充满着高利润的诱惑。这其中有许多是以前流失海外的祖国精英，据国家人事部的专家说，近十年将是留学回国人员的黄金时期。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又造就了大批国产科技人才。炎黄子孙深埋了几千年的优秀种子终于能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了。

所以，“稳定来之不易”是每个爱国者都应该具有的基本观念，佛语有云：“和平养无限生机（天机）”。没有和平和稳定，能做得成什么事呢？中国已经乱得够多了。

但是，由太极阴阳模式我们知道：正邪善恶，总是相伴存在的，相冲突而发展的，并不以人们美好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这是阴阳思想的一个客观不灭的定律。

在同一个人身上，甚至在自己的身上，即使观念非常的纯洁，也不一定能保证完全按照观念行事，还有环境在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和特殊的环境里，这种冲突可能尤为激烈。

资本主义环境中所有的那一切，也必然会随着开放渗入到中国来，甚至成为更棘手的变种。因为，由于人口问题、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严峻性，使中国的生存竞争更为激烈。

前几天，报纸上登载的一条新闻说，重庆运管部门的三辆执法车在查处非法营运车辆时，竟然被100多辆非法营运的黑车围追堵截，歹徒手持刀棍等凶器准备袭击执法人员，后来在警察和群众的帮助下才脱离危险。暴力对抗运管部门的事，就连以柔弱风格著称的浙江杭州，最近也屡屡发生。还有前段时间查获的湛江特大走私案，都令人触目心惊。因为中国在社会经济制度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操作方式，但是观念和素质还没有完全适应和转变过来。几十年“人治”所造就思想根深蒂固，使人们往往敢聚众与法律对抗。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新闻是；京城一批法轮功练习者围聚中南海闹事，这已经是近期以来的第二次。

这种事情在当前形势下相当的棘手和敏感，因为美国已经屡次在联合国自编自演人权问题上的反华提案，但都屡遭失败，它正苦于找不到借口。练功者闹事，政府如果放任不管，定然会影响社会秩序和人心；如果弹压的话则给了美国一个极好的借口。政府的最好办法是采取“攻心瓦解”政策，但这必须有相当说服力的理由。按照我的养生观，练功是要独处安静的，何必成群结队？喜欢结队，这好像已成了北方文化的老习惯。我虽然从未听说过法轮功这种功法，但我想应该是称它“法轮教”才对，而且是一种邪教。养生练功和宗教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独处的，而后者结群的。

有个电视连续剧，可能名为《御花子》，我偶然看到过一两集。其中一个原本是义和团的老太婆，临死前吩咐她的外孙：要学会自得其乐，不要参加这个帮那个派的；讨饭也不要合群，否则会成为帮派头头的工具和牺牲品。这位老太太的话说得很深刻。宗教本身并无罪过，真正的宗教，都是扬善戒恶、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稳定，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国家实力。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法轮功练习者应该想一想的。我想送给这些人两幅养生格言：

丹田有宝休寻道，对境无心莫问禅；

南海非遥转念慈航即渡，西方自在遐观法界皆春。

上面一段话是我初稿中刚听到有关法轮功新闻时写下的，前文中有些地方穿插的关于法轮功的评论，是后来写作过程中看到新闻时结合文中某些相关的内容写的。这里我想再就法轮功专门写一些感想。如果让我给李洪志看个相，可以总结为八个字：贼眉鼠眼，欲望满脸。

佛应该是没有表情和欲望的，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常识。迷信法轮功的人，大概连这一点最基本的佛学常识也没有。李洪志宣称，他的功力比如来佛祖还要高几十万倍，他的法身遍地都是。我想，既然他的功力如此了得，那么我在这里对他评头论足，他当然应该是了如指掌的，对我做点惩罚也应该是不在话下。我倒很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少功力，所以我在这里郑重其事地宣布：我敢骂他李洪志乌龟王八蛋！看他能对我如何。我敢诅咒任何一个自称法力无边但却尽干些缺德事的人，是依据祖宗的两条教导：

见佛诛佛，见魔诛魔；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所谓“如来”者，乃是“如其本来”之意。但是“本来”的东西是中性的，无是非善恶，就是前面说过的潜意识。中性的东西，如果你引之以善，他则为善；引之以恶，他则为恶。好比一杯白开水，你加入糖，它则显甜；加入醋，它则为酸。关键在于不能加入主观的东西。

禅宗又把这比作放牧，并以放牛的十个阶段来比喻证道的过程。有放还得有牧，但也不强迫他。放是放出潜意识，牧是看管好潜意识，不让它乱来，就象不能让牛羊跑到田里去吃麦苗。

这些年中国的社会舞台上，各路大师神仙纷纷“出山”，你方演罢我登场，好不热闹。但是无论哪一位，都只是“放”的高手，没有一个是“牧”的专家。实质上都是利用练功者求健康心切的心理，不负责任地把他们的潜意识诱导出来，但又不懂其中的运作规律，不加以正确的引导，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常言道：纵马容易御马难。

法轮功导致那么多人出偏的主要原因是：执著有相。五祖弘忍在传衣钵之前，要求门下弟子各做偈子表达自己对参禅的心得。大弟子神秀云：

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

六祖惠能当时只是个火头僧，也做诗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就是以无相破有相。

李洪志给信徒种种恶意的意念，而且不断地强化它们，潜意识当然会承受不了而冲出正轨。潜意识的力量是原始而又强大的，只是由于文明的道德伦理观念和逻辑的框架在脆弱地维持着不让它冲出来。所以即使想利用潜意识来做好事，也得要给患者以良性的意念，并且只能“八分在意，勿忘勿助”。假如放出来的本来已经是一匹野马，还要不断地加鞭，哪有不脱缰冲下悬崖之理！

如果用电脑做个比喻，潜意识好比记录在磁盘上的原始数据，没有经过程序的规范和编排，这其中可能有有用的信息，也可能有无用的信息。假如这些信息跑到屏幕中来，显示的就是一片乱码。对乱码只能用删除的方法，无论其中的信息是否有用，这就是“见佛诛佛，见魔诛魔”的道理。我在初学电脑时，用的是步步高学生电脑。当我后来要把其中的文件转移到真正的电脑上去的时候，所有的格式信息都成了乱码，而文字信息还是保持原样。

我从电视新闻的画面上看到法轮功书籍封面上最显眼的两个图形标记是：佛祖的胸记和两仪图。实际上这两者是毫不相干的，把它们拚凑在一起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两仪图我们前文已经介绍的够多了，它是融合《易经》象数的一个阶段图，是中国老祖宗的一个伟大的专利，而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舶来品。所谓佛祖胸记，是样子如同德国纳粹组织的标记的那个东西，不过前者是顺时针的（中国古代的“万”字也是这个写法），后者是逆时针的。纳粹德国为何要用这个符号不得而知，是否暗示它们是“逆天道而行”的？佛祖的这个标记，其实质是俯视银河系图形的抽象符号。中国的“天道左旋”是仰视银河系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仰观天象”的结果。大概是李洪志找不出更好的理论证据，又要装作非常高深，所以凡是样子有点像轮子的图形都拉到一起来，拼成一个谁也无法看懂的“四不象”来蒙混群众，谎称这就是“法轮”。法轮功在几个大的方面都是与真正的佛教教义相去十万八千里的。

1、它执著有相。而佛教最忌讳执著于有相，认为“无相”才是真实相。

2、佛性实际上是自性，只能自渡。而李洪志教信徒的完全是“他性、他渡”，说穿了就是“李性、李渡”——以李洪志的意志为佛性，只有他李洪志能渡人。

3、实际上，佛教的真意：凡是一切苦修，自残身体，精神错乱者，皆非佛法。

4、佛教讲究与世无争。但是李洪志却常常为了一些批评意见而采取聚众闹事的方式与新闻单位争，甚至与政府部门争。

现代社会，精神压力日益繁重，确实需要一种较好的方式来达到精神上的放松、安慰和解脱。佛教的那套东西，虽然是消极避世为主，但从来没有危害社会的内容和意向。而且方法正确的话，确实可以对身体的健康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实际上也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一大批离退休的老人，可以有较好的方式消遣和保健。

这是我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想法。法轮功事件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一些低层次的、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机会兴风作浪，骗财猎色，甚至搞政治活动，为害社会，影响很坏。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令人吃惊。这至少可以引起我们以下几点思考和教训：

1、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使一部分人落魄失意，这部分情绪要找机会发泄出来。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自私和劣性，使这些人可以不顾大局，自顾谋求私利，甚至不惜为害社会秩序。

2、  政府向来对唯心主义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简单地加以否定。种种迹象表明，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唯心主义几千年来经久不衰，必然有它迷惑人的地方。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在严某人、李洪志之流的鼓吹下，那些信徒身上发生的难以用常理来解释的种种现象。虽然这些现象由于指导者的错误而表现出负面作用，但却说明这其中大有学问。

3、  为了真正有力地批驳它，必须先下决心弄清它究竟是什么玩艺，不让阴险小人随意曲解和利用它来为害社会。军事上讲究“知己知彼”，为什么文化和学术上就不这样呢？在这次法轮功事件中，政府的处理虽然很及时正确，也很有力，效果也不错。但是我发觉主要是靠行政的、组织的、舆论的手段，把它当作一项政治斗争来对待。虽然也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出来批驳，但它们所用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武器，没有专家学者从内行的“技术”的角度对李洪志那漏洞百出的歪理邪说做出有力批驳，即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你不了解甚至精通“唯心主义”，怎么谈得上批判它呢？好比大街上出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怪物，人人都举手喊打，但却不知从何处下手，只好拿个大铁锅把它盖住了事。

4、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大部分民众的文化素质还是很低。佛教来自印度，语言和含义本来就难懂。老百姓有向佛之心而却难以领会其真意，于是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一个荒唐的、漏洞百出的歪理邪说，却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这是为什么？前面已经提到两个原因：一是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存在一个失意的阶层；二是士大夫文化本来与平民就有一个距离，而且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气功和宗教活动之类是被政府禁止的，因此现在需要它们的时候，就成了“盲”。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好是把对宗教和气功的解释权“收归国有”，不让各路江湖神仙信口雌黄，随意曲解它们，甚至用它们来骗财猎色搞政治活动。

第三个原因：如果方法正确的话，气功和宗教的一些修炼确实是有益于身心健康，有益于性情的修养和心智的开发。而且在锻炼的过程中确实会有一些非常奇妙的感受，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心甘情愿地走进那个圈子。但是器质性的病变还得结合中西医的治疗，气功只能起辅助作用，而不是像李洪志说的那样能包治百病，不需打针吃药。

再说中国十二亿人的衣食住行，还得靠国家政府的稳定正常运行，靠科技和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繁荣。如果大家都不事生产劳动，都敲着木鱼化缘，那么柴米油盐从何而来？我们国家对宗教的政策是：不支持但也不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只要不危害社会，都听之任之，有时甚至有意回避。

不支持当然是对的，但回避却不是个好办法，只会使其自生自长，结果是伪气功伪宗教泛滥，最终导致后门失火而穷于应付。

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中国政府能够应付自如，而在国内的小丑面前，却显得有些被动。假如及早面对现实，把真气功从科学角度解释清楚， 伪气功就没有市场了，小丑们也就没有生意可做了。

气功说穿了不过是“调整情绪，保健或康复身体，开发心智”的自我锻炼方法。哪里有那么复杂的什么神仙佛祖作怪，更不可能与政治牵扯到一起。

我的这篇文章，虽然形式和内容上比较杂乱，但中心还是《易经》的太极阴阳思想和它的那套排演规则。按理说，论《易经》是少不了孔子的，他著有专论《易经》的“十翼”。但我几乎很少提到孔子的思想内容，因为我认为它的那套东西无益于科学。以往论《易经》者，正是受到《易经》人文思想的约束，而没有看到它科学的一面。《易经》人文的一面，由孔子发扬光大并由政府推广以后，成为正统。而它内涵科学的一面，反而转入地下流落江湖。当然，儒家的人文观念也并非是一无用处，他其实对社会的稳定起着很大的作用。人们都知道：东方人比较重视亲情和家庭生活，这是一个社会稳定健康所不可缺少的文化基础。

《易经》的科学内容不能被发掘利用，首要原因是未成正统。由此又引发出另一个原因：掌握科学文化技术的人，在观念上不接受被视为“封建迷信”的那套东西；在实践上，它们不可能参禅打坐、调息吐纳，因而不可能有经验的体会，更不可能练出功夫来。因为既然这是唯心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内心接受才能入门的，而且这两者在很多方面都有冲突。如果要研究这方面的东西，最好是有现代科学的系统知识和思想，又对唯心主义有精深的研究和体验的人。

易学三圣人，最初是伏羲观天察地画出八卦，总结于自然，也是以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为主。文王把八卦推导到64卦，虽然是用来推演政治军事的因而加上了人的因素，仍然不失为科学。到孔子注解《周易》，则完全导入人文的轨道，把包容一切的“易”片面地加以理解，使用范围缩小到社会伦理上来。

但是从孔子所著的（本来是文王周公所作）的《系辞上传》中可以看出：其实孔子自己也是知道《易经》的内容是博大无比的，只不过人文的内容更迎合于那个时代的需要罢了，封建需要一种等级秩序。这时候诸子有许多思想流派，儒家不过其中的一种而已，而且是自然科学内容最少的一种。但是它会搞投机，因此运气好。诸子思想那时如果都能流传下来并得到正常的发展，则中华的科学文化真是群星璀璨了。东方玄学中的佛、道、儒三家内容，儒家本应该最具有科学基础，但实际运用中却最无科学色彩，死气沉沉。

 玄学三家，其实是相通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易经》、《道德经》、《金刚经》，可以明白这一点。《金刚经》姑且不论，我也无意阐释佛法。它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空”，能看得声色货利空，看得世间万物空，看得情欲生死空。而后能入真实如来相，无垢净无增减的永生状态。但这种空，并非真空顽空，而是空之不空，不空之空，无相之真相。道家要求清静无为，然后才能达到无不为。“系辞”中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说，无事，则退藏于密，人莫能窥；有事，则随感而应，神智毕现。

这三种法门如出一辙，看来肯定是有其道理的、曾经体验的，不象是凭空捏造。

“系辞”中其实有很多思想都与道家相通，如在描述“易”之博大时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道家说“道”之大，也认为是充满宇宙万物的：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在产生时间上，“系辞”认为“易”在时间产生之前就存在了。道家也说“道”好像在天帝之先存在。

在生成规律上，“易”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像，四像生八卦。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形式变化上，“易”说“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道家说“朴聚则成形，散则为气”。

在转化循环上，“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道家则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如此不胜枚举。

所以说，道也好，易也罢，宇宙中确实存在这么一种科学道理，古人通过各种实践体验到了，又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是这种东西只能感受到，而不能看到或检测到，古人把它叫做“道”或“易”。就像中医说的“经络气血”，是中医的基础，但西医是看不到的。在老子眼里认为是一种“气”，在“易经”那里则认为是一套宇宙运行法则，它规定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灭规律。

“易”有三种含义。一是“简易”，这是繁中取简的归纳法，即从万事万物的具体形态中归纳出最基本的共性和规律。“易”把它归纳为阴阳两画，后天的所有事物都可以由此排演出来。二是“变易”，万事万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易”就是通过一套法则揭示出这种变化规律的。三是“不易”，万事万物虽然千变万化，但其中有个不变的规律，这就是“周而复始，循环无端，生生灭灭”。“简易，变易，不易”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处世方法和原则。

1、现实中的事物虽然纷繁复杂，我们可以找出其源头和根本规律，也就是其中的“道”——比如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之类，而不必晕头转向地纠缠于琐屑之事。这样才能执简驭繁，运天下于股掌之上。

2、找出其中的规律门道之后，用它去对付千变万化的具体事物，自然游刃有余，不至于手忙脚乱。

3、虽然事物千变万化，但是变的只是具体的形态缘由，其中存在着永恒不变的真理部分。好比水有固态、液态、气态三种状态，但是水分子终究是不变的。又比如疾病，在西医眼里，新的毛病层出不穷，新的药物也层出不穷；但是在中医眼里，几千年来还是那几种毛病，还是那一些中药，只不过是排列组合的变化，而阴阳五行是永远不变的。

因此我们知道了生灭循环的道理，就能看得透万物的前生后世，因果轮回。这个“因果”是广义的，并不是仅仅指佛家说的人类的因果轮回，而是万物都有一个轮回。用科学的术语说就是物质的守恒和转化。

“易”言“无思”，道言“无为”，佛说“无相”，听起来莫名其妙，实则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状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气功态。气功的修炼，前面已经谈了很多，归结起来不外乎“三调”：调心、调息、调身，也就是意念放空、呼吸调匀、身体放松。这三方面中最重要的是“调心”，即意念的控制。要把它控制在不阴不阳的中线上，因为这里是0点，是最空之处，同时也就是最广大之处。

《道德经》中有一段话：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是体现道德经思想的一句重要的话，也是各家相通的一种方法。这句话初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矛盾的，实际上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解开这个谜，那就是：让显意识（逻辑思维）无为，则潜意识无不为。好像一台电脑，你打开电源，调整好状态，启动程序，就放心让她去干好了。

修道这就是这样，只调整好身心状态，什么事情的答案都在脑子里出来了。

三家所描述的得道后种种神通，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特异功能——这种东西究竟有没有那是另一回事，还不能定论，也不是本文讨论范围。我个人是趋向于认为有的，不过没有那些“大师”们说的那么容易达到，也没有他们吹的那么玄乎。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遇到紧急关头，忽然会爆发出一种平常没有的能力，有时连自己事后也不相信。人的大脑潜能几乎是无限的，目前只开发了不到10%，如果把它的潜在容量都利用起来，可以装下整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的信息，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人体内蕴藏的能力也几乎是无限的，只是一般调动不出来。

据科学资料，人一只手臂上的肌肉，如果全部向同一个方向用力，可以拉动两吨重的东西，但一般都由于肌肉纤维的运动不一致而抵消了。那么如何达到整齐一致的运用呢？也就是现代说的“有序化”呢？

“心”初生的时候，本来是空无的。以后逐渐占满了外部事物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都是虚妄的，影响本心和真相。所以佛教首先要求人们倒空脑子里装的所有信息，空才有妙用。好比一个瓶子，如果已经装满了水，再也没法拿它去装其他的东西。假如你提着这瓶子的水走路，即使在路上看见了“农夫山泉”或者“贵州茅台”，你也没办法再装了——除非把瓶子里的东西倒掉。瓶子的作用，原来就是拿来当“工具”用的，而不是当永久的“容器”用的。让瓶子随时保持在空的状态，则随时可以装任何的东西。打个比喻：如果你出去拔草，总该拎个空篮子去，而不是拎个原先就装着东西的篮子去。以上是佛家和禅宗的说法。

道家的说法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只是有利，“无”才是有用。《易经·系辞》说：“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智之用，随感而应，所谓‘无卜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杀，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 这与佛家说的“事来心现，事去心空”是同一个道理。可见，佛道儒三家的说法都是一样的。当你想要装东西的时候把瓶子拿出来，装完了就把瓶子倒空，就是这么简单，哪里有那么多形式上的麻烦？

再用电脑来做一个更通俗的比喻：假如任何时候都让内存中占满无用的信息不肯退出来，那么这台电脑还能运算吗？所以内存中的信息，用完了就要倒空，不要怕丢失，硬盘总是有一个完整的副本（备份）在那里。人脑也是如此，其思维中枢是用于运算的，而不是用来记忆的，记忆应该是潜意识的任务，所以脑子越空越灵光。任何事情想完之后就要把它忘掉，保持一种空灵的心态，则大脑工作的效率会成倍地提高。你不必担心真的会忘掉，大脑会把它放在潜意识的某个地方，必要的时候调出来，真正有用的信息是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

我自己对此深有体会：读高中时，由于鼻炎很严重，到了整天昏沉昼夜不分的地步，身体也日渐混乱，我以为高中这三年是白读了。到后来锻炼气功鼻炎好了以后，不但身体比原先强壮了一个等级，读书时我自己以为早就忘了的那些东西一点不少地冒出到脑子里来。所以我写这篇近25万字的长文，几乎没有用草稿，边想边写。

我平时脑子里却是空荡荡的，但是一提起笔来，就思如泉涌，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念头从哪里冒出来。

前人言及《金刚经》的博大，谓“义如虚空之广大，理若沧海之汪洋。先天地不见其始，后天地不见其终”。这与易、道两家之论相通。所以你信佛也罢，修道也好，果真能透彻，其实都是一样的，都能得到结果，超凡脱俗，只在弹指之间。

既可以脱离病苦，又能远离俗欲烦恼。千百年来，诸教各行方便，苦口婆心，点化众生，令其自渡，而众生总是冥顽不悟。现代社会，物欲日盛，苦海日深。烦恼四起，病变百出。生计的紧迫，名业的渴望，理想的追求，更使人迷茫，更需要学会放松和放空。这实在是自我保健的第一要素。我忽然想起了两句话： 

“遍人间烦恼填胸臆，谅迷途众生如何载得起！” 

还是回到养生的话题上来，中国的养生论中，有一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性问题”，中国祖宗的术语叫“房中术”。因为在实践上我自己还是个门外汉，没有切身的体会。这又是个敏感的问题，写这个话题恐怕被女孩子们所不齿。几次想删掉这一节内容，但是总觉得不完整，还是抱着打光棍的决心照直写吧。好在是做学问，不是写小说，总不至于招徕什么闲言碎语，生出什么桃色绯闻来。

这个问题在道家养生论中其实占了很大的篇幅，但是大多为一些具体的描述，而且很多是不科学的。《内经》中也从医学的角度论及，比较合理一些。中国一直都对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忌讳，视为禁区，尤其是作为正统的儒家。因为他们也知道，性是一种原始的力量，有时甚至是反伦理反秩序的，不容易对付，但是不同时期忌讳的理由和动机是不同的。到了宋朝的儒家那里，更是发展到极端，要求“存天理，灭人欲”。甚至危言耸听什么“万恶淫为首”，我们一般都批判宋儒这种泯灭人的自然和天性的思想。

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还真是宁可没有人欲，比如说当人欲在不该发生的时间和场合里发生，而你又无法制止它强大的力量时。因为既然是天性，就是中性的，不分善恶的，不受伦理约束的。它只受环境的诱导和生理本能的左右，而不管你是否尴尬是否适合。在适当的环境下，脆弱的伦理观念是很容易被冲破的，乱伦行为的罪魁祸首往往就是特定的环境。

知道这个道理的话，可以避免很多的尴尬或麻烦，办法是不进入自己认为不妙的环境。借用一句古话就叫做“危帮不入，乱帮不居”。一旦进了那个环境，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自己解脱的，最终会结出恶果来。

我这里有个小小的例子。《钱江晚报》99年7月21日6版“国内新闻”：

正在广西南宁市读中学的年仅16岁的莫小姐，7月4日下午与同学一起到南宁市南百“微笑堂”购物，共买了五六样东西。出来时发现一瓶力士沐浴露没有交钱，两名保安立即把她带到一间封闭的办公室，关上了门。

开始，一胖一瘦两个保安要她把身上所有东西都掏出来。她掏出身上所带的寻呼机、钱等物品，他们还问她怎么证明身上没东西了。她撩起了身上的衣服给他们看。这时那个瘦子站起来说：“你不脱光，我就过去帮你搜”。她噙着泪水求情好几次。胖子说：“我们只是例行公事，不然我们强奸你，你也没办法”。她转身脱下衣服，只剩下文胸和内裤了，他们还是不放过她。她忍泪脱下了文胸和内裤，两名无耻的保安还命令她转过身来面对他们。足足有两分钟，她实在受不了那吃人的目光，就把裤子穿上了。

莫小姐以为这样可以放过她了，这两名保安又开出两个条件：要么交300元钱私了，要么就到派出所罚 500元以上。莫小姐没有答应任何一个条件。事情发生后，两名保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他们以莫小姐盗窃为由向派出所报案，但是这两名无赖却隐瞒了其中强逼少女脱光衣服和要钱的细节。

看了上面这段新闻，我们都会对这两名保安的无耻和贪婪感到气愤。稍有法律常识和公众意识的人可能还会提出一个质问：是谁给商场的保安这样处理事情的权利和环境？为什么不设置一个透明一些的环境？谁知道两个无赖是第几次干这样的勾当，“白相”了多少女孩？

但是我反过来问：如果当时你是那两个保安呢？你会怎么样？

那样的环境和场景，换上我是不可能那么高尚的，毕竟能够“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是很少的。意识深处的邪恶成分每个人都有，处在阴暗邪恶的环境，就会诱发出来。

我拿这件事做几句评论，并非是对人家小姑娘幸灾乐祸。而是想佐证前文的一个观点：环境有时候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而不是遗传。在那种环境下，往往是心不由己的。所以老子《道德经》第二章第一句就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认识同时也就产生了，那么针对于美的丑恶行为也就难以避免了。因为有了对立、比较和取舍，就出现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客观现实。人人都喜欢追求美好的事物，实际上事物本来是中性的，如果要做出分别，肯定不可能全部是美好的，而是美丑对立存在的。

老子《道德经》中有句名言：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有时候美好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好事，比如封建社会重男轻女。但是杜甫《兵车行》中却发出这样的感叹：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当然杜甫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如果男子都出征去了，哪里还有比邻可以嫁呀？除非是四肢不全的，这样岂不又是“美丑相伴，因祸得福”了吗？

修道者的眼里应该是没有对立的观念的，而认为万物都有情性，故应该博爱万物。因为修道者要求处在太极的状态，而太极本身并无分化和对立。但是有几个真正达到了这一步呢？这样的生活是否太寂寞了呢？人们还是喜欢在对立的环境中享受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烦恼悲欢，实际上都是人自造的。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至少可以看得开一些了，而不必强求十全十美。就像一首小诗所说的：月圆是画，月缺是诗。

既然是生在对立的七彩缤纷世界，爱美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万事都有个“度”，也就是分寸。好比行星不可偏离轨道，为人不可偏离中道。修身是如此，做事也是如此。偏离了任何一边，都会受到对立的另一边的反作用力。 体现在人性上就是不可以贪婪，否则连应有的也将失去。就说这两个保安，在人性上是贪婪，在谋略上是低智商，在法律上是半法盲。他们也知道强迫人是有罪的，甚至也知道封闭的环境是容易引发邪恶的。假如不贪婪，能够适可而止，则神不知鬼不觉地白占了便宜，这事也许永远成了秘密。他们却恶人先告状，还想弄到金钱上的便宜，自然要遭到对方的反抗。如果这两个保安有点修养和品位，应该知道这少女的胴体岂是区区500元钱可以看得到的！要是我出500元钱想看看他们的妹妹的裸体，他们会怎么想？有时候需要将心比过。假如每个人都有正常幸福的家庭，都有父母兄弟姐妹，那么这个社会的邪恶会少很多。制造和产生邪恶的，往往是那些家庭和人格不健全的人。

世界上最美的东西，莫过于纯白的画——虽然这只是理想中的存在。这两个保安前世修了福，竟然无意中被他们欣赏到了。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画，恐怕毕加索也画不出来这样的杰作，而且是活生生的动画。但是他们却不知什么是真正美丽的画，好像价值连城的宝贝，却被他们拿去兑了几斤老酒喝。

所以美的事物也要在爱美的人面前才显示出它的价值的，也就是相对的。这张画美就美在其中的情景是纯白的、自然的、无意之中形成的。孩子的观念和大人不同，那女孩子以为两个保安真的是想看“赃物”，因而无意中展露出这人间最美的画面。如果被搜身的是个老妓女呢？她也许会大大咧咧地主动脱衣宽带，并反过来对两个保安敲竹杠：怎么？想看看老娘赚钱的宝贝？来来来，500块钱，让你一次瞧个够！我想那保安总不会花一个月薪水去揭一个“陈年烂醋坛”，看一幅“残花败柳图”吧？

美人或者美景，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当你遇到了的时候，最应该珍惜和爱护，因为这是你的缘分，只有傻瓜才会去破坏与自己有缘分的东西，因为那等于破坏你自己生存的环境。这就是老子说的“往而不害，安平泰”的意思。

女孩子最可爱的年龄是七八岁到十七八岁，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最纯真，她们的情感是无价的，足以感动和引诱任何一个大男人。但是同样面对这样的美丽纯真，有的男人是去占有破坏，有的则是爱护和欣赏。这一个时期的女孩子的爱才是真爱，没有观念之偏，没有成见作怪，没有功利因素，是最真实的，不像大人的爱太多外在的因素和虚伪。所以一个小孩子喜欢我，我会认为她（他）是真的喜欢我而感动；一个大人喜欢我，我必须找出很多理由来使自己相信她的真实性，甚至要从经济的角度计算。我自己经常承受小孩子这样的错爱，而且深深地被感动、惭愧和不安。小孩子看的都是外表和形式的美，也许我的外表还是有点人样的，或者说我的生物场（气场）还是比较纯正的。但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相应的内涵，真正在内心上是一个正人君子或者真正的英雄好汉，而不是徒有其表的草包甚至禽兽。真爱只在于少年，慈爱在于老年。中年人是没有多少真爱的，有的只是生存竞争，欲望的困扰。所以当你要找一个成年女子一起过日子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共同生存的终身协议，最好不能再有浪漫了。

性本来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是天生的，所谓“天性”。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两性，人只不过其中的一种。封建统治者要把这本来很自然的一个问题说得很神秘很龌龊，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假如性是龌龊的，那么封建统治者自己为什么总是三宫六院乐此不疲呢？

唯一的解释是：性的自然，必然要引发人性的自然，而这就不利于封建统治秩序。所以要把她说得很神秘很龌龊，并以虚伪自私的礼教来束缚思想和人性的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束缚了人们在科学上的创造性，因为人的思想言行时时处处要受一套无形框框的约束，就象前面比喻的装满东西的篮子，则其思维如何能自由自在地驰骋呢？那时候的皇帝当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其他的国家，当然不会去考虑这种禁锢政策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的国际竞争，只要国内稳定就万事大吉了。

在原始氏族社会，曾经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是女人领导男人的，叫母系氏族社会。因为那时的劳动分工是照顾女子的：女人干采集野果之类轻松的活，男人则捕鱼打猎。采集的收获比渔猎更可靠稳定，所以女子在氏族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到后来出现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男人在生理和体力上的优势决定了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地代替女人起主导作用，于是就“阳长阴消”了，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

到了封建社会的时候，妇女的地位已经到了从属于男人的地步。这主要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弄出了一套“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制度来束缚人们的思想，严格规定人们的行为和等级秩序。

这其中受害最深的是中国妇女，不仅在观念上被灌输封建礼教思想，扼杀人性与自然，更骇人的是在生理上被残害和束缚：这就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裹足陋习。

人体的自然构造都是造物主经过精心设计的，但是人们却把好端端的一双脚弄成半残废，还美其名曰“三寸金莲”。这种陋习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逐渐革除，这要归功于新文化的运动。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有很多留着这样的历史见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国粹和古董。

那么这套纲常伦理的来源和依据是什么呢？

就是被孔子曲解了的《易经》！

周朝末期，奴隶制度开始瓦解，天子分封诸侯，削弱了中央集权，最终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荒淫昏庸的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一笑，竟数次点燃了烽火——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相当于现在拉响了空袭警报。堂堂皇帝演起了“狼来了”的小孩子闹剧，结果最终完玩了自己的性命，也断送了周朝八百年江山。

世袭皇帝的弊端由此可见一斑。那时候白痴也是可以当皇帝的，如晋惠帝就是个白痴。又黑又丑的皇后贾南风又偷汉子又干政，国家岂有不灭亡之理。历史上后宫干政的似乎没有一个是好的结果，用《易经》的术语来说，就是“阴阳错位，乾坤颠倒，天地变色”。女人被封建礼教压惯了，跳出来的这几个就特别的厉害。比如慈禧太后，她竟然把皇宫中所有龙凤呈祥的雕刻都刻成“凤在前，龙在后”，要让凤来压迫龙。难怪她宰杀军机处的八个大臣竟然眼皮都不眨一下。还有乐不思蜀的后主刘禅刘阿斗，就是再来几个诸葛亮辅助他也无济于事。

民间传说，裹足的陋习是源于商纣王时期的妲妃，也就是《封神演义》中的那个。据说此女是个雉鸡精，只有三个脚指头，所以裹足以遮丑。母仪天下的皇后如此，自然天下女子都难免争相效仿。我想这种传说是不可信的，商朝是奴隶制社会，那时候女人还是要干活的，应该是大脚婆娘。四书五经中《礼记》就是记载封建礼教制度的，可能从《周礼》为开始，因为周朝是封建制度的开始。周朝后面是春秋，孔子就是这一时期的人物。孔子解释礼教，依据的就是《易经》中的思想。但是《易经》本身既可以用于自然科学，又可以用于社会科学。它的最基本工具是阴阳两个符号，分别用连线和断线来表示。这连线号和断线号，精确地用于数学，就是二进制的0和1；用之于物理就是电路的通和断；用之于化学就是氦和氢；用之于生物学就是嘌呤和嘧啶等等。

但是孔子却从模糊的象的角度曲解阴阳，这一思维定向误导了中国科学文化几千年！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根源也在这里埋下了。他说阳线代表男，阴线代表女，这本身也没有错，但是由此推导下去必然得出一套“男尊女卑、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人伦关系的结论。

自然界中确实是阳在上主动，阴在下主静的，封建统治者可能自己不一定想得出这套东西。但是一经孔子点明，他们就如获至宝，倍加推崇，以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自己功成名就，进了庙堂当了圣人，可是害苦了中国的女同胞。

我想向孔老夫子请教一个问题：《易经》中真的说过天尊地卑吗？

绝对没有！《易经》确实把宇宙的某一阶段分为阴阳二元，但是并没有定出尊卑，而是说阴阳是互根互补的、互生互变的，完全是平等的。阴阳的区别在于性质和功能的区别，并没有地位的高低区别，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太极图就知道了。图中的阳鱼并不比阴鱼大，也没有上下高低的区分，而是旋转的圆图。

反过来说，如果阴阳鱼有高低大小的区别，那么这个图就不能平衡和谐。用语言来表示就是：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生于阳，阳长于阴；道具于阴，而行乎阳。

我们回到原话题，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这种观念，在表面和公开的场合就必须装出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看不起妇女，决不提倡和宣扬自然正确的性观念，而在骨子里却个个都是色鬼淫棍。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号称后宫佳丽三千，官僚士大夫三妻四妾，就不想一想这样几乎是剥夺了这些女子一辈子的正常人生幸福。有的宫女从十几岁进宫，直到老死也不知道皇上长得什么模样，而宫中的太监又都是被去了势的假男人。假如自然界中阴阳都如此搭配，宇宙还能够平衡吗？

在自然界中，情况刚好相反，相对来说雌性比雄性具有更多的优势，而且总是以雌性为王的。比如动物中，往往是几个雄性同时追求雌性的，而且雄性必须有些真本事才追得到对象。蜂群和蚁群中，总是雌性为王；植物中，也总是很多雄蕊同时给雌蕊授粉。因对于生物来说，繁殖后代是他们最大最重要的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关键角色是雌性。更进一步说，雌性可以没有雄性而繁殖，比如动物的孤雌胎生，植物的单性生殖，雄性行吗？如果没有雌性，生物将会灭绝。当然这也不能说是女尊男卑，只是分工不同。

但是无论封建统治者怎么禁锢，食色毕竟是人的天性。卜丘伽在《十日谈》中说了一个故事：一个男孩子在家里从来没有见过女人，父亲天天给她灌输“女人是祸水”思想观念。后来父亲带这个男孩上街，那男孩眼睛总是往大街上的女人堆里张望。父亲就吓唬他：那是绿鹅！孩子马上高兴地说：爸爸，我要买一头绿鹅带回去。

中国封建社会，性观念一直被压抑，结果导致了变态的发展。尽管政府搬出了许多“烈女”作为榜样来宣传，为她们立贞节牌坊，但是更多的女性私下宁可要一个丑男人，也不要一块光彩的牌坊。于是才会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凤求凰》的大胆表白，有《西厢记》中张生会莺莺的动人故事，《牡丹亭》中杜丽娘“无计度芳春”的牢骚和自己作画顾影自怜。当然，也有自愿恪守妇道的贞节烈妇，那是受封建礼教毒害之深，以至成了牺牲品，实际上如果把这种精神用到任何有意义的方面，这些女子都有可能大有作为。

据说有一个女子就因为手指不小心被男人碰了一下，她就自己把手指头剁了下来，听起来比现代的黑帮还要残酷。这就是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连拿东西也不能互相碰到手。这样一来也造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方便。像皇后公主生了病，请太医来看病，太医都是男人。看病要切脉，切脉就要碰手，但是金枝玉叶是不能随便碰的。怎么办呢？好在聪明绝顶的中国人想出了“悬丝诊脉”的高招：把一根丝线的一头绕在病人的手腕上，另一头交给医生拿着，医生就从丝线的细微震动中来感觉脉搏。这可是一项只有中国人才想得出来的绝活，又是一种国粹了。但是这样毕竟不准确不保险呀，难道规矩比生命还重要。

封建礼教害苦了不知多少中国女子，这其中孔子难辞其咎。当然我这里只是学术上的争论，与文革中出于政治背景的“批孔”是不同的。文革中那种批孔其实是一种无理谩骂。记得读小学时，课本里经常有这样的内容，说“孔老二（孔子名丘字仲尼，排行老二）看不起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这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还把他和林彪牵扯在一起。孔子是知识分子，付出的是脑力劳动，相当于现在的博士生导师。他的学生都可以当教授的，他当然不用去挑大粪。文革中让很多大科学家去蹲牛棚，那才是对科学文化的最大破坏。

中国封建社会瓦解后，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方面是大清的臣民，另一方面又受着列强的压迫和欺凌。这一阶段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卿卿我我的男欢女爱几乎是一种奢望。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没日没夜地修水库造公路，也没有那份闲心花前月下。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更不允许资产阶级情调。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股潮流才像洪水开闸猛兽出笼泛滥起来。

正是 “压之愈深，发之愈烈”，中国人被压得太深了，所以一旦解禁，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刚刚被解禁了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特别浓厚，这就给黄色出版物一个极大的市场，这是一个让政府伤透脑筋的问题。而且这种事有个“逆反心理”，越是禁止，越有神秘感，兴趣越浓。真正对此感兴趣的，恐怕是以青少年和文化层次低的人为主。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一是兴趣较广，二是事业竞争激烈，不可能把所有心思往那里去。了解祖宗文化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基于生理学基础上的那点性描写，在中国道家房中术和一些荒淫皇帝那里，真是小巫见大巫，做小学生都不够。

真正危险的人群是青少年。十五六岁到二十几岁的这一年龄段的人，是对性问题最感兴趣，欲望最旺盛的。但是这个时期虽然生理成熟，心理远远没有成熟，独立的生存能力也还谈不上，甚至基本的学业都还没有完成。纯粹由于生理的原始冲动，是不稳定的、幻想性质的，而社会对这一方面的教育很少。这样的结果是寻求发泄，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向内寻求自我满足，二是向外攻击对象。但是第二种方式的机会毕竟很少的，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少的，而且也不方便，还要危害社会。所以第一种方式就成了合理的必然的途径——这就是手淫。以往的宣传都是把这种方式说成是羞耻的有害的，人为地造成青少年的恐惧和紧张心理——实际上这才是真正有害的原因。手淫本身并不象宣传的那样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对此形成的心理压力。宣传往往把手淫认为是羞耻的事，说以后会做不成爸爸，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反自然观念。我不能想象一个生理成熟的人能够压抑性的冲动一直到结婚，这中间至少十年，那样的话身体早就出现很多毛病了。按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潜意识中的性意识的正常表达是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内经》写到人体发育时，说女子二七十四岁就“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男子十六岁“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成熟就必须发泄，这是生物的常理。想发泄，又不能危害社会，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我满足。假如再对这条路设置一个障碍，那么性能量就处在四面楚歌之中，那就完蛋了，身心都会压坏。所以自慰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每一次的冲动都想找一个真实的对象来发泄，那才是不可想象的危险事情。

手淫的不良影响当然是有的，但是并不严重。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是如果没有相当的克制力，会过度沉迷，因为这种方式太容易完成了。

二是性中枢往往有一种惰性，习惯于手淫之后，当真结了婚，正常的勃起功能反而退化。

因为手淫动作是不需要充分勃起就可以完成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条件反射，依赖于外部的强刺激而自身内部功能则弱化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正常性生活，适应以后一般都可以恢复的。至于前一种问题，我认为过度地刺激性中枢使之兴奋，会使之疲劳。同时相应地抑制其他区域的兴奋，造成不良的漩涡，感到万事俱无兴趣。二是消耗体内物质太多，不利于身体。

医生往往从西医的角度说“精液中只有一些果糖之类的普通物质，无碍于身体”。民间所谓的“一滴精，十滴血”的说法固然是不科学的，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精是精微物质，虽不是血，但却是营养物质，是构成血液的原料，否则它就不可能营养精子了。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生理的成熟和心理、社会经验的成熟已经日益脱节，至少错开了十年。古代女子十三四岁就做了妈妈，男子十五六岁就做了爸爸，这个时候虽然具备了生育能力，但是还没有成熟，所以是不科学的。在现代社会，除了生理成熟以外，其他条件都不够格：年龄够不到，学业未完成，谋生能力不具备，职业、物质条件不具备。现代社会还有越来越晚的趋势，城里现在有的男青年三十几岁还是单身，女子三十多岁单身的也不少见。如果仅从生理上来说，这同样是不科学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男人性欲旺盛期应该是二十几岁左右，拖到三十几岁才过正常的性生活，早已是疲惫不堪了。这就造成了二十几岁的男青年旺盛的性欲无处发泄，有很多就成了社会犯罪因素，而同时三四十岁的成熟女子的性欲得不到很好的满足。正常的性生活对一个人的生体健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一般不懂养生修炼的人，健康的性生活更是他们保健的灵丹妙药。

三四十岁的男人是社会支柱，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整天疲于生计。生计当然是无可争议的最重要内容，与它相比，性生活毕竟不过是一种原始的东西，虽然可以起到调节和消遣的作用，但只是人生中很小部分。而且真正的爱意在于其它更广阔的内容，并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可能最深爱某个女子的男人，反而最不愿意对这个女子的身体（性）动歪念头。因为那似乎太俗气太浅陋了，女人吸引男人的内容要比纯粹身体多得多、深刻得多、高尚得多。有时候看到电视文艺节目的一些镜头中出现一个气质绝佳的女子，常常会被深深地震撼，像贾宝玉那样由衷地感叹：世间竟有这等尤物。这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高尚的努力奋斗的动力。

由于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电脑成了众多工作领域的必备工具。长久的沉浸于电脑会使性欲衰退，有的爱电脑而不爱娇妻。女子其实在七八岁时就有了朦胧的性意识，她们的性欲几乎是无限的。她们真正可爱的年龄是七八岁——十七八岁，但是仅仅可爱而已，社会的要求，不是和生理的成长同步适应的。

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日趋激烈，其中受教育的时间占了人生很大的比例。读完初中已经是古人做父母的年龄，但是在现代社会却还是什么事也做不了的小芽儿，只能算是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到高中、大学毕业，已经是二十四五岁，但这时仅仅是知识上勉强算成熟而已，在经济和社会经验上并不一定能独立，还有就业的压力和每天应付不完的各种新知识和新信息。以前，不识字的人叫文盲；现在，不懂电脑的人叫文盲；据说，将来的文盲是：不会主动寻求新知识的人。但是知识是日新月异、没有止境的。西方白领目前流行这样一条“知识折旧”定律：一年不学习，你所拥有的知识将折旧百分之八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甚至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概念，即一个人的教育不能只限于人生的某一个时期，而必须终身接受教育。日本和美国都颁布了这方面的法律，旨在推动国民的终身教育。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上班和上学同样的重要。这就难怪现代都市中大龄青年越来越多，而越是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山区，结婚生孩子就越早越多，但那却是不符合优生学的。

对于成年人来说，性问题更是一个重要而不可避免的问题。除了饮食起居的调节，古人养生途径一般还有两条：一是练功，二是性生活。但是真正对此内行的是那些专门的修炼者，一般老百姓并不怎么懂。

以前民间有给生病的男人娶亲圆房的习俗，叫冲喜。就是说以性生活来冲动病人的气血经脉，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不掌握病人的体质和分寸，结果会适得其反，酿成悲剧。练功的养生方法前面已经有许多介绍。以性生活锻炼身体，这是中国道家的主修课，叫做“房中术”。这方面的书很多，即使象《黄帝内经》这样比较正规的书中，也有很多篇幅论及这方面的内容。皇帝专门有好多这方面的家庭教师，如“玄女”，“素女”，“采女”，容成子，广成子等。本文的主旨在于以古文化的精粹阐释现代科学原理，不在于古文化本身。中国古文化浩如烟海，不可穷尽，仅仅道藏就是一个博大的体系。唯有究其最初源头，方能提纲携领，用之于今。

东西方文化形成两种不同风格的体系，似乎也是天意，正如天地阴阳之两仪，各具一端。而近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正如太极的运转，两仪的冲动，结果是否衍生出更多元的文化呢？比如说四元的。还是融合为一种混同的杂种？中国古文化中原本有精深的科学道理，但是竟未能形之于数理化，用之于科技，以至于西学东渐，也是常理。然而终究是大而简者内够容下小而繁者。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最大区别是：中国文化是分不清门类的，也不分门类的，科学就蕴含在文化中。比如上面的性问题，按照西方科学应该列为性生理学。中国不是这样的。房中术不仅是性技术，其中还融合了中医治疗、气功养生、哲学思想等庞大的内涵。

所以中国古代没有特别的专家，只有杂家。一个真正精深的中医既是气功养生家，又是精通易、道阴阳的哲学家，还有可能是方术道士或者玄门高人，中国历代的一些大医家都是如此。

从形式上来说，最简者莫过于中国的太极阴阳理论，最复杂者莫过于现代科技中的电脑。而内涵原理上刚好相反，最深厚博大者莫过于太极阴阳，最简单者莫过于电脑。从前面关于阴阳、二进制与电脑部分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最简者与最繁者其实是相通的，只不过同一种机制在两个不同方向上的体现：一个是从微观具体的角度，一个是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好比站在长江的源头水尾，各据一端。既然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其实是不可以分优劣的，总是以互补为好，折衷为妙。如果能够以简驭繁，则繁不为繁了。电脑的作用可谓很大，结构复杂，工作精确。但是近年来病毒问题经常困扰它，防不胜防，还出现了专门的扫毒公司。这里附带提个问题：在商业机制下，如果扫毒公司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故意制造或传播病毒呢？那就不妙了。而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难保不如此。就像有些开轮胎修理铺的人故意在公路上洒钉子，或者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玻璃商巴不得下场大冰雹，把全城的玻璃窗都砸个稀巴烂。所以扫毒公司最好应该成为国家专业技术的事业部门，而非盈利性的私营公司。

佛是非善非恶，二性本空的，是太虚无极的状态，也就是0的状态，是一种“无元论”。中国土特产的道家，本也是“抱朴守一、归根复命”的思想，也就是1的状态，也应该是无善恶的，理论上是一种一元论。但是落入江湖后，被术士们衍化为阴阳二元论了。这就必然产生善恶正邪之分。所以阎罗王座前手持朱笔的文判官，怀里的“阎王账”上就写着“善恶分明”了。武判官的职责可能就是勾魂夺命。到民间事务中，就有了四时、八方、六十四卦，越来越精细了。到了现代科学的电脑上，精细到千百万比特，也就相当于千百万卦了。这种进化是很明显的。相比之下，佛道皆为退化，而且佛退化得最彻底。我的经验是：养生当退，为业当进。

按照易理中有无变化进退的观念，无中生有为之造，看似为进，实则为退，是阳之退，看太极图的左半个就知道了；有归于无为之化，看似为退，实则为进，阴之进，是同样道理。

我是信佛的，又是修道的，本应无所谓善恶进退。但是佛家也有“世间法”，能进出世间方外，度人无碍，方为真正的得道。但我是达不到那一步的。因为我在现实中仍然改不了疾恶如仇、从善如流的天性；更改不了同情弱者，行侠好色的人性；也改不了热爱生活，积极上进的本性。也就是虽然看清了道路，却又徘徊在路口。

李洪志鼓吹的“末世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相信？因为人类确实遇到了许多难题，但是这不正是锻炼人的生活意志、显示人的创业才华的很好机会吗？乱世比太平盛世应该更有作为。明哲保身的人，可能信奉“国无道，士则隐”，以苟全性命于乱世。我想如果是真英雄，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乱世搏击，救黎民于水火。 

现在的世界，人脑和电脑恐怕是两个主角。但是，就像演戏，有主角就会有配角，侵害人脑的毒品和破坏电脑的病毒就是两个凑热闹的不怀好意的配角。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或技术人员，不可能从技术的角度给出什么良方妙策，本来没有理由关心这类问题。但我有善心正念和对佛旨道术易理的理解，凭此想从根源处唤回迷失的人们，使他们不再为恶，这也会对社会有一些意义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麻木的国人，首要的不是医治他们的身体，而是唤醒其灵魂，这比强健的身体更重要。

毒品的危害之大，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泛滥面积之大，同样令人吃惊。据资料，全球吸毒人数为2—3亿，上瘾者为5000万。吸毒的最终结果是疾病、死亡、贫困、堕落，好比人类这个大机体身上的癌细胞扩散。如果不加以制止，总有一天会妨碍整个人类机体的正常运作。所以如果人类有一天真要毁灭的话，那么毁灭人类的将是人类自己。

毒品的大概作用机制并不复杂：脑垂体本来能够分泌一定量的兴奋物质来维持人体的正常情绪，但是由于外部环境的烦恼和压力超过正常的范围，意志薄弱空虚的人就想寻求外物来刺激精神。稍微好一些的是求助于歌舞娱乐之类，稍微差一些的则抽烟酗酒，最糟糕的就是吸毒。

这种东西一旦沾染就会上瘾，而且象观音菩萨给孙悟空戴的头箍，再也无法挣脱开。吸进去的时候，由于兴奋物质的浓度远远高于正常分泌的浓度，所以无比的美妙快乐，而贪图快乐是人的本性。但是这种外部吸入的兴奋会抑制人体自身正常分泌的功能，因而失去自身调节情绪的能力。久而久之，就会对药物产生一种依赖：必须经常性地从体外摄入药物以维持体内兴奋物质的平衡。

又因为这种药物深入中枢神经，会损害中枢神经的功能，一旦上瘾则产生精神依赖，难以摆脱。它扰乱和破坏机体的正常功能，所以身体的抵抗力会越来越差，直到并发多种感染而死亡，所以吸毒的人还很容易得艾滋病，因为它已经破坏了造物主赐给人类用来抵抗环境侵袭的那张无形的天然屏障。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药物能对由此产生的毛病有很好的疗效。唯一的预防办法是：千万不要涉入这个危险的陷阱。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有一个充实的、自足的精神和平衡的心态，家庭生活的美满应该是最好的良方。现在很多西方人士都认为，东方的家庭伦理观念非常有利于身体和精神的健康。

上面是从吸毒者这方面来说的。从贩毒者那方面来说，就更加复杂。但是有一点，据说大毒枭自己本人都不吸毒，他们为的是追求高额的利润。一些小贩子最初是自己吸毒，到后来为了维持吸毒的钱，就以贩养吸，这会象瘟疫那样加剧蔓延，造成恶性循环。毒品中的海洛因，价格比黄金还要贵五六倍，不仅大量消耗社会财富，还给社会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包袱——上瘾的人。

对于贩毒，国家的政策是严厉打击。目的是为了禁毒，这没有错。但从效果上来说，不一定好。打得严，则毒品货源少，价格和利润更高，更会有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打不胜打。假如从禁毒这个总目的出发，是否可以在弹压的同时另一手采取“招安”？以便来个釜底抽薪，断掉货源。好比中医治癌，除了杀死已经生出的癌细胞，还要断绝产生癌细胞的机制。具体来说，生产毒品者也是被生计所迫而走上这条路的。金三角就有一支制毒人马，原来是二战时国民党入缅甸作战部队的一个师。后来因为大陆解放，就留在那里种植和制造毒品谋生，他们拥有正规部队的武器。

有一点是可以推测的：他们自己肯定不吸毒，否则他们不可能使自己的群体繁衍到今天。假如政府让他们都有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幸福的家庭生活，则谁愿意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冒险行业？制毒最终也不过是为了衣食住行，假如有另外的好办法解决生计，他们何乐而不为呢？西方的大毒枭中，就有一些向政府自首的，条件是保证不伤害他们。中国在解放战争结束后的那段时间，当然是不会允许国民党残匪回到祖国的，一是因为政治上的坚决对立，二是那时自己国家也还很穷。但是那时还不存在这么严重的毒品问题。

上面是从祖宗的思想出发采取的禁毒策略。另一种毒是电脑病毒。这种病毒侵害的对象是目前和今后人类最亲密的朋友和助手——电脑。对农村里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种东西还很陌生。但是现在城市里如果没有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对它依赖很大的高科技领域和政府的相关部门，这种毒比一般的病毒更可恨也更可怕。一般病毒侵害的是个体，比较明显，也容易隔离。这种病毒比较隐蔽，而且侵害的是网络，扩散速度快。前不久CIH世界性的病毒爆发，全球有70多万台电脑被破坏，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令相关专业的人“谈毒色变”。而且现在各种各样的病毒有层出不穷的趋势。电脑病毒比起人体病毒和毒品来，具有超时空的特点——不受时空距离的限制，可以在瞬间完成，并能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我们可以这么想：两毒的侵害对象都是脑——人脑和电脑。由于脑是控制中心，所以脑的损坏是很可怕的，会造成由此控制的其他实物系统混乱，并且由于系统间的相关联系而产生连锁反应，这也是一个人类自我毁灭的潜在因素。

比方说，假如俄罗斯或者美国总统的核按钮运用的电脑控制程序出问题呢？结果会怎么样就很难预料了。

但是反过来想，种植和贩卖毒品的是人，制造和散播电脑病毒的也是人，所以应该从人的问题上下功夫。CIH这些人为什么要制造和散播病毒？怎么样消除这个因素？只要解决人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病根。如果仅仅从技术上被动地应付层出不穷的病毒，永远也没有结束的时候。木马程序、梅莉沙、CIH、以及最近刚出现的癞蛤蟆。

贩卖毒品者得到的是金钱利润。那么制造电脑病毒的人得到了什么呢？制造电脑病毒者无利润可言，反而要贴进去时间、精力和成本，所以他不是为了钱。

那么世界上除了钱、美女，还有什么是人们向往的？名气、风头。孔子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少年好色，所以少年之人，诫之在色；中年之人追求功名，所以中年之人，戒之在气（名气）；老来爱财（生活费），所以老年之人，戒之在财。制造病毒者是对社会不满，所以弄个恶作剧来发泄一下。究其最终的原因，还是生活不顺利发泄郁闷和不满，或者太顺利因而精神空虚无聊——这点上和吸毒者相似。比如说CIH病毒的制造者，本来是台湾的一个大学生，叫ChenIngHao ，他当时制造出这个病毒，可能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念头：吓！这么臭的水平也在那里称电脑工程师，让我来和你们过几招玩玩。结果这小子制造的魔鬼飞出来后，连他自己也无法逮住了。谁是那个聪明的渔夫？

既如此，那些怀才不遇甚至落魄的大学生，都是潜在的危险因素。说到底，破坏之事举手之劳，瞬间即可造成的，要比建设容易千百倍。假如有一个人破坏，就得有成百上千个人来修理建设。古人说：儒以文乱法，武以兵犯禁。现在的电脑工程师们还可以用程序来捣乱。

现代社会无所谓文臣武将，却有可能很多人才生活不得意，以至“人才以知识技术扰乱社会”。所以从策略的角度来说，招安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水泊梁山的108位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却受政府种种迫害，被逼上梁山。即使是这样，最终还是愿意接受朝廷的招安。报效朝廷，为国家建功立业，这似乎是每一个受中国文化熏陶的豪杰共同的愿望。甚至在这个愿望破灭了之后，也羞于落草为寇，因为这是不符合儒家光明正大的功名观的。所以宋江、卢俊义都是被梁山好汉强抢上山的。

政府可以这样规定：如果有谁认为自己有哪个方面的真才实学，可以公开与政府相关部门的现任人员比试，胜者可以破格录取为该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并给以优厚待遇，让他吃皇粮。这样能保证网罗到政府里的都是国家当前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可以免去一些真正怀才不遇者的私下捣鬼。要是都象姚晓红那样的人当法院院长，那么不要说精英们，就是我也不服气的：这混蛋享受了远远超过他的资格的待遇和地位，却不懂得报效国家和爱护民众爱护部下。那老百姓生活还有什么盼头，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坚持过那种本来已经是最底层的生活，不如反了。

从心理学和控制论的角度来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阴暗面，在适当的外部环境下，会占据主导地位，使理智被本能冲破而失控，这与阴阳的动转是同样的道理。人有时候（在某种环境或状态下）是不能自主的，而是纯粹凭本能行事或受环境左右。举个不雅的例子：在两性最高潮的时候，有几个清醒的君子？而是否或者如何渐进这种状态，却是有迹可循的。

许多年前，我在思考宇宙的行为和人体的行为之间相似之处时，曾经有一个永难解决的疑问。这个疑问如同牛顿的第一推动问题那样，深深地困扰和迷惑了我。当然现在对电脑和太极阴阳理论的思考，使我似乎可以弄清答案了。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层：

一、人体的各种语言、行为和动作是受什么控制的？答案是大脑的神经中枢。那么接下去问：大脑的行为又是受什么控制的？从现在对比电脑来看，是受一套二进制的程序控制的。大脑的神经结构和通路好比电脑的硬件或集成电路系统，在其中放入软件并单击开始按钮，电脑就启动了。先读出三大板块中的引导程序Boot Record，然后由它加载系统配置文件Config.sys，最后是自动批处理文件Autoexe.Bat，于是操作系统就能正常工作了。至于其他程序，是外面输进去的。

人脑同样有一套程序，这套程序就是氨基酸密码。电脑的活动是由人去设计并启动的，那么人脑又是谁设计并启动的？是祖先的遗传。祖先的头脑又是谁设计和启动的？是动物从原始低级进化来的。那么最原始低级的生命的大脑又是谁设计和启动的呢？这样一直地追问下去，只有自然界的物质环境。因此我们只能认为：生命程序的设置和启动，最初是由自然环境引发的。因为在生命产生之前，只有宇宙自然物质的存在。而且，生命无论是物质基础（硬件）还是其中的信息资料（程序），都来源于自然界，并且随着自然的发展而同步发展。

既然是以自然界的物质系统为模板设计的，必然隐含着自然界物质系统的内在机制和规律，这是合情合理、不容置疑的。经过无数次的修改，现在人脑内的程序已经庞大得如同天文数字。由宇宙的进化论可以知道，自然宇宙也是有个过程的，宇宙是从无中生有的。这个过程也是严格地受一组程序（物质定律）控制的。那么最初启动宇宙按钮的又是谁呢？下面是我找到的答案，俗话叫宿命论。

实际上，当这个宇宙程序的按钮启动时，整个宇宙中的任何一个原子甚至夸克子该怎么运动都已经确定了——它在什么时间要经过什么历史，决不可以乱来。

启动以后的情况已经知道了，剩下的就是由谁来启动这个问题，这就归结到第一推动问题，也就是上面一个问题的第二层。牛顿认为，只能是上帝。中国的祖宗则认为，这一套程序在上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易经》和《道德经》都这么认为。

假如撇开启动问题，启动以后的事情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只不过是按照程序规定在运动而已。纯粹是一种受控制的运动过程。人体最终是受自然环境的控制的。因为人受DNA控制，DNA受自然的控制——而且这种自然环境的控制一代一代叠加到DNA中，所以人的DNA中存着他历代祖先甚至追溯到生命起源时的所有信息！而且这个信息库中的数据时时在修改和扩充，相当于电脑数据库的更新。因为人时刻都在自然中，自然时刻都在变化并影响着人。老祖宗的“天人感应”思想实在是很深刻很正确的。

我认为，全世界的精英们都应该联合起来关心人类的前途，地球的前途，为人类的生存和拓展而努力，而不应该在人类的自我争斗中消耗太多的精力。他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因为他们受着社会和人们的尊重，应该回报社会和人们。这也是为了自己生命的理想、意义的实现。

 我没有学过高等专业，但我凭着对祖宗文化的理解，以及对生活，对人和社会的热爱，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是注定会这么做的。努力在自然科学中做出成绩，在社会科学中做出贡献，应该是每个有理想有济世精神的人终生不懈的追求。有什么理由可以自暴自弃，虚度此生呢？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能善其身，而又有济世的雄心，自然能善天下。身体发肤，皆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能爱自己，而又有渡人的慈悲心，自然能爱众生人类。在结束太极人生问题论述的最后，我想说说金钱、声名、亲情的关系：

人首先是追求金钱，这是为了生存的需要；金钱足够了以后，它开始向往声名，因为

这是对社会证明自己价值、被社会认可的需要；

金钱和声名都满足和厌倦以后，才想到亲情的重要；因为这是安慰他心灵深处孤独寂寞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