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总 论·《易经》与中国历史
4月29日，《钱江晚报》登载了一篇文章：
四川成都外国语学校一位高三的女生，叫刘亦婷，刚满18岁。她曾演过《苍天在上》中黄江北的女儿，很有表演天赋和口才。体育成绩很好，学习成绩更优秀，考托福得了640分（满分677分）。前不久，她接到美国四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学校提供全额奖学金。但是她选择了哈佛大学经济系，并发誓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哈佛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是全世界第一流的，那里出来的毕业生保底工资是十万元每年。她写给哈佛大学的两篇作文中，其中一篇是谈论“在古代遥遥领先的中国科技为什么到了明清以后却大大地落后于世界”？我平时从来不去理会多如牛毛而却俗气无聊的明星，但是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却深深地让人感动和敬佩，有谁会在象她这样小小的年纪就去关心这样的问题？尤其在现在这种年代。如果都能像她这样，中华民族就大大有希望了。这就是我补写这一节的原因。
这件事给我三个很深的感想：
1、前不久张导演把偶然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做了一回女主角的小女孩魏某拉到全国各大城市巡回展览，为他的电影大做广告。而魏某期中考试数学成绩仅得27分，据说是魏自己做起了明星梦。从照片和报道的资料看，刘亦婷无论在姿色、表演天赋、文化程度、智力各方面都要比魏某高出几个等级，《苍天在上》也不会比《一个都不能少》轰动性小。我想魏某的那个27分首先与她自己的父母有关系，但是主要还是与张导演有关系，说魏某自己想做明星纯粹是瞎扯。小孩子是没有什么自知之明和成熟的观念的，当然要由大人把持。小姑娘的父母没有文化和头脑，不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这可以原谅。难以原谅的是张导演，为了自己电影的宣传而不顾小姑娘的学业，正如中国现在很多的无聊文人那样。我自己错过学业的机会，所以特别对失学的事敏感。
2、凭刘亦婷的天赋素质、姿色和条件，报考电影学院也合情合理。要知道现在许多明星的身价都是几百上千万，拍个广告也能拿上百万。但是刘亦婷却未因此而耽误学业去做明星梦，反而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并为了报效祖国而选择一般女孩子不喜欢的、枯燥乏味而又艰深的的经济学。
3、中国的希望在于刘亦婷们，而决不会在于张导演和魏某某之辈。一个文化素质低劣的民族是不可想象前途的。我曾为此写了一首小诗：
巴山蜀水天府地，刘家有女质清奇。
喧嚣红尘全不染，而为报国志向西。
此去漫漫求学路，天涯游子自珍惜。
修得匡民济世才，他年归来谋国计。
我虽然也常常忧虑国家社会之事，但是由于时运的差错，竟未能入高等学府，无能报国，是为终身遗憾。虽然经常舞文弄墨以解郁闷，总不敢拿出来亮相。
中国近代的经济和科技落后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但是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凭借，有时只能凭直觉。
为什么明清以后中国的科技会落后于西方？这在绪论中已经从文化的角度提到了一些，这里从历史的角度再做一些探讨。
首先是由于明清两朝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其次是国内的意识形态引导完全偏向于人文方面而轻视科技的发展，而这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根源很有关系的。这两大原因的罪魁祸首是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观念。
我们知道，先秦诸子百家中各门类的学科都有，包括科技的萌芽。到后来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的观念最讲究秩序，有利于封建统治，很符合他们的胃口。而儒家文化纯粹是以禁锢的人文思想为基础的，毫无科技的影子。由于国家对儒术的推崇，完全把国民的才智引向了人文。因为政府考核提拔官员的依据是儒家的那一套东西，学好儒家的学问可以当官，光宗耀祖。
另一方面，直到清朝，统治者的脑子里还是泱泱大国，独一无二的可笑思想。以为只有中国是中心大国，其余周边国家都是蛮夷不化之地，更不知道海洋的那一边还有那么多的异族国度。在唐朝的时候，中国已经与周边国家具有文化和经济往来，但是当时交往的那些国家确实是一些小国家或少数民族，经济和科技上都是彼此彼此，更不能与大唐相比。唐朝“贞观之治”以后，接下去又是“开元盛世”，那时的中国是强大的。所以统治者就放心了。
但是中国那时候只是通过陆路与周边国家交往，这些国家也都俯首称臣。即使偶然有不驯服的，送个公主过去也就搞定了，乖乖地在中原女子的石榴群下做起了大唐驸马爷，年年向岳丈大人进贡，岁岁来天朝拜年。他们不知道，隔着海洋还有不寻常的同类正在蓬勃发展。
元朝成吉思汗的时候，中国的版图很大。东面一直打到高丽（今天的朝鲜），还差点把小日本给打下来了；往西一直打到多瑙河。
十五世纪上半叶，明朝的宦官郑和七次组织大型船队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的东海岸和黑海沿岸。他所率领的船队规模庞大，有两万七千多人，62只船，其中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明朝中期，倭寇沿海骚乱，被戚继光打得大败，可见这时候的日本比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也是闭关自守的封建落后国家，一直由德川幕府统治着。直到十九世纪被外国炮舰打开大门，并由此导致了明治维新，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摆脱了沦为殖民地国家的危机，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独立的国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与中国拉开了距离，因为日本的民治维新很幸运地成功了。中国虽然也进行了“戊戌变法维新”，但是被慈禧太后扼杀在摇篮里，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很好的追赶世界的机会。本来咸丰帝早已看出慈禧的野心，他在热河病死时，已经在遗诏中明确规定不许慈禧干预政治，并且专门设立了军机处，由八个大臣掌管国家大事。偏偏被慈禧的老相好鬼子六横插一杠，夺了政权。这是近代史与中国开的第一个大玩笑。
明朝后期，由于政府的腐败，宦官专权，发生了李自成农民起义，把原本就腐朽的明朝推翻了。但是李自成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由于思想和眼光的局限性，没有能够形成巩固的政权、完整的政治机构和体系。而是暴露出草寇的劣性，进京以后毫无纪律，大肆抢掠享乐。好像只是为了发泄对明朝的不满，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政权。
百姓送走了昏君，又迎来了暴徒。
在这一点上，汉高祖刘邦就要聪明得多。他比项羽先入咸阳，但却秋毫无犯，查封府库，退出城外驻扎。因为他手下有好几位高级智囊人物（比如陈平、张良、萧何等）在帮他出某策划，他本人虽然无赖出身，却愿意虚心接受意见。 而当时实力比他大好几倍的项羽，入咸阳后就“火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绝。最终也烧掉了自己。
李自成手下本来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后来由于错杀李岩，更加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并且以很不明智的态度对待手握重兵的明朝封疆大吏吴三桂，逼得他借口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霸占而引清兵入关来对付李自成，说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结果李自成大顺皇帝的板凳还没有坐热，就被赶出了北京。
这一段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也是近代史与中国开的第二个巨大的玩笑。郭沫若曾经专门为这段历史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甲申三百年祭》，以作为新中国的借鉴。
实际上清兵早就对中原虎视眈眈，苦于找不到很好的机会和借口，多尔衮正好借此机会大举入侵中原。面对大好的江山美人，他赖着再也不肯走。真是“请客容易送客难”，吴三桂等于是引狼入室，成了历史的千古罪人。于是开始了清朝267年的统治，直到1840年被外国炮舰打开大门。如果中国没有这三百年的耽搁，还真不一定会落后于世界。当时，如果仅仅从陆路周边国家来考虑，中国到清朝中期还是很强大的。
清朝的前几代皇帝可以说还是励精图治的，但是再治也是个穷途末路、病入膏肓的封建国家。康熙和乾隆皇帝的时候，中国的版图仍然非常大，现在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很多地方都是中国的，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是这大约是回光反照了。而此时的欧美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科技和生产力都得到了大发展。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大局已定，清朝挨列强的打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到清朝中末期，政府已经腐败不堪，内乱不断，外患频繁。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也出现过象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这样的名臣，搞洋务运动，想力挽狂澜，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清政权，这仍然是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在作怪。假如这时候这些人起来推翻清朝，那应该是一呼百应、易如反掌的事，何况这些人还都是汉人。当然，清朝对这些人也有些提防，说是“汉人不可假以大兵权”。曾国藩还为了表明自己没有野心，一再向慈禧表示忠诚，并带兵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且“屡败屡战”，鞠躬尽瘁。我们对比一下中国和日本：
日本：1853年美国舰队打开日本大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
中国：1840年英国炮舰打开中国大门，1895年发生戊戌变法，失败。
两国从国门被打开到发生变法，时间基本上差不多。在国门被打开之前的几百年，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比日本要先进。不同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因而没有沦为殖民地；中国的维新变法失败了，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那么为什么日本的维新会成功，中国却会失败？因为中国那时是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对政权的稳定之事特别敏感，生怕被赶回老家，因而特别顽固保守。而且清朝是“马上得天下”，崇尚武力，不相信科学文化。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僧格林沁作为中国外交谈判的代表，竟然在谈判桌边逞匹夫之勇，用蒙古摔跤的方法把法国谈判使节巴夏礼扔进了水池。看这个电影时我还是个初中生，当时还非常敬佩他的勇敢举动，认为是大快人心的事。实际上，这正是给了侵略者很好的借口，好比日本想侵略中国而故意挑衅。
从1840年以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这一百多年时间里，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直是战争不断，民不聊生。这一个时期经济和科技上落下的差距最大。这中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是1914——1918年，第二次是1939——1945年。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由此奠定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美国仍然是发战争财，后来狂妄的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也拖入了战争。不过两次大战的战火都没有燃烧到美国本土。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最大的侵略目标是中国。日本与中国差不多时间被打开国门，差不多时间变法维新，为什么这时候日本竟然有能力侵略中国了呢？
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这70年时间内，中国大大地落后于世界了。这一时期日本有很好的环境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科技和生产力，而中国正饱受列强的凌辱，又加上军阀混战，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这一个时期中国一些有头脑的精英人物都东渡日本寻求强国救民的真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产生了两个强大的国家：西方资本主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东方的社会主义苏维埃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四年内战，诞生了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一时期中国在经济科技上更多是向苏联学习。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了中国的敌人，而且在经济和科技上对新生的中国实行封锁，在政治上与社会主义进行冷战对抗。
新中国成立后，按理说应开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和科技。但是新中国国际上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台湾国民党又在美国的操纵下蠢蠢欲动，使中国领导人很大一部分的精力放在如何巩固国家政权上面，经常要搞一些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等，搞得中国草木皆兵。另一方面，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帝王影子和儒家人文思想，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建设在一开始就没有向健康的的轨道上发展。新中国领导在很多方面不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为地制造一些不切实际的动作，比如人民公社、大跃进等。更严重的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一些科技人才，法律制度全部被打乱，原因全在于封建帝王意识在作怪。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也许是为了扫清“保守派”人物，以实行他那种浪漫激进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太爱他的人民了。第二也许是为了保住他那并不十分稳固的位置吧，因为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日益显示出文化素质的重要。而刘少奇、周恩来这些有较高文化的甚至喝过洋墨水的人明显在这方面占了优势。林彪江青一伙借文化大革命搞阴谋诡计，无非也是为了那个诱人的位置。
从1912年武昌起义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于次年建立中华民国后，中国一直没有停止过上演复辟的闹剧。1916袁世凯复辟，过了83天皇帝瘾；1917年张勋复辟，闹了12天；1932年，由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溥义建立伪满洲国，成了日本掠夺中国的招牌。中国人已经讨厌了皇帝，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有人想当皇帝，可见这封建帝王的位置是多么的有魅力。直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重整朝纲，从千头万绪中整理出方向，然后又把政权过渡到第三代领导集体。中国才算真正走上了全新的发展和开放的时期。毛泽东先后确定了三个接班人，都没能把政权很好地过渡，临死还紧紧地握着权杖，弄得周恩来整天提心吊胆，终于先一步离开。
毛泽东逝世后，果然天下大乱。所幸的是四人帮没有得逞，否则真不知道中国将会是如何一个结局。后宫干政，历来没有什么好事。
事实证明，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做得还是相当出色的，可以说是无师自通地学会了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每一步都要自己摸索，没有什么模式和经验可以参照。对于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中国循序渐进的改革步骤，比俄罗斯全盘私有化的休克疗法要高明得多，儒家中庸思想在这里的关键时刻立了大功。
89年学潮的时候，我中学刚毕业。当时也很反感政府镇压学生的举动，因为我自己也是个思想激进的人。现在想来，让学生胡闹下去也不是回事，恐怕会象红卫兵那样只会到处砸烂，不会建设。
还是邓小平的那句话有道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
几百年来中国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发展生产力，而且80年代初期在农村实行的土地联产承包改革也是很成功的：粮食连年丰收，仓库都堆不下，公路边建了很多露天粮仓。同样这些土地，人民公社的时候，如果遇到灾害，往往要饿死很多人。现在人口增加，粮食反而吃不完，只能说明是土地机制不对头，人们没有积极性。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困扰了中国几十年。
80年代中后期，在土地改革成功的鼓舞下，以粮食丰收为基础，逐步推行了城市经济改革。这一个时期，正是中国经济上的“乱世”。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在一个时期内实行双轨并存的制度。于是“官倒”横行，批文换钱，权力不用过期作废，老百姓瞪着眼干着急。财富的贫富分化也就在这个时期打下了基础，89学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开始的口号也是“反对官倒”，后来西方国家插手此事，就完全变调了。实际上在这么大的国家，进行这么深刻的变革，一定的时期出现一些腐败倾向是在所难免的。邓小平的铁腕在这个时期起了很好的作用，省部级大员也毙了好几个。学潮风波过去以后，92年小平南巡，发表了措辞更加激进的谈话，进一步推动了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那时候我和弟弟都在深圳打工，经常有机会在一起。有一次我对他说，中国今后将会向资本主义发展，财富和阶层的分化都在这一个时期开始形成。我虽然看到了这种明显的趋势，但是没有权利关系和资本基础，也无可奈何。不过我想，打工已经不是办法，决定回内地另图良策。
邓小平定下蓝图后，从92年以后到现在，政府的改革基本上是对经济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配套的调整和适应，比如法制建设，由经济变化引起的相关各种现象的控制和管理等。政治体制也在逐步地调整，而社会文化观念早已经潜在地转化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个人混得并不好，可以说是很不得志。但是客观公正地说，大家生活比以前好了，国家强大了，国际上的地位提高了，就应该认为这个国家和政府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也有希望的。以前的中国是“弱国无外交”，现在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回想以前“巴黎和会”上的所受的屈辱，如今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中国本世纪最可恨的一个人是慈禧太后，最伟大的是邓小平。再不改革开放，中国将成为地球上的另类了。
可以这么说，中国在十五世纪初期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并没有多少落后于西方（稍后我们可以转过头去看看这时欧美处在什么水平）。中国真正落下来的是三步：
第一、十五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同时落后于欧美一大步。这期间欧美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并发展，自然科学已经初步形成体系。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在18世纪，也就是说，在制度上，东方落后了100年。在科学上，西方已经从伽利略时代过渡到牛顿时代。东方的中国和日本还处在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中挣扎。中国的满清王朝为了巩固统治，甚至还在大兴文字狱。
第二、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赶超欧美，而中国却落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火坑中，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里落下了70年。
第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至少倒退了十年，也就是拉下了20年。累计一下，中国比欧美整整落下了将近200年时间。我们还知道，科技的发展是有一个加速度的。文革中落下的20年，也许相当于明治维新时代的100年。明治维新时候落下的70年，也许相当于文艺复兴时期的400年。
让我们再看看，分别先后打开中国和日本国门的英国和美国到底是何方神圣？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呢？
大约14世纪，首先是意大利，然后是欧洲其他国家，陆续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15世纪后半叶，中国明朝的中后期，中国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大约晚于西欧100年，差距并不大。因为封建时代的100年是不会有多少变化的，何况那时候封建的中国比较发达。
郑和下西洋是在15世纪上半叶，比哥伦布还早，哥伦布开辟新航路是在15世纪末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写了《马可·波罗游记》，在书中描述了东方特别是中国是如何的富裕繁华，黄金遍地，美女如云。于是西欧的国王、贵族、商人冒险家们纷纷想到东方来掠夺财富。我想，这个马可波罗是故意把东方说得如此繁华，引诱西欧人到东方来掠夺。殖民掠夺使东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说东方经济和科技上落后于欧洲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这一时期英美情况又是如何呢？
英国在新航路开辟以后，利用处在大西洋航路中心的地位，通过贸易和殖民掠夺迅速地成长起来。大约在200年以后的17世纪，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这比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要早一个世纪。到了18世纪，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而且此后发生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完成。英国在社会经济制度和科技上都领先于世界，英国正是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后才到东方来开拓他的新殖民地的。18世纪欧洲和北美相继发生了资本主义革命，这时他们已经有了机动船和洋枪洋炮，而中国这时候还处在大清道光年间。1840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这以后的历史就人尽皆知了。那么美国又是如何呢？
18世纪末，美国经过独立战争，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然后又经过19世纪中期的南北统一战争，代表资本主义新生力量的北方取得胜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确立了资本主义发展，紧接着侵略日本。
也就是说，英国侵略中国要比美国侵略日本早十几年。中国已经被英国抢先染指了，美国只好去侵略日本。这时的中国和日本，是“同为东方受侵略国”。
以上谈的是社会经济制度和科技工业方面，东方的中国如何会落后于欧美。在科技上，一般来说是一步落后，则步步落后的。因为一种新科技的发明应用，会连锁地带动其它科技的创新发展，好比核子的链式反应。比如我发明了电脑而你没有，那么我可以把电脑作为一种高效的先进工具应用到其他新的发明研究工作中去，促成新发明成果的产生。在经济上，一般的规律是穷则更穷，富则更富，这是经济学中的马太效应。因为当有机会赚钱时，富人有资本去做，穷人没有。而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交易中，由于资本比穷人雄厚，所以总是占便宜。
比如说电脑确实很有用，我们想发展电脑产业，但是不会做主板，只好向人家购买，在价格上就只能任人宰割。当你也做出来电脑主板时，人家早已经赚够了钱，可以在与你的竞争中大降价，你却要赔本。
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比较一下。根据历史的记载和考证，北美的印第安人是从中国漂流过去的。殷朝末年，武王伐纣，殷朝有一个大将带领十几万兵马屯驻在山东。当他得知殷商已经灭亡时，无法再回朝歌，就带领当地男女老幼，乘竹筏下海漂流。因为那时候是奴隶制度，战俘的命运是非常可怕的。一般是沦为奴隶，甚至有可能被整批杀害。所以就冒险漂流，兴许还有条生路。他们到达今天的北美，就是印第安人的祖先。也就是说，距今3000年前中国人已经从大海漂流到了北美洲！比哥伦布航海早了2500年！
另一个相似的说法是：日本人也是由中国漂流过去的。故事发生在秦始皇时期，秦始皇是相信道术的（所以他“焚书坑儒”）。为了长生不老，他专门养了一批道士在宫中为他炼丹。其中有一名道士叫徐福，大约是现在江苏北部灌云县人。西游记中描写的孙悟空居住的“花果山水帘洞”，就在现在的江苏连云港。我们平常经常听说的“蓬莱仙境”，则在山东青岛那边，那个想学穿墙功夫的崂山道士就是在那里学的。科学家说“海市蜃楼”是海面上水蒸气对光的折射产生的结果。按照这种说法，产生折射的原像应该是日本，难怪中国古人都相信东海中有仙境。那时候中国人认为世界上有五大洲，在《西游记》中有描述。东面的叫“东胜神州”，这大概是按五行思想主观推论的结果。
服长生不老丹这本来是骗人的把戏，是道士们为了谋求荣华富贵，专门编造出来哄皇帝老子的，他们自己也知道迟早有一天会露馅。再说那仙丹是由铅汞制成，服用时间长了难免要中毒。秦始皇后来就中了毒，徐福一看苗头不对，就想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准备开溜。于是，他装作忠心耿耿地对秦始皇说：东海蓬莱山上有长生不老药，为了陛下的龙体万岁，他准备去那儿采药。皇帝当然很高兴，就按照徐福的要求，给他选了500名童男童女，带上粮食谷种下东海漂流。
他们到达了今天的日本，徐福做起了他的孩子王。那一厢秦始皇望穿秋水，终于一命呜呼。这里我有一个猜测：到日本以后，由于童男未解风情，徐福肯定是把所有的女孩子都霸占了，因此现在日本的女人都特别服从和依赖于男人；而那些童男特别的压抑，长大以后就对男女之事特别的嗜好，所以日本的性文化特别发达，日本兵侵华也露出禽兽的本性来。
正规的史学家可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他们可能认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那是日本的阿部仲麻侣和中国唐朝的鉴真和尚等人的功绩，实际上那已经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漂流过去的500个人繁殖50代以后，早已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日本文化中的很多方面，都有深深的汉文化的印记，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日本的文字很大一部分是汉字。
如果以上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中国是美国和日本的祖宗。日本人侵略中国，我们可以到徐福哪里去告他们忤逆罪，说他们儿子打老子。美国人老是要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为难，我们也可以请周公评评理。
这两年，中国很多民间文化团体出国访问演出，在国外大受欢迎，这本是应该的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因为他有《易经》这样的天书为指导。只不过100多年来连生计都顾不过来，没有时间走出国门罢了。现在有机会也有条件了，把老祖宗的宝贝抖出来去赚取外汇，自然是大大的好事，与那些花国家外汇去买港台垃圾片的人天差地别。让老外既开眼界又心甘情愿的掏钱，也可以换回被他们从科技方面掏去的钱，达到贸易平衡。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在法国举办了99巴黎中国文化周，引起了轰动，老外们纷纷惊叹中国文化节目的博大精彩。我在新闻联播中看到舞台上的几个镜头，那种表演和气质，对中国来说那并不算是最精彩的，只能说是中上水平。真正精彩的高水平节目他们还没有看到。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自然跳出一个积蓄已久的话题：
中国的文化送到国外去，老外反而懂得欢迎和欣赏，但是为什么国内的影视创作会贫乏到花大把的钱去买港台的东西呢？我想世界上有最难看的电视片的话，那肯定是台湾的电视连续剧和日本的动画片，其次是香港的古装片和新加坡的生活片。鲁迅先生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
我看许多无聊的电视台就专门干这种谋财害命的勾当：浪费大量的国家外汇去买垃圾片，是谋国家之财；让无聊的电视浪费观众的时间，是为害命。试想，那台湾和日本的文化，无非是从祖国文化宝库中捡了一些残羹剩饭。放着自己家的山珍海味不吃，偏要去喝人家的酸菜汤，那是什么德性。香港更是文化沙漠，还想到他那里解渴？这到底是作者的无聊还是观众的贫乏？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落伍于时代了，总之，有时候想看看电视消遣一下，可是左选一个台是台湾连续剧，右选一个台是日本动画片，再选一个台又是香港刘德华、张学友那俗不可耐的面孔、千篇一律的表情、动作和台词。乡下又只能收到三四个台，有时气得真想砸电视机。
所以我给自己规定：晚上7点钟之前不下书房来看电视，7电准时开机，7点半关机上楼。我可以不吹牛地说：只要是以上四类连续剧出现在屏幕上，三秒钟之内我可以判断出它是属于那一类，是否琼瑶牌的；看三分钟后可以大致确定本集的内容，准确率不低于八成；看完三集以后，可以描述出他下面三十集的情节梗概。因为他们的片子是属于流水线上装配出来的室内组装货，比标准件还标准。
比如说台湾片：第一、言行都夸张到有点神经质的地步；第二、特别爱吵架，一集电视总有大半集非哭即骂疯疯癫癫；第三、情节内容离不开家庭纠葛和矛盾，或者老太爷老太太对晚辈的无理干涉；第四、场景以室内为主，是一种准话剧；第五、化妆色彩仅比京剧略淡，是准脸谱，很好辨认，而且台湾没有几班人马可以轮换；第六、总体上高度程式化，差不多等于卡通片——实际上看好的动画片反而更舒服一些。
科技上的落后是由于天意的种种原因，纯属无奈。文化本来应该是中国的强项，但愿千万别再落后了。自己手里捧着一个冬瓜，看到别人手里的西瓜好吃，也不必就丢了冬瓜去。
中国的文化体系，本是源于自然，充满自然科学的精神。但是后来竟然彻底偏离了科学的轨道，这有它深刻复杂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春秋战国五百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这一个时期一般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前700——前200年），比欧洲的文艺复兴（14—16世纪）大约早2000年！比欧洲进入封建社会也要早1000年！西欧是在4世纪末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才逐步进入封建社会的。
西欧进入封建社会后，文化低落，教会垄断教育，要求人们在现实中禁欲忍耐，去追求死后的天堂。这种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长期统治者人们的思想，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产生了根本的冲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文艺复兴。
欧洲的文艺复兴，把人们从封建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走向科学。中国的文艺复兴，本来比西方的内容更博大深刻，而且纯粹是自然科学为主的无神论。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被封建统治阶级用单一的儒家思想取代了，把人们从科学的萌芽状态引向人文思想的框架。这是导致东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巨大差异的历史原因，从此两家分道扬镳：东方从自然转向人文，西方从人文转向自然。我们发现，这里的历史背景和契机根本不同，也许正是两仪的转动吧。
中国的文艺复兴，是在奴隶社会后封建社会初。封建势力在形成之初自然是强大的，因而百家争鸣的各家思想流派被封建统治阶级按照他的价值标准加以取舍。所以既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有董仲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后，以讲究人伦秩序为主的儒家思想被当选，成了几千年统治中国意识形态的主角。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反封建斗争，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接受。也就是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从奴隶社会出来，被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选择的；西欧的文艺复兴，是从封建社会出来，被新兴的资产阶级选择的。一句话：中国的文艺复兴来得太早了，不是时机。就像一只出壳太早的小鸡，夭折了。农村里称这样的小鸡是“壳里老”，就是太老气了。
由于这个关键转折方向的差异导致了一个结果，也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另一个原因：由于中国儒家观念的根深蒂固，因而迟迟不能从封建桎梏下解脱出来。人们行为和思想上受着封建制度和儒家观念的双重压迫，最终只有被西方的科学来攻破。这大概也是易道的一种运作，太极生出两仪后，两仪经过消长，最终会冲突而融合。欧洲从封建制度建立到资本主义萌芽，只经历了800年时间。从封建制度到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也不过1200年。而中国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萌芽，整整经历了2000年时间，与欧洲相差800年！是个难产的怪胎，最后只有忍痛破腹产了。如果从中国封建社会年代减去这800年，中国是处在西夏末期，向金过渡的时期。
到中国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统治，西方资本主义已经经过了150年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大约是230年。中国结束封建社会才不到90年时间，而且中国结束封建社会后，没有很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大约过了40年，直到新中国成立。
然后是经过15年的计划经济，10年的文革，3年的拨乱反正，20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将近90年的时间里，只有最后的20年时间是真正努力搞经济建设而且卓有成效的。
沉淀在大脑遗传密码中的灿烂的祖宗智慧是不会磨灭的，一旦爆发出来，更显示出他的非凡生命力。这20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好比一个天赋本来就好的学生，偶然打瞌睡拉下了功课。当他醒来后奋起直追，定然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的。
中国文化的科学内涵，其实处处可以见到。这种内涵，有很浓厚的数理特征。在数字中0——9十个基数，都被有机地巧妙地融进文化的特定内涵中。我们来看：1是太极，2是两仪，3是天地人三才，4是春夏秋冬四时，5是木火土金水五行，6是六画，8是八卦，9是九州。0是最尊贵博大的无极。唯有7似乎较少用，它是星期数，可能是依据北斗七星或者28宿分四隅之意。这套东西本来是既合数学，又合乎天文物理的，但遗憾的是竟没有发展成现代科学体系。西方呢？1就1，2就是2，没有其他的内容。
孔子最大的错误是从《易经》中得出一个“天尊地卑”的的观念。由此开始推论，自然会得出“三纲五常”的那一套。他的这种观念，隐含的前提条件就是：阳尊阴卑。因为天为阳地为阴。实际上这是没有道理的。明朝戏剧家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一书中，论及房中术时，以天地关系做比喻，很有道理。他说：“阴阳不可相无，犹天地之不可使半也。天苟去地，非止无地，亦并无天。”天地阴阳本来是平等的，只是性能分工不同而已。
如果回过头来看一下社会形态的变迁：原始社会是一种共产式的社会，那时不存在什么科学文化；奴隶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奴隶作为一种私人财产属于奴隶主所有，那时的文化是贵族文化；到了封建社会，平民百姓人身上有了自由，但是经济上还是受制于封建领主，也就是必须向封建主交税。这个时期平民也逐渐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有文化就有了头脑。因此有头脑有本事的那些人就要起来造反。
封建统治者为此想出了两个办法：
1、对普通老百姓，灌输“三纲五常”思想来麻痹他们，使他们自觉地承认皇帝是“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从而服服帖帖地接受统治。
2、对有头脑有本事有造反倾向的、不相信王侯将相有种的那些人，则采取一种提拔和笼络政策，即开科取士，把他们也拉到统治阶级中去。
但是这种封建科举制度有种种的弊端。首先是录取率非常低，考中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所以象范进中举发疯这样的事也不少见。当然一考上就是鲤鱼跳龙门，可以做官的——也就是变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了。这样就给了老百姓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安慰。更为要命的是，考试的内容也是地地道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按统治阶级的规范要求迎合他们的。而且只考八股文章，不考理科。好比现在只考语文政治，不考数理化。这是对社会民众的最大误导，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直到清末民初。才开始有自然科学的课程，这门课叫“格致”，意思是“格物致知”——对事物分类研究，以达到了解它的目的。